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李慈銘《越縵堂讀書筆記》“《三國志》”部分有一則札記説：
三國時，魏既屢興大獄，吳孫皓之殘刑以逞，所誅名臣，如賀邵、王蕃、樓玄等尤多。少帝之誅諸葛恪、滕胤，皆逆臣專制，又當別論。惟大帝號稱賢主，而太子和被廢之際，羣臣以直諫受誅者，如吾粲、朱據、張休、屈晃、張純等十數人，被流者顧譚、顧承、姚信等又數人，而陳正、陳象至加族誅，籲，何其酷哉！自是宮闈之釁，未有至此者也。
這便指出了孫權借廢立太子之名，對大臣進行了殘酷的鎮壓：“自是宮闈之釁，未有至此者也”，令人震驚。確實，漢魏之際，不少統治者都曾因立嗣而引起政爭，有的還相當嚴重，如袁紹、劉表和曹操等，其中尤以曹丕、曹植兄弟之爭最為著名，對此學界已多有論述。不過，人們對孫權立嗣問題卻知之甚少，以筆者所見，尚無專文論之。以此之故，本人不揣淺陋，就孫權立嗣以及由此所引發的統治集團的衝突和鬥爭略作考論，不當之處，懇請教正。
一、太子孫登“常有欲讓之心”：一個潛在的政治危機
在古代家天下的歷史狀況下，繼嗣問題往往直接關乎某一王朝的興衰，因此倍受歷代統治者和思想家的重視，早在先秦時期，儒家便根據商、周的歷史教訓，提出了一整套的繼嗣理論，其核心便是嫡長子繼承製，《春秋公羊傳》便説：“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子以母貴，母資子貴。”這主要是為了防止統治者因愛立嗣，從而引發紛爭。一般説來，統治者在嫡子繼承的原則下，應儘可能早的確立繼嗣人選，以避免其他子嗣的非份之想，以及由此引起的諸子爭嗣和羣臣分化。應該説，這一理論在古代社會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但在具體的實踐過程中，儘管歷代統治者雖都明白其中的道理，卻因種種原因做出有違先聖教誨的事，從而引發統治的危機，這其中不乏像唐太宗李世民那樣英明的帝王。孫權的情況也頗為相似，陳壽在《三國志·吳書·孫權傳》末評曰：
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勾踐之奇，英人之傑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然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既臻末年，彌以滋甚。至於讒説殄行，胤嗣廢斃，豈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哉？其後葉陵遲，遂至覆國，未必不由此也。
在同書《妃嬪傳》末陳壽又評曰：
《易》稱“正家而天下定。”《詩》雲：“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誠哉，是言也！遠觀齊桓，近察孫權，皆有識士之明，傑人之志，而嫡庶不分，閨庭錯亂，遺笑古今，殃流後嗣。由是論之，惟以道義為心、平一為主者，然後克免斯累邪！
在這裏，陳壽指出孫權統治後期“嫡庶不分，閨庭錯亂”，以及由此造成的“殃流後嗣”的嚴重危害。驗諸史實，陳壽所論確不為虛。
應該指出，孫權早年是很有作為的割據統治者。在立嗣問題上，當初他也比較清醒。據《三國志·吳書·三嗣主傳》和《吳主五子傳》，孫權共有七個兒子：長子登、次子慮、三子和、四子霸、五子奮、六子休、少子亮。然諸子皆非一母所生，為同父異母兄弟。孫權又長期未正式立後，故諸子無嚴格意義上的嫡庶之別，而只有長幼之分。黃八年級年(221)，孫權為吳王時，即立長子登為王太子，並且很注意對太子的培養，精選師傅和賓友。《孫登傳》便稱“是歲，立登為太子，選置師傅，銓簡秀士，以為賓友”。其中諸葛恪、張休、顧譚和陳表號為“四友”，謝景、範慎、刁玄和羊衟等“皆為賓客，於是東宮號為多士”。從這份名單看，東宮僚屬皆為孫吳僑、舊士族第二代人物中的精英之士;孫權又先後以名儒程秉和徵崇為師傅[1]，又一度令江東世族代表陸遜“領宮輔留事”，輔佐孫登。在他們的薰陶下，孫登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為人之表現與從政之態度頗具儒者氣質。根據大量事實，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説，孫登是一位極佳的繼嗣人選。陳壽在其傳末便評曰：“孫登居心所存，足為茂德之美。”宋人葉適也指出：“孫登德兼於能，知人則哲，深達治要，臨歿一疏，不論三代以前、三代以後，世子藩王之賢，少有及者，同時曹子桓、子建，何足道哉！”[2]驗之史實，這些評價皆恰如其份，並非譽美。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孫登並未能登大位，赤烏四年(241)年僅33歲的孫登病卒，這對孫吳政權來説，是一個無法彌補的損失。
不過，仔細檢索史實，我們似乎又覺得孫登之早死，對他個人來説也許是一件幸事。因為有跡象表明，孫登死前，其繼嗣地位已不太穩固。《三國志》本傳注引《吳書》載：“弟和有寵於權，登親敬，待之如兄，常有欲讓之心。”《孫和傳》則載和“少以母王氏有寵見愛”，注引《吳書》則説：“和少岐嶷有智意，故權尤愛幸，常在左右，衣服禮秩雕玩珍異之賜，諸子莫得比焉。”權之愛和顯然有過於登，故登死前上疏便明確表示：“皇子和仁孝聰哲，德行清茂，宜早建置，以系民望。”[3]初見這幾條記載着實令人驚訝：如果孫登不死，他很有可能被廢黜。難怪葉適不無憂慮地説：“孫權暮年，驕惰猜險，禍成骨肉，登亦幸早死，未知父子之愛竟能始終否。”[4]確實，如果不是感覺到了嚴重的危機，孫登是絕對不會“常有欲讓之心”的。這也就是説，孫權寵愛次子孫和，並有意以之代替孫登。
何以如此？究其根源，一個重要的原因恐怕在於孫權“嫡庶不分，閨庭錯亂”。根據儒家“子以母貴，母以子貴”的原則，孫登雖為權長子，但仍有身份上的弱點。據《三國志·孫登傳》、《吳主徐夫人傳》，登生母“庶賤”，由徐夫人母養之，後徐夫人以妒廢處吳，“步夫人最有寵”。故登將拜太子時，辭曰：“本立而道生，欲立太子，宜先立後”，權問：“卿母安在？”登答“在吳。”權默然。孫權不立徐氏為後，這使孫登的地位始終不穩定。故清人何焯就此指出“有防微之慮者，當在此時。”[5]後孫權意以步夫人為後，“而羣臣議在徐氏，權依違者十餘年，然宮內皆稱皇后，親戚上疏稱中宮。”[6]這表明徐氏與步氏之間爭後持續時間甚長、鬥爭甚為激烈。支持徐氏者主要是儒學朝臣，他們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為了維護太子登的合法繼嗣地位。而孫權則不重儒家禮法，意欲因愛立後。漢魏之際禮教鬆弛，不少統治者都如此，其中最著名者當然是曹操父子，孫權也如此，正如何焯所説：“三國之君皆不知正家，納再婚之女而反使聘嫡下之，此權晚年所以繼嗣不定也。”[7]在徐氏與步氏相爭過程中，孫權尚有理性，沒有演化成殘酷的政治鬥爭。但步氏無子，此後步氏逐漸失寵，王夫人取而代之，王氏有子孫和。這樣形成了步氏與王氏相爭的局面。隨着孫權年齡的增長，理性日衰，終於在新一輪後宮鬥爭的刺激下，促成了統治集團內嚴重的政治鬥爭。
二、“二宮構爭”：太子和與魯王霸之爭
孫登既死，次子孫慮又早亡，故得寵的三子孫和在赤烏五年(242)便順利地獲得了太子位，並且完全合儒家長子繼承的學説。據《三國志·吳書·孫和傳》，孫權既寵愛孫和，也很注意對他的培養，令名儒闞澤“教以書藝，好學下士，甚見稱述。”注引《吳書》也載和“好文學，善騎射，承師涉學，精識聰敏，尊敬師傅，愛好人物。”和立為太子後，以闞澤為太傅，薛綜為少傅，蔡穎、張純、封俌、嚴維等名士為侍從。從有關記載看，孫和具有良好的儒學修養，與儒學士大夫間的交往甚為融洽，因此，孫和是孫登之後最合適的繼嗣人選，早年支持孫登的儒學士大夫便逐漸聚集到太子和周圍。
但是，僅僅八個月後，孫權便自己製造了新的繼嗣鬥爭和危機。赤烏五年八月，孫權封四子孫霸為魯王，“寵愛崇特，與和無殊。頃之，和、霸不穆之聲聞於權耳，權禁斷往來，假以精學。”[8]又據《三國志·孫和傳》注引《通語》：“初，權既立和為太子，而封霸為魯王，初拜猶同宮室，禮秩未分。”這樣，在孫權的支持下，魯王霸地位上升，形成了奪嗣之勢。由於孫和、孫霸兄弟地位相當，於是朝臣也隨之分化，形成了太子黨與魯王黨兩大陣營，相互傾軋。經過大約七八年的殘酷鬥爭，孫權隱約感覺到了統治的危機，他對侍中孫峻説：“‘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將有袁氏之敗，為天下笑。一人立者，安有不亂？’於是有改嗣之規矣。”[9]赤烏十三年(250)，孫權廢黜孫和，並賜魯王霸死，改立少子孫亮為太子。在此過程中，支持太子和的朝臣多受到譴責、流放甚至誅殺，魯王霸集團中也有多人被殺，兩黨鬥爭終告一段落。這次圍繞太子和與魯王霸爭嗣所展開的鬥爭，其持續時間之長、捲入人數之多、相互殘害之烈、危害之重，實在是歷史上所少見。孫權雖然暫時以斷然之手段平息了“二宮之爭”，但其遺患則難根除，太元元年(252)孫權病死，孫亮繼帝位，然亮僅十歲，年幼無知，只能成為權臣操縱的傀儡，以致孫吳政權終於在日益惡化的政治鬥爭中不斷陷於衰沒之境。
關於孫吳“二宮之爭”，不少舊史家覺得難以理解，一味斥責孫權晚年昏憒，如劉宋時裴松之便在《三國志·孫和傳》中注曰：“臣鬆之以為袁紹、劉表謂(袁)尚、(劉)琮為賢，本有傳後之意，異於孫權既立和而復寵霸，坐生亂階，自構家禍，方之袁、劉，昏悖甚矣。”孫權昏憒固然甚矣，但關鍵是要分析他這樣做的原因。根據文獻記載，導致“二宮構爭”的直接原因仍然是孫權之“嫡庶不分，宮闈錯亂”。前已論及孫權不守儒家禮制，重色輕德，久未立後，以致引發了徐夫人與步夫人爭後，並危及太子登地位的嚴重事態。步夫人，臨淮淮陰人，與步騭同族，早年“以美麗得幸孫權，寵冠後庭”，且不妒忌，故久見愛待，意欲立為皇后，終因朝臣以徐夫人相抗而未成。這是孫權輕視禮法、輕德愛色的典型事例[10]。然步氏拖延十餘年終未能立後，其因主要有二：一是年老色衰，孫權移情;二是步氏無子。步氏之後最受孫權寵受的是王夫人。
王氏乃琅邪人，“生和，寵次步氏”，特別是孫和立為太子後，“和母貴重，諸姬有寵者，皆出居外。”[11]顯然王氏與步氏爭寵後來居上。步夫人生有二女，長女名魯班，先嫁周瑜子循，後改嫁全琮，故稱全公主;次女名魯育，先嫁劉纂，後改嫁朱據，故稱朱公主。孫權對二人十分寵愛，尤其是長女出入宮闈，關切政治，頗有野心。她因母步氏受到太子和母王夫人的排擠，因而怨恨孫和母子，欲置之死地而後快。根據有關記載，全公主在“二宮構爭”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三國志·吳書·孫亮全夫人傳》載：
全尚女也。從祖母公主愛之，每進見輒與俱。及潘夫人母子有寵，全主自與孫和母有隙，乃勸權為潘氏男亮納夫人，亮遂為嗣。
又同上書《孫休朱夫人傳》：
朱據女，休姊公主所生也。……初，孫和為太子時，全主譖害王夫人，欲廢太子，立魯王，朱主不聽，由是有隙。
又《孫和傳》：
是后王夫人與全公主有隙。權嘗寢疾，和祠祭於廟，和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和過所居。全公主使人覘視，因言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權由是發怒，夫人憂死，而和寵稍損，懼於廢黜。
又《孫和何姬傳》：
孫亮即位，孫峻輔政。峻素媚事全主，全主與和母有隙，遂勸峻徙和居新都，遣使賜死，嫡妃張氏亦自殺。
由以上四段記載，可大致看出全公主與孫和母子結怨及施以陷害的全過程。毫無疑問，從孫吳宮廷鬥爭的角度看，全公主在“二宮構爭”中是一位關鍵性人物。而孫氏宗室的一些野心家如孫峻等人則聚集在全公主身邊，興風作浪，孫亮継位後，他們一度操縱大權，全公主夫家全氏“侯五人，並典兵馬，其餘為侍郎、騎都尉，宿衞左右，自吳興，外戚貴盛莫及。”[12]孫權之“嫡庶不分，宮闈錯亂”，釀成如此嚴重的政治危害，實在令人觸目驚心！
三、“二宮構爭”中兩派的主要成員及其傾軋
上文從宮廷鬥爭的角度，考述了孫權在立嗣問題上所犯的錯誤。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如果僅僅停留在這一點上，我們便不能把握這一斗爭的實質。也就是説，在這一系列事件的背後，還有更深層的原因。其中的根源在於孫權與儒學世族的矛盾與衝突。在“二宮構爭”過程中，其波及範圍遠遠超過了宮廷鬥爭，廣大朝臣也發生了分化，形成了陣線分明的兩個集團，並進行了殘酷的傾軋。元代史家胡三省便指出：“和、霸之隙，亦兩宮僚屬交構以成之。”[13]關於兩大集團的主要成員，《三國志·孫和傳》注引殷基《通語》記載：
初，權既立和為太子，而封霸為魯王，初拜猶同宮室，禮秩未分。羣公之議，以為太子、國王上下有序，禮秩宜異，於是分宮別僚，而隙端開矣。自侍御賓客造為二端，仇黨疑貳，滋延大臣。丞相陸遜、大將軍諸葛恪、太常顧譚、驃騎將軍朱據、會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績、尚書丁密等奉禮而行，宗事太子。驃騎將軍步騭、鎮南將軍呂岱、大司馬全琮、左將軍呂據、中書令孫弘等附魯王，中外官僚將軍大臣舉國中分。
殷基所記是兩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大致可見出兩派的陣營與對立。另據《三國志·吳書》及裴鬆注等史籍，兩黨人物遠不止這些，下文對可考之兩派人物的情況略述如下，以便於進一步地論述。首先考察太子和黨。
陸遜，據《三國志》卷五八本傳，吳郡吳人，其宗族“世江東大族”，為江東儒學世族的傑出代表，官至大將軍，並掌荊州及豫章三郡事，長期執掌上流之軍事，顧雍死後，他又兼領丞相。在孫權立嗣問題上，他遵守儒家禮法，先支持孫登，後支持孫和，態度很堅決：“先是，二宮並闕，中外職司，多遣子弟給侍”，遜反對全琮父子阿附魯王，“琮既不納，更以致隙”，及太子有“不安之議”時，遜上疏曰：“太子正統，宜有磐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不僅如此，遜“書三四上，又求詣都，欲口論嫡庶之分，以匡得失。”隨着鬥爭的激化，孫權將支持太子和的大臣多加流遣、誅殺，又“累遣中使責嚷遜，遜憤恚致卒。”
顧譚，據《三國志》卷五二《顧雍傳》，譚乃江東儒學大族領袖人物之一顧雍之孫，陸遜外甥，吳郡吳人，“祖父雍卒數月，拜太常，代雍平尚書事。是時魯王霸有盛寵，與太子和齊衡，譚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階級逾邈，如此則骨肉之恩生，覬覦之望絕。……今臣所陳，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由是霸與譚有隙。”加上譚素不與全琮父子交結，因而受到污陷，流放交州，死於交趾。譚弟承也因親附太子和，同時流放致死。
朱據，《三國志》卷五七本傳，吳郡吳人，“才兼文武”，尚公主魯育，官至驃騎將軍，“遭二宮構爭，據擁護太子，言則懇至，義形於色，守之以死，遂左遷新都郡丞。未到，中書令孫弘譖潤據，因權寢疾，弘為詔書追賜死，時年五十七。”甚至孫亮時，公主魯育及二子也受牽連而死。本傳注引殷基《通語》載據諫爭之言：“臣聞太子國之本根，雅性仁孝，天下歸心，今卒責之，將有一朝之慮。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宮，無所復及矣。”
丁密，據《三國志》卷五七《虞翻傳》及注引《會稽典錄》，會稽山陰人，父丁覽，“清身立行，用意不苟，推財從弟，以義讓稱，……為人精微潔淨，門無雜賓。”密頗有乃父之風，得吳地大儒闞澤、虞翻等人稱道。
施績，據《三國志》卷五六《朱然傳》，然本姓施，丹楊朱治養子，績乃然子，後複姓施。“二宮構爭”中，“魯王霸注意交績，嘗至其廨，就之坐，欲與結好，績下地住立，辭而不當。”很顯然，他拒魯王而親太子。
滕胤，據《三國志》卷六四本傳，北海劇(今山東昌樂西)人，父胄漢末避禍江東，胤弱冠“尚公主”，“二宮構爭”中行跡無詳載。孫權死前命其“與諸葛恪等俱受遺詔輔政。”
諸葛恪，據《三國志》卷六四本傳及卷五二《諸葛瑾傳》，琅邪陽都(今山東臨沂南)人，瑾之長子。瑾漢避難江東，乃僑士中重要的儒學名臣。恪在“二宮之爭”中的具體表現無詳載，孫權死前以之輔少主孫亮。又據《三國志》卷五九《孫奮傳》，恪輔亮時，亮弟奮坐大，諸葛恪諫曰：“近者袁紹、劉表各有國土，土地非狹，人眾非弱，以嫡庶不分，遂滅其宗祀。此乃天下愚智，所共嗟痛。……大王宜深以魯王為戒，改易其行，戰戰兢兢，盡敬朝廷，如此則無求不得。……此古今正義，大王所照知也。……向使魯王早納忠直之言，懷驚懼之慮，享祚無窮，豈有滅亡之禍哉？”恪以魯王事訓戒孫奮，嚴申“嫡庶之別”，這説明他與陸遜的態度是一致的。
除了殷基所記上述諸人，擁護太子和的朝臣還有十多人。
陸胤，據《三國志·陸凱傳附胤傳》，胤乃陸遜之族子，“始為御使、尚書選曹郎，太子和聞其名，待以殊禮。會全寄、楊竺等阿附魯王霸，與和分爭，陰相譖構，胤坐收下獄，楚毒備至，終無他辭。”
顧悌，據《三國志·顧雍傳》裴注，悌乃雍之族人，官至偏將軍，“權末年，嫡庶不分，悌數與驃騎將軍朱據共陳禍福，言辭切直，朝廷憚之。”
張純，吳郡吳人，據《吳錄》所載，父敦，少與陸遜齊名。純任太子和輔都尉[14]。又據《孫和傳》注引《吳書》，對孫權欲以魯王霸代和，“張純亦盡言極諫，權幽之，遂棄市。”
吾粲，據《三國志》卷五七本傳，吳郡烏程人，少與陸遜等“比肩齊聲”，官至太子太傅，“遭二宮之變，抗言執政，明嫡庶之分，欲使魯王霸出駐夏口，遣楊竺不得令在都邑。又數以消息語遜，遜時駐武昌，連表諫爭。由此為霸、竺等所譖害，下獄誅。”
姚信，吳郡吳興人，字元直，官至太常卿，陸遜外甥，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15]
紀陟，據《三國志·孫皓傳》注引《吳錄》，陟字子上，丹楊人，“初為中書郎，孫峻使詰南陽王和，令其引分。陟密使令正辭自理，峻怒。陟懼，閉門不出。”又載：“皓以諸父與和相連及者，家屬皆徙東冶，唯陟以有密旨，特封子孚都亭侯。”陟之事發生在和廢之後，但他暗中保護孫和，可見其態度。
是儀，據《三國志》卷六二本傳，北海營陵(今山東昌樂東南)人，漢末避亂江東，深得孫權信重，“專典機密”。他維護太子和的正統地位：“南、魯二宮初立，儀以本職領魯王傅。儀嫌二宮相近切，乃上疏曰：‘臣竊以魯王天挺懿德，兼資文武，當今之宜，宜鎮四方，為國藩輔。宜揚德美，廣耀威靈，乃國家之良規，海內所瞻望。但臣言辭鄙野，不能究盡其意。愚以二宮宜有降殺，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書三四上。為傅盡忠，動輒規諫。”其實是儀很少進諫，“權常責其不言事，無所是非。”且又為魯王師傅，竟“動輒進諫”，規勸魯王自律，又一再建議孫權外任魯王，以“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顯然是傾向支持太子和的。
張休，父張昭，據《三國志》卷五二《張昭傳》，彭城(今江蘇徐州)人，昭漢末避難江東，為僑人儒學士人的傑出代表，正直剛烈。休有乃父之風，官至揚武將軍，親附太子和，“為魯王霸友黨所譖”，與顧譚、顧承兄弟“並徙交州”，中書令孫弘“佞偽險，休素所忿，弘因是譖訴，下詔書賜休死，時年四十一。”
屈晃，汝南(今河南平輿)人，據《孫和傳》，晃任尚書僕射，支持孫和，孫權廢和時，晃與朱據等“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權廢和立亮，無難督陳正、五營督陳象上書，稱引晉獻公殺申生，立奚齊，晉國擾亂，又據、晃固諫不止。權大怒，誅正、象，據、晃牽入殿，杖一百，竟徙和於故鄣，羣司坐諫誅放者十數，眾鹹冤之。”裴松之注引《吳錄》又載屈晃諫辭曰：“太子仁明，顯聞四海。今三方鼎恃，實不宜動搖太子，以生眾心。願陛下少垂聖慮，老臣雖死，猶生之年。”以至叩頭流血。此段記載不僅表明屈晃堅決支持太子和，而且有陳正、陳象等諸將吏多人，僅因諫被誅殺、流放者便多達“十數”人。
羊衜，據《三國志·孫登傳》注引《吳錄》，南陽(今河南南陽)人，早年為太子登中庶子，有才具。又據《魯王霸傳》，“二宮構爭”中，衜為督軍使者，曾上疏孫權曰：“臣聞古之有天下者，皆先顯別嫡庶，封建子弟。所以尊重祖宗，為國藩表也。……或謂二宮不遵典式，此臣所以寢息不寧。就如所嫌，猶宜補察，密加斟酌，不使遠近得容異言。臣懼積疑成謗，久將宣流，……將謂二宮有不順之愆，不審陛下何以解之？願陛下早發優詔，使二宮周旋禮命如初，則天清天地晏，萬國幸甚矣。”顯然，羊衟也是主張嫡庶之分的，傾向支持太子和。
據上文，可確考擁護太子和的朝臣共有20人，就這份名單大體可作如此分析，以見出其基本特點。其一，此派領袖人物是丞相陸遜，中堅力量是江東儒學世族，其中吳“四姓”代表人物陸遜、陸胤、顧譚、顧承、顧悌、張純、朱據等皆是，其他江東人物有吾粲、姚信、丁密、施績、紀陟等，江南人共有12位;僑寓人士共有6人：諸葛恪、滕胤、張休、是儀、屈晃、羊衜等，他們多為北人之儒學之士，而非淮泗軍將，故在立嗣問題上與江東大族有共同之政治主張。另有陳正、陳象二人籍貫無可考。其二，這一派別中的後進之士顧譚、諸葛恪、張休、羊衜等人早年皆為太子登的屬官，後轉而支持太子和，一脈相承，恪守儒家立嫡以長的原則，並非一時興起的烏合之眾;其三，此派人物反對孫權嫡庶不分，與皇權相抗，因而受到了孫權的嚴厲打擊，陸遜被責致恚而死，張純、吾粲、朱據、陳正、陳象等被殺，顧譚、顧承、張休等流放致死，死者中主要是江東人，北人僅有張休等個別人。這説明孫權對此派中的南北人物在處理上是有區別的。
關於支持魯王霸的朝臣，據前引殷基《通語》，主要有步騭、呂岱、全琮、呂據和孫弘，又另據《三國志·吳書》及裴注等資料，尚有多人，一併考述如下。
步騭，據《三國志》卷五二本傳，臨淮淮陰(今江蘇淮陰)人，漢末避難江東。騭乃儒學之士，在呂壹事件等政治鬥爭中，與陸遜、顧雍等江東名士的態度一致，稱之為“心股肱，社稷之臣”，早年也擁戴太子登，皆合儒家禮度。他為何最終轉而支持孫霸呢？裴松之在《孫和傳》中注曰：“步騭以德度著稱，為吳良臣，而阿附於霸，事同楊竺，何哉？和既正位，嫡庶分定，就使才德不殊，猶將義不黨庶，況霸實無聞，而和為令嗣乎？……騭若果有此事，則其餘不足觀矣！”裴松之不明白步騭黨附魯王之原因，為之惋惜。其實，騭之黨霸，主要是因為全公主的活動，步夫人與騭同族，故王夫人及太子和得寵，對步氏不利，故為家族利益，騭做出了有違儒者品節的事。
呂據，據《三國志》卷五六《呂範傳》，據父範，汝南細陽(今安徽太和東南)人，範領私兵百餘人入江東，為武將。據也習武，其黨附孫霸事無詳載。
呂岱，據《三國志》卷六十本傳，廣陵海陵(今江蘇泰州)人，漢末南渡，長期領兵，黨附魯王事無詳載。
全琮，據《三國志》卷六十本傳，吳郡錢塘人，非儒學世家。琮娶孫權長女魯班，“琮既親重，宗族子弟並蒙寵貴”，“為人恭順，善於承顏納規，言辭未嘗切迕。”這表明琮為人乖巧，善投機。又據《陸遜傳》及《孫亮全夫人傳》，在全公主的安排下，全琮父子黨附孫霸，並極力詆譭陸遜、顧譚等人。
孫弘，據《張昭傳》注引《吳錄》，弘，會稽人，中書令，“為人險陂”，是孫權的佞幸之臣，許多支持太子和的大臣都遭其陷害。
《魯王霸傳》又載：“時全寄、吳安、孫奇、楊竺共附霸，圖危太子。譖毀既行，太子以敗，霸亦賜死。”全寄，全琮之次子，《陸遜傳》稱其“阿附魯王，輕為交構”，顧譚、張休諸人皆受其攻詰，後隨霸賜死。
吳安，據《孫堅吳夫人傳》，安乃吳夫人兄景之孫，吳郡錢塘人，“坐黨魯王霸死。”
楊竺，廣陵(今江蘇揚州)人，素與陸遜不穆[16]，後黨附魯王，興造事端，為魯王主要之謀士。據《三國志·陸凱傳》注引《吳錄》，“太子自懼黜廢，而魯王覬覦益甚。權時見楊竺，闢左右而論霸才，竺深述霸有文武英姿，宜為嫡嗣，於是權力許立焉。”後霸敗，竺流屍於江。
孫奇，籍貫、行跡無考。
諸葛綽，據《諸葛恪傳》，“恪長子綽，騎都尉，以交關魯王事，權遣付恪，令更教誨，恪鴆殺之。”
孫峻，據《三國志》卷六四本傳，孫堅弟靜之曾孫，孫權末任侍中，“峻素無重名，驕矜險害”，又與全公主私通，故附魯王。又據《孫和傳》注引《吳書》，“權寢疾，意頗感寤，欲徵和還立之，全公主及孫峻、孫弘固爭之，乃止。”可見孫峻與全公主、孫弘害孫和，懼其主政。
當然，支持魯王霸的核心人物是全公主，其事前已詳述，此不贅。由上考，魯王黨成員主要有12人，概而論之，主要有如下特點。其一，從地域看，僑寓人士有步騭、諸葛綽、楊竺、呂岱和呂據五人，南人有全琮、全寄父子，吳安、孫弘、孫峻等，表面上步騭聲望最高，可視為代表，但實際上的核心人物是全公主;其二，此派人物大都出自寒門，而非儒學大族，與太子黨形成明顯的差別，從而在政治理念上也有明顯的不同;其三，此派主要成員多為孫吳政權之宗室、外戚或孫權之佞幸，與皇權關係十分緊密，如步騭、全琮父子、全公主、孫峻、孫弘等皆如此，從某種意義上似乎可以説，這是孫權用心培植的一個政治派別，是皇權的附庸和工具。正因為如此，孫權對此派人物多有護佑，僅殺了幾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其主要人物全公主、孫峻、孫弘等都轉而支持幼主孫亮，並一度握有大權。
兩大政治派別形成後，圍繞着孫權的繼嗣問題展開了激烈的鬥爭和殘酷的傾軋，雙方都使用了大量的陰謀手段。《孫和傳》便載：“魯王霸覬覦滋甚，陸遜、吾粲、顧譚等數陳嫡庶之義，理不可奪，全奇、楊竺為魯王支黨，譖訴日興。”據前引《太子和傳》，孫和夫婦出祭廟，全公主派人覘視。孫和集團也有類似表現，據《三國志·陸凱傳附陸胤傳》注引《吳錄》，孫權與楊竺策劃立魯王，太子和指使“給使伏於牀下，具聞之，以告太子。(陸)胤當至武昌，往辭太子。太子不見，而微服至其車上，與共密議，欲令陸遜表諫。”太子太傅吾粲等人“數以消息語遜，遜時駐武昌，連表諫爭。”[17]此類事例甚多，難以盡述，以上數例，已大體可見其情狀，所謂明爭暗鬥，確實如此。
四、對“二宮構爭”性質的辨析
關於“二宮構爭”的性質，方北辰先生在《魏晉南朝江東世家大族述論》一文中曾有所論述。他認為兩黨主要是以地域為紐帶結合起來的政治派系，“擁護太子和者，主要是江東世家大族”，而“支持魯王霸者，主要為江北地主”，孫權支持江北地主，打擊江東大族，因此這一斗爭的性質“乃是江東世家大族與江北地主兩大政治派系之間的爭奪。”[18]確實，孫吳政權在建立過程中，曾存在過明顯的南北地域士人間的衝突和鬥爭，此後孫吳政治也或隱或顯的存在着地域矛盾的影子。由此可説，方先生所論確從一個側面揭示了“二宮構爭”的特質，可謂通達之見。
不過，就孫吳政治的總體演化趨勢而言，是孫吳政權及淮泗集團的江東化，而這一變化大體在孫權黃武年間便已基本完成，淮泗人物便融入到江東社會之中，因此，簡單的以地域分野來論定發生在孫權末年的“二宮構爭”以及此前的呂壹案、暨豔案的性質，不僅不盡符合事實真相，而且對很多史實不能做出圓通的解釋。比如在北方人士中，孫權與張昭的對抗相當嚴重，而張昭在反對孫權徵遼東等大事上與江東陸遜等人的看法完全一致。又如步騭，早在太子孫登問他賢人士君子時，他便稱述陸遜等江東人物，當呂壹糾彈陸遜、顧雍等江東人物時，騭上書孫權説：“丞相顧雍、上大將軍陸遜、太常潘浚，憂深責重，志在竭誠，夙夜兢兢，念欲安國利民，建久長之計，可謂心膂股肱，社稷之臣矣。”[19]又如呂岱，曾與陸遜共掌荊州軍政，配合協調，張承致書岱：“昔旦、奭翼周，《二南》作歌，今則足下與陸子也。”岱又“親近吳郡徐原”，“原性忠直，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諍”，岱視為“益友”，後原死，岱痛哭，以為無人可“聞過”[20]。又據《三國志·吳書·諸葛瑾傳》，會稽餘姚名士虞翻“以狂直流徙，惟瑾屢為之説。”不僅如此，南北儒學宗族已開始通婚，如張昭孫女便嫁與陸遜子抗，門閥最重婚姻，當時南北兩個最有影響力的家族間開始通婚，可見他們已融合到了一定程度。在太子孫登的僚屬中，南北才俊同處，互相品目，頗為和諧。故孫權稱帝后並未見到南北士人間用心排擠、傾軋的典型事例。相反，相互合作的事例尚有不少，難以一一列舉。正因為北人的江東化，南北士人間的相互融合，其地域隔閡日漸淡化，故入晉後，不少漢末南徙的北人已著籍江東[21]。另外，在“二宮構爭”中，兩黨成員中都有南北混竄的情況，即江東一系有北人，江北一系中有南人，更難解釋的是諸葛恪父子異黨，恪附太子和，恪子綽附魯王霸。以上種種史實上的抵捂恐怕都是簡單的“地域論”所無法解釋的。
因此，我們需要對這一問題進行更深入的思考和論證，以企得出更接近歷史真實的看法。通過檢索文獻和參閲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我以為就其根本性質而言，孫吳立國過程中的一系列重大政治變故皆是出自寒門的皇權與儒學世族之間深刻的內在矛盾的必然反映。
漢魏之際是中國古代史上一個急劇變革的時代，其影響所及牽涉到社會政治、思想文化等諸領域。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固然很多，其中表現在政治上一個關鍵性的因素便是寒門軍閥乘亂崛起，並且與儒學世族展開了激烈的衝突和鬥爭。我們知道，自東漢以來，儒學世族勢力日益興起，漸成當時的主導力量，雖歷經漢末皇權及其依附力量——閹宦、外戚——的摧殘，其興盛之勢末衰。然而漢魏之際的軍閥混戰卻暫時中斷了他們的發展進程。在混戰中崛起的各軍閥政權大多出自寒門，而儒學世族的軍事代表如袁紹、劉虞、劉表、劉焉等皆相繼被滅。各地區的寒門軍閥在爭奪統治權及其統治過程中，都不同程度的與當地的儒學世族發生過沖突，推行了種種摧殘、壓制儒學大族的政策。最著名的是曹操在中原地區厲行“法術”之治，行“校事”之制，殺戮孔融等名士，易風移俗，影響甚巨。其他如公孫瓚、公孫度父子等，更是專以殘害世族之士為事，就連諸葛亮治蜀，也是推行法治，扼制世家大族的[22]。具體到東吳，也有類似的精況，只是以往人們籠統的説孫吳依仗南北大族的支持而立國，從而忽視了對一問題的深入探究。
其實，富春孫氏出自寒門，陳壽在《三國志·孫堅傳》“評”中説堅“孤微發跡”[23]。查《宋書》卷二七《符瑞志上》可知：“孫堅之祖名鍾，家在吳郡富春，獨與母居。性至孝。遭歲荒，以種瓜為業。”《太平御覽》卷五九九《禮儀部·墓冢三》引《幽明錄》也有同載。堅之祖“以種為業”為業，完全是一個孤微之家，根本無文化傳承可言。正因為如此，孫堅只能初求為縣子吏，後以行武、鎮壓黃巾起家，並很快與儒學世族人物產生了衝突。據《三國志》本傳，堅任長沙太守，“荊州刺史王睿素遇堅無禮，堅過殺之。”王睿，出自琅邪王氏[24]，儒學大族子弟，以門第輕視堅，《孫堅傳》注引《吳錄》便載：“睿先與堅共擊零、桂賊，以堅武官，言頗輕之。”後堅尋機殺睿，睿問：“‘我何罪？’堅曰：‘坐無所知。’睿窮迫，刮金飲之而死。”孫堅與王睿的矛盾正是門第引發的。孫堅後來依附僭逆之人袁術，更為儒學之士所輕視。孫策曾受袁術之命攻打廬江太守陸康，康乃江東陸氏之代表，此役陸氏宗族百餘人被困，死者殆半。這是孫氏與江東大族結仇之始。此後孫策返師江東，江東大族皆以袁術之餘孽視之，少有與之合作者，故孫策全力仰仗隨徵之江北軍將和謀士的支持，並對江東大族進行了血腥的鎮壓，《三國志·吳書·孫韶傳》注引《會稽典錄》載：“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吳主權傳》注引《傅子》也載策“轉鬥千里，盡有江南之地，誅其名豪，威行鄰國。”以往人們對這些史實少有注意，經田餘慶先生在《孫吳建國的道路》一文中精湛的考證和研究[25]，終於揭示了孫吳政治上的千年未發之覆，基本澄清了事實的真相。據田先生所考，孫策所殺江東士人甚多，其中會稽盛憲宗族、周昕宗族及嘉興王晟宗族等幾被殺絕，直到孫權執政之初還親手殺了盛憲、沈友等清議之士，後來又相繼拘禁、流放會稽魏滕、虞翻和吳郡陸績等名士，與曹操殺孔融相似。陸績死於貶謫地，死前自稱“有漢志士吳郡陸績”[26]，根本不以孫氏政權為意！當然，孫吳政權與江東大族也有妥協、合作的一面。孫吳統治者認識到，要在江東建立起穩固的統治，就必須爭取江東世家大族的支持與合作。
僑寓士人的代表張昭等更是極力攏絡江東人物。而江東大族中的務實人物陸遜、顧雍等人看到孫氏政權已粗具規模，只有與之合作才能給江東世族帶來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因而相繼進入孫氏政權，並在黃武年間先後成為軍事與政治領域的當軸人物，標誌着孫權政權實現了“江東化”，南北儒學士人也走上了逐漸合流的道路，如張昭與顧雍、陸遜一樣都主張行德政，都主張用儒家政治理念來規範孫吳政治。甚至與儒學之士交往密切的孫權之子孫登、孫和等都明顯儒家化，特別是孫登重賢愛士，其交遊、行政，與儒學之士無別，並對孫權採取的扼制世族的呂壹事件深表不滿，其死前還上疏孫權：“臣聞為政聽民，律令與時推移，誠宜與將相大臣詳擇時宜，博採眾議，寬刑輕賦，均息力役，以順民望。”[27]孫和也有德治之思，如“是時有司頗以條書問事，和以為奸佞之人，將因事錯意，以生禍心，不可長也，表宜絕之。”[28]這表明孫吳立國後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與儒學世族的結合。
但是，孫登、孫和並不能實現他們的儒家化的政治主張。孫權是一位在位比較長的統治者，這無論對其個人，還是對歷史，都末必是什麼幸運的事[29]。因為在古代集權制度下，專制主往往具有絕大的政治決定權，而政策的變動通常要寄希望於老皇帝的死亡才有可能實施，否則，一些陳舊的東西便會繼續下去，甚至發生惡變，造成嚴重的禍亂。孫權中後期的政治情況便如此。一方面，為了政治的穩定不得不向江東儒學世族開放政權;另一方面，面對儒學世族勢力的發展及其後繼者的儒化，他又覺得君權受到了制約。一般説來，寒門政治是崇尚集權的，而門閥世族則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分權，這是一對矛盾，也是漢魏之際各地域政權政治鬥爭的主題。毫無疑問，出自寒門的孫權與曹操一樣，主張強化皇權。《三國志·諸葛瑾傳》載有孫權對曹操的一段評論，很能説明問題：
近得伯言表，以為曹丕已死，毒亂之民，當望旌瓦解，而更靜然。聞皆選用忠良，寬刑罰，布恩惠，薄賦省役，以悦民心，其患更甚於操時。孤以為不然。操之所行，其惟殺伐小為過差，及離間人骨肉，以為酷耳。至於御將，自古少有。丕之於操，萬不及也。今睿之不如丕，猶丕之不如操也。……又長文(陳羣)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頭，畏操威嚴，故竭心盡意，不敢為非耳。逮丕繼業，年已長大，承操之後，以恩情加之，用能感義。今睿幼弱，隨人東西，此曹等輩，必當因此弄巧行態，阿黨比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奸讒並起，更相怨懟，轉成嫌貳。一爾已往，羣下爭利，主幼不御，其為敗也焉得久乎？所以知其然者，自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而不離刺轉相蹄齧者也！強當陵弱，弱當求援，此亂亡之道也。
這段話可謂孫權的肺腑之言，他極力贊同曹操打擊世族的集權之策，而對其後繼者大權旁落則表示無法接受，並明確指斥世族朝臣當權是亂亡之道，這是一定要避免的。因此，可以説孫權是以曹操為榜樣，以曹丕之後的情況為教訓，這在他執政的中後期明顯的表現出來了。他仿效曹操，設“校事”，監督、檢舉儒學世族人物，掀起了巨大的政治風波。隨着年齡的衰老，孫權對身後之事的顧慮越來越重，他對儒學世族的上升十分擔憂，對孫登、孫和的儒化甚為不安，因此，他不斷製造事端，打擊儒學世族人物，所謂“二宮構爭”便是繼呂壹案之後，孫權針對儒學世族發動的最嚴重的政治鬥爭。
為扼制儒學大族勢力的上升，孫權主要依靠宗室、外戚人物，並提攜一些寒門才俊之士。在立嗣觀念上，儒學大族遵照儒家立嗣以嫡以長的原則，先後支持大子登、太子和，並希望通過他們來進一步推進孫吳政權儒家化的進程。對世家大族的用心，孫權當然是很清楚的。為不出現曹操之後曹魏政權中儒學世族抬頭的情況，他有意撫持魯王霸，培植新的政治力量，以對抗世族政治勢力。與太子和集團成員主要為世族人物不同，魯王霸集團主要人物多出自寒門和宗室、外戚，如南人中的吳安、孫弘、全琮父子等皆非江東世族，北人中的呂岱、呂據為淮泗武將，楊竺乃寒士，孫峻、全公主為宗室，當然也是寒門，其中儒學之士只有步騭，但他是全公主母族人，屬外戚。因此，這是孫權精心培植的寒門政治集團，其幕後操縱者實際上是孫權本人。正因為如此，孫權在處理“二宮構爭”時，對太子和黨人物多加嚴懲，主要人物皆誅殺、流放;相反，魯王霸黨的主要人物步騭諸人多受重用，只殺了楊竺、吳安等幾個與皇室關係不密切的寒士以應景。《三國志·吳書·孫權傳》載，孫權在陸遜鬱憤而死後，重新安排了輔政人選：“以驃騎將軍步騭為丞相，車騎將軍朱據為大司馬，衞將軍全琮為右大司馬，鎮南將軍呂岱為上大將軍，威北將軍諸葛恪為大將軍。”顯然，魯王霸一派人物多據要津，一度分割了陸遜的權力。太子和一派人物僅有朱據、諸葛恪，據也為孫權女婿，故暫時得以保位，但據、恪二人最終仍為全公主、孫峻害死。
當然，我們也不否認孫權在處理其統治集團內部鬥爭時，經常自覺不自覺的帶有地域的因素，從而使人歸結為地域之爭。但這只是表面現象，而非事物的本質。在處理暨豔案、呂壹案，特別是“二宮構爭”諸政治鬥爭時，孫權對北方流寓之士多有提攜、寬佑。比如同為太子和黨成員，諸葛恪非但當初未受嚴懲，且被孫權命為太子亮的顧命大臣。孫權之所以這樣處理，是有深層考慮的。孫權與儒學世族有矛盾，而孫吳儒學世族的主體是江東土著大族，因而鬥爭的對象也主要是江東大族。孫吳流寓儒學之士非但人數有限，而且脱離了鄉里社會，勢單力薄，他們雖憑藉共同的文化基礎，逐漸融入到江東地域社會中去，但畢竟融而未化，尚有分別。對孫吳皇權，他們不僅缺乏江東大族那種激烈的對抗情緒，而且還有較強的依賴性，易於為皇權所控制。因此，孫權在打擊江東世家大族的時候，為使國家機器能夠正常運轉，他往往起用流寓之士。有些流寓的寒士正是看到孫權的這一心態，為攫取更多的權力和利益，甘願充當孫權打擊江東大族的工具。質言之，作為流寓之士，在孫權正式建國並實現“江東化”後，他們自身並不具備與江東土著大族對抗的條件。每一次針對江東大族的政治事件，興造事端的都是孫權，其目的是固化皇權。當然，在這些鬥爭中，江東儒學大族都不同程度的遭到了打擊，但從長遠看，地方大族的支持是地域政權生存與發展的基石，孫權屢起事端，這使江東大族必然對孫氏政權產生離心力，喪失了儒學大族的支持，孫吳統治的危機便來臨了。從這個意義上説，正是孫權本人開啟了此後孫吳的滅亡之端。縱觀孫吳一代的發展軌跡，確實，自呂壹案和“二宮構爭”之後，孫吳走上了衰亡之途。何焯已指出孫權“老悖昏惑，吳亡不待皓而決。”[30]回顧全文所論，足證何焯洞察細微之卓識。2]《習學記言序目》卷二八“《三國志·吳志·孫登傳》”條。
[3]《三國志》卷五九《吳書·孫登傳》。
[4]《習學記言序目》卷二八“《三國志·吳書·孫登傳》”條。
[5]《義門讀書記》卷二八“《三國志·吳書·妃嬪傳》”條。
[6]《三國志》卷五○《吳書·妃嬪·孫權步夫人傳》。
[7]《義門讀書記》卷二八“《三國志·吳書·妃嬪傳》”條。
[8]《三國志》卷五九《吳書·孫霸傳》。
[9]《三國志》卷五九《吳書·孫和傳》注引殷基《通語》。
[10]據《三國志》卷五○《吳書·潘夫人傳》，潘氏“父為吏，坐法死。夫人與姊俱輸織室，權見而異之，召充後宮。”後潘氏生子亮，立為皇后，“性險妒容媚，自始至卒，譖害袁夫人等甚眾。”孫權在婚姻上根本不講門第禮法，與曹氏父子“立後以賤”相同，皆是寒門家風的表現。對此，拙文《論孫權父子之“輕脱”》有詳細考論(刊於台灣《漢學研究》2003年上半年刊，本書收錄)，敬請參閲。
[11]《三國志》卷五○《吳書·吳主權王夫人傳》。
[12]《三國志》卷五○《吳書·孫亮全夫人傳》。
[13]《通鑑》卷七四正始六年胡注。
[14]《三國志》卷五二《顧雍傳》及《孫和傳》注引《吳錄》。
[15]姚信，《三國志》無傳，事見《三國志·吳書·陸遜傳》、《孫和傳》，《晉書·儒林·範平傳》、《陳書·姚察傳》及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等。
[16] 見《三國志》卷五八《吳書·陸遜傳》。
[17]《三國志》卷五七《吳書·吾粲傳》。
[18]《魏晉南北朝江東世家大族述論》第42--44頁，台灣文津出版社1991年。
[19]《三國志》卷五二《吳書·步騭傳》。
[20]《三國志》卷六○《吳書·呂岱傳》。
[21]詳參唐長孺先生《東漢末年的大姓名士》的有關考論，輯入《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中華書局1980年版。拙文《漢晉之際江南土著大族與僑寓士人的衝突與合流》一文補充了唐先生的有關論證，刊於《揚州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集刊》(第一輯)，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22]詳參陳寅恪先生《書〈世説新語·文學篇〉鍾會撰四本論始畢條後》一文有關漢晉之間社會政治變遷的精闢論述。該文輯入《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23]據萬繩楠整理《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陳先生根據《三國志·孫堅傳》所載“堅世仕吳，家於富春”，認為“孫氏為江東地區不以文化見稱的次等士族”，故孫吳“與魏、蜀施政之道不同，與西晉的施政之道近似”，“究其原因，便在於孫吳統治者的社會階級與魏、蜀不同，而與西晉相同。”(見該書第29--30頁，黃山書社1987年版)陳先生對孫氏之階級的推斷可以商榷，孫氏出自寒門，與司馬氏大異，而與曹氏同。至於《三國志.吳書》所載之家世，田餘慶先生在《孫吳建國的道路》一文中已有所辨析，他指出陳壽修《三國志》，吳史依韋昭所修吳史，而昭生於吳，故不得不有所修飾。這可以補正陳先生的論點。又，方詩銘先生在《三國人物散論》之三七“輕狡之徒孫堅”條中也有相同的考證和看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請參看。
[24]《三國志》卷四六《吳書·孫堅傳》注引《王氏譜》。
[25]《孫吳建國的道路》，刊於《歷史研究》1992年第一期，輯入《秦漢魏晉史探微》，中華書局1993年版。
[26]《三國志》卷五七《吳書·陸績傳》。
[27]《三國志》卷五九《吳書·孫登傳》。
[28]《三國志》卷五九《吳書·孫和傳》。
[29]宋人洪邁《容齋隨筆》卷八“人君壽考”條指出，漢、晉、唐及三國、南北朝、五代，共有百三十六國君，唯漢武帝、吳大帝、梁武帝、唐高祖、唐玄宗五人長壽，然五君皆不以善政終，故論曰：“然則五君者雖有崇高之位，享耆耋之壽，竟何益哉！”
[30]《義門讀書記》卷二八“《三國志·吳書·吳主五子》”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