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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樂於納諫?40歲以後開始怠政 也曾窮兵黷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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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從秦始皇建帝號算起(公元前221年),至清宣統宣佈“退位”止(公元1912年),在這兩千一百多年中,大約有二百多位皇帝,其中天下統一的皇帝約有一百二十多個。在這些諸多皇帝中,昏庸、殘暴、荒淫之君眾多,但也還有為數甚少的傑出明君。唐王朝的唐太宗李世民可算得上是一位有作為的傑出明君,他開創了中國封建歷史上的“貞觀盛世”,史稱盛唐時期。其所以如此,固然原因很多,但作為李世民個人來説,這與他18歲從軍南征北戰的經歷大有關係。他清醒地看到隋朝滅亡,無道暴君煬帝被士兵勒死江都的教訓,看到人民的力量,從而能兼聽納諫。不過,他的納諫又是前後不一的。

唐太宗樂於納諫?40歲以後開始怠政 也曾窮兵黷武

前期,唐太宗希望大臣們“直言鯁議,致天下太平”(參見《貞觀政要·求諫》),而且説到做到。當大臣們奏事時,則和顏靜聽,鼓勵大臣們大膽提出錚諫之言。同宰相們商討國家大事時,允許諫官旁聽,並對直言錚諫者予以獎勵。

在唐太宗認真求諫的鼓勵下,貞觀一朝君臣確曾一度形成了一種直言進諫、納諫之風。民部尚書裴矩佞於隋,也能大膽進諫力爭。司馬光就説:“裴矩佞隋而忠於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為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為忠。”(參見《資治通鑑》)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唐太宗即位不久,在點兵年齡問題上採納了封德彝之諫,將年齡由21歲改為18歲,下了幾次詔敕,魏徵則堅持認為不可,壓發詔敕,唐太宗因此事盛怒,召見魏徵,指責魏徵固執。魏徵回答説:“陛下常説要以誠信治天下,可是自陛下即位以來,才短短几個月,已經有幾次失信於民了,怎能使民相信以誠信治天下呢?”太宗聽了魏徵一席忠言,覺得有理,反而高興地説:“過去我總以為你固執,不悉政事,今天聽了你分析國家大事,甚為中肯。如果號令不信,民不知所從,天下何由而治呢?看來是我錯了。”於是點兵仍依原制,年齡仍限制在年滿21歲的壯丁中,魏徵也因為敢於直諫得到唐太宗獎賞。

貞觀元年(公元626年)十二月的一天,唐太宗對大臣們説:“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讀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反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鑑秦而止。王公以下,宜體朕意。”(參見《資治通鑑》)在這裏唐太宗以史為鑑,將大禹治水與秦始皇修宮殿作比較、分析,同樣是搞“建設”,為什麼人們對大禹沒有意見,對秦始皇卻怨恨得甚至造起反來呢?原因就在於治水是為了人們的利益,修建宮殿是為了個人享受。然後説到自己原打算建造一宮殿,材料都準備好了,鑑於秦始皇的教訓,決定不修了。這時太宗才29歲,頭腦是清醒的,能做到“鑑秦而止”。

貞觀四年(公元630年),太宗似乎把他説的話忘了,下詔徵發勞力修復洛陽的隋代乾元殿,以備巡幸之用。大臣張玄素上疏反對,指出修復乾元殿有“五不可”,並説,如果陛下要這樣做,“恐甚於(隋)煬帝遠矣”(參見《貞觀政要·納諫》)。唐太宗很不自在,召見張玄素問道:“你認為我這樣做還不如隋煬帝,那我比起夏桀、商紂又怎樣呢?”張玄素答道:“如果陛下一定要修復乾元殿,那我看就同歸於亂了。”(參見《貞觀政要·納諫》)唐太宗見張玄素把這件事看得如此重大,經過一番思考後,為之轉念,並感慨地説:“朕沒有認真考慮,以致做出了這個錯誤的決定。”於是下令停止修復乾元殿工程,並表彰了張玄素直言進諫的精神説:“眾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諤諤。”

貞觀二年(公元628年)太宗欲到南山巡幸遊玩,一切準備就緒,結果未去。魏徵問道:“陛下為何不去了?”太宗笑着回答説:“害怕愛卿責怪我,所以不去了。”一次唐太宗得到了一隻鷂,把鷂玩得正高興的時候,魏徵來奏國事,太宗慌忙把鷂藏於懷中,魏徵奏事不停,鷂竟被捂死懷中。這種皇帝怕大臣的事,史屬罕見。

貞觀六年(公元632年)太宗在一次上朝中,為魏徵直言所激怒,罷朝回宮,向皇后説:“魏徵每廷辱我。”我要殺魏徵,深明大體的長孫皇后聽了反而向太宗祝賀説:“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太宗冷靜下來,覺得皇后説得很有道理,轉怒為喜。看來,太宗的納諫和睿智賢達的皇后也大有關係。

貞觀十三年(公元639年)魏徵在《十漸不克終疏》批評唐太宗説:“聽言則遠超於上聖,論事則未逾於中主。”意思説,皇上説起大道理來遠遠超過了歷代最聖明的君主,可是實際行動上並沒有超過一般的君主。魏徵針對太宗“求駿馬於萬里,市珍奇於域外”的行為,而不是憑空而談的。《疏》中又指出:“陛下……雖愛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於心。”意思是,您雖然在口頭上念念不忘人們的疾苦,但是實際上對自己的享樂是最關心的。這種尖刻的批評,氣量不大的人是受不了的,何況是至高無上的皇帝。唐太宗對魏徵的批評並未治罪,反而是“反覆研尋,深覺詞強理直”,並寫在屏風上,朝夕瞻仰,又令“錄付史司”抄給史館載入史冊,給魏徵和直諫的人以獎勵。這種接受批評的水平應是很高的了。

太宗的誠於納諫之舉,確實在封建歷史上少見。從武德九年到貞觀十七年(公元626年到643年)魏徵為鞏固唐王朝江山社稷,光明磊落,嫉惡如仇,犯顏直諫,前後向太宗諫奏二百多條。如:“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居安思危,戒奢以儉”、“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弊”、“任賢受諫”、“任賢無猜,可以興矣”、“薄賦斂輕租税”等等。這些都為唐太宗採納,對唐王朝的鞏固和強盛起到了重要作用。魏徵也受到唐太宗的器重。魏徵言直,常為某一件事和太宗爭得面紅耳赤,弄得太宗難看,下不了台,事後太宗仔細一想,覺得魏徵堅持得對,言雖逆耳,卻是忠言,又感激魏徵的忠誠。為表彰魏徵賜書寫道:“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魏徵接過賜書一看,搖頭説:“謝陛下賜書。不過,臣不願做忠臣。”太宗疑惑地問道:“愛卿此乃何意?”魏徵回答説:“臣不願做忠臣,願做良臣。”太宗仍不解其意,繼而追問道:“這忠、良有何不同?”魏徵説:“做臣子的對人君言聽計從,忠貞不二,乃忠臣也;直言進諫,匡正人君過失,君臣協力者為良臣也。”太宗聽罷連連稱讚,提筆將“忠”字改為“良”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