擱一千年前，我們的足球水平領先世界，甩世界各大俱樂部幾條長安街都不止。世界盃、歐洲冠軍聯賽、歐洲盃、所有聯賽一齊在大宋朝舉行，獎盃統統收入囊中，獎盃直拿到你手發軟。
説到大宋的足球圈子，勢必得講到當時的足球先生——高俅！在名著《水滸傳》第二章中，高俅就閃亮登場了。在書中，高俅是開封城中的一個破落户子弟，今天的話就是一個混社會的蠱惑仔，説好聽點就是社會閒散人員。是得志便猖狂的小人，十惡不赦的奸臣。
然而，歷史上的高俅真是如此嗎？
首先，高俅不是市井小民，也不是什麼流氓無賴，更不曾將林沖逼上梁山。
高俅，歷史上實有其人，他最早是蘇軾的書僮。他不但聰明靈俐，而且寫的一手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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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宗在位期間，在變法派與守舊派的排擠下，兩頭受氣的蘇軾被下放到地方任職。蘇軾將侍姬這些全部發遣，卻單單放心不下高俅，準備將他託付給同年曾布，哪知道曾布為避瓜田李下之嫌，婉言拒絕。蘇軾無奈，轉而將高俅推薦給了好友王詵。
蘇軾被貶出京，精人情世故的高俅留在王府，很快又成了王詵的親隨。
王詵是神宗妹夫，在《水滸傳》中卻成了徽宗皇帝妹夫，整整差了一輩。宋室待外戚如同防賊，王詵只好每日詩酒自娛。因為其書法、詞作、畫作藝術成就頗高，一來二去，與同樣坐冷板凳的端王趙佶臭味相投，成了藝術上的知己。
一天，趙佶、王詵二人一起等待上朝，趙佶向王詵借箅子修理鬢角。王詵的箅子刀製作精美，趙佶很喜歡。恰好王詵還有一把一模一樣的，退朝回來就打發高俅去給趙佶送去。高俅到了端王府第，趙佶正在和一幫人踢球。趙佶雖然喜歡踢球，但只是個區縣隊的水平，見高俅在一邊表現的不屑一顧，於是邀請他下場一起玩。
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沒有，高俅一下場，“這氣毬一似鰾粘粘在身上的”，其他人全成了打醬油的。高俅露了這一手，立即技驚四座。趙佶為其球技折服，於是派人告訴王詵，箅子收到了，送箅子的人也一併收下，不謝！
就這樣，高俅又成了趙佶的身邊人。如果説高俅當年隨在蘇軾身邊做書僮，只能説他是在縣級市的地方球隊混的話，那麼進入王詵府第他就等於因球技高超被選送到了省隊。經過多年培養與提高，他入選了國家隊，並榮幸地戴上了隊長的袖標。俱樂部老闆當然是端王趙佶了。
來的早、不如來的巧，歷史證明高俅是個福將。到端王府時間才月餘，喜從天降：哲宗皇帝因為滑精不止，年紀輕輕就龍遊大海。趙佶是神宗第十一子，本來一心想做個太平王爺的，哪知天降大任於斯人，因緣巧合之下，成了哲宗接班人，史稱徽宗。
趙佶即位為君後，每天見到的全是些陌生面孔，下朝後再看高俅這些親隨，自然會覺得特別親切。有心提拔高俅，但王朝選拔任命官員有一套制度，並不能由着他的性子胡來(《水滸》中寫的完全是小説家言)。文官都需要進士出身才可以，高俅的文化最多是接受過九年義務教育的水平，屬於一瓶子不滿、半瓶子晃盪那種，偽文化人一個。讓他去考公務員，等於是趕鴨子上架。
此路不通，只好改弦易張去當武官，好在武官對文化素質幾乎沒有什麼要求，不但薪酬高、升職快，最重要的是可操作性強。
在徽宗的安排下，高俅先是下到想西北邊防劉仲武軍中掛職鍛鍊。劉仲武雖是一介武夫，卻精通人情世故，樂得與新君心腹為伍，對他處處照顧。高俅本就為人圓滑，一來二去與劉仲武相處融洽，二人居然成了朋友。
運來如山，就在高俅在基層鍍金時，恰好劉仲武率軍打了幾次勝仗。很快，高俅因軍功得到提拔。此後步步高昇一直做到殿帥，遍歷三衙、掌管禁軍二十年。高俅成了徽宗朝的當紅辣子雞，小夥伴對他踢而優則仕的彪悍人生羨慕妒嫉恨，一樣的僕役隨從，級別、待遇怎麼相差這麼大呢？見有人心懷不滿，徽宗也懶得和這些貨計較，淡然表示，你們也能如高俅那樣踢的一腳好球嗎？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汝曹爭如彼好腳跡邪！)
本來，軍事就是宋政府的短板，高俅並不是什麼軍事家，自然無法對大宋朝的國防建設做出傑出貢獻。但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蹴鞠”一詞，始見於《史記-蘇秦列傳》，戰國時期，蹴鞠這項運動就有了。劉向《別錄》載“蹴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蹴鞠兵勢也，所以講武知有材也。”戰國以來，蹴鞠是軍隊演練的一種，屬於士卒的訓練科目之一。蹴鞠是對抗性很強的體育運動，在有宋一代成了軍隊必修課之一。派蹴鞠高手高俅去軍中推廣蹴鞠運動，徽宗皇帝也算是用其所長。
好在高俅是個千年一遇的複合型人才，除了在宋軍中大力推廣足球運動之外，為迎合徽宗好大喜功的心理，在訓練軍隊時做了許多表面文章。據《東京夢華錄》的記載，每次閲兵，總是以鑼鼓喧天開始，吹吹打打結束。期間花樣百出，徽宗瞧的頻頻點頭，每次都是滿意而歸。
高俅不懂軍事，卻特別留意提拔“潛心武略、久習兵書”的軍事人才。順昌之戰大敗金兀朮的抗金名將劉錡是劉仲武之子，40多歲時仍默默無聞，高俅發現、薦舉了他，劉錡這才從軍中脱穎而出，出現在公眾視野中。
非但如此，高俅更是個知恩圖報的人，發跡之後，念念不忘蘇軾提攜之情。只要有蘇軾的子侄入京，“則給養、問恤甚勤”，與那種刻薄寡恩，過河拆橋之徒截然不同。
高俅與蔡京、童貫等奸佞並非一黨，靖康年間，女真人渡過黃河南侵，宋徽宗禪位給兒子後，連夜逃離了汴梁城南下。因為走的匆忙，只帶了蔡攸(蔡京之子)等幾個親信。高俅聞訊之後，立即與童貫趕往泗州護駕。哪知道，期間和童貫等人發生衝突，童貫與他的勝捷軍護送徽宗繼續南下，將高俅丟在了泗州。
高俅心灰意冷之餘，回到汴梁城，不久病死。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高俅並沒有捲入徽宗、欽宗父子相疑的內訌之中，得以壽終正寢。與蔡京、童貫等人的下場相比，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總的看來，高俅大節無虧，庸人之資卻因緣際會竊據高位，為後人詬病也是情理之事。
高俅在掌握軍政大權時候大肆貪腐，不去琢磨着如何提高宋軍的戰鬥力，反而將軍營改建成私宅，還將禁軍將士當作自家僕役苦力，導致軍政不修、紀律廢馳，戰鬥力下降。當女真軍兵臨汴梁城下時，城中十餘萬禁軍成了中看不中用的擺設，汴梁城防在女真軍的攻擊下易手。二帝北狩，北宋覆亡，高俅確實難辭其咎。
但在北宋末年政治逸豫、腐敗的大氣候下，換什麼人主持軍政，也於事無補，無法挽救宋王朝的覆亡命運。《水滸傳》那樣埋汰高俅，無非是彰顯“亂自上作也”。
或曰：眾口鑠金之下，高俅成了將林沖逼上梁山的罪魁禍首，從此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留下了罵名千載。施耐庵如此處理，其原因早就借宋江之口説出了原因——只反貪官，不反皇帝！
試若高俅這廝活在當下，率領國足衝出亞洲，勇奪世界盃冠軍，任命其掌管足協，相信大家都不會有意見。換個技術型官員去管理，總比外行指手畫腳瞎嗶嗶好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