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這可能是看中了爺爺身上有和他相同的品質——守信、敢作敢為。”喬燕和説，爺爺少年時正值康梁維新變法，他對康、樑二人很崇拜，對西方文化也很欽慕。“爺爺思想先進，在老家祁縣創辦過私塾;在別人還穿長袍旗袍時，他就穿上了西式衣褲，大家甚至笑話爺爺穿着褲子站着尿尿。”
在天津和平區赤峯道74號，有一座磚木結構的小洋樓，這裏就是“晉商翹楚”喬致庸建於上世紀20年代的“大德通票號”。1943年，喬氏家族第七代喬燕和就出生在這裏。從她保留的一張兒時與父親的合影中，人們還能看到那塊已經消逝的“大德通票號”木質招牌。
2006年，通過電視劇《喬家大院》，人們對喬致庸以及喬家的傳奇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民間甚至流傳“從政必看曾國藩，經商須學喬致庸。”而把這段歷史搬上電視熒屏的，正是喬燕和。不過，含着“金鑰匙”出生的她，並沒有傳承喬家的衣缽從商，而是15歲入梨園，研習崑曲幾十年。
8月3日，環球人物雜誌記者在北方崑曲劇院排練廳見到了喬燕和，年近古稀的她正帶着學生們排練新戲，一顰一笑，一招一式，生動傳神。雖然已經在北京生活了幾十年，但喬燕和內心深處，卻始終有一個魂牽夢繞的家——山西省祁縣喬家堡村喬家大院。1990年，喬燕和第一次回到喬家，“當我第一次看見喬家大院時，感到很震撼。這裏雖不是山西最大的宅院，卻記錄着喬家幾百年來的興衰，沉澱着祖輩們幾百年來的晉商精神。”
喬家的經營之道
山西是中華民族的重要發源地，經濟學家樑小民曾做過統計，從明朝初年到民國初年的500多年間，4大晉商的年總收入甚至趕上了清政府一年的財政收入。在清代全國的商業領域中，人數最多、資本最雄厚、分佈最廣的也是晉商。喬致庸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1818年，喬致庸出生在山西祁縣一個商賈世家，是喬家第三代，人稱“亮財主”。他執掌家務期間，喬家日益興盛，成為山西富甲一方的商户。其下屬“復字號”(喬家商號名稱都冠以“復”字，人們將其統稱為“復字號”)稱雄包頭，有“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的説法。喬家另有大德通、大德恆兩大票號，遍佈全國各地商埠、碼頭。至清末，喬家已經在全國有票號、錢莊、當鋪、糧店200多處，資產達數千萬兩白銀。有人説，喬家鼎盛時“富可敵國”，對於這一盛況，喬燕和並沒有聽家人提起，她唯一聽説的是，喬致庸晚年時給北洋水師捐過一艘軍艦。
作為第七代，喬燕和並沒有感到自己出生在一個名門望族。在她兒時的記憶中，喬家的家規很嚴格。“我從小接受的教育是不許浪費，不許丟米粒。大人們還嚇唬説，女孩子如果把米粒剩在碗裏，將來就會找一個‘麻子臉’的丈夫。”長大後，喬燕和才漸漸從爺爺和父親那裏瞭解到一些家族的歷史。
喬燕和説，喬家的先祖是一位叫喬貴發的貧苦農民。乾隆初年，先祖為了擺脱貧窮，離開家鄉山西祁縣喬家堡到塞外謀生，也就是人們常説的“走西口”。10餘年後，他和同鄉開了一間經營糧雜的小字號“廣盛公”，但由於生意不景氣，面臨破產。“在關鍵時刻，先祖的生意夥伴看他為人好，相約3年後再來收欠賬。先祖就這樣起死回生，3年後不僅還清了欠款，生意還興隆起來。”此後，喬家就立下家規，“慎待相與(生意夥伴)”。就是説，一定要謹慎考察生意夥伴的人品信譽，不本分老實的人就是利潤再大，也不與之交往;一旦結交，在對方遇到困難時，就要竭力相助，即使明知無利可圖，也不絕交。“從此，喬家有了經商重誠信的條規。不過，真正將喬家家族生意發揚光大的，還是祖爺爺喬致庸。”喬燕和説。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談起祖爺爺，喬燕和相當欽佩。“小時候，爺爺時常會提起祖爺爺，説他是個了不起的人物。祖爺爺性格豪爽，80多歲了還能大口喝酒、吃肉。他一直堅守家規，誠實守信，聰明卻不精明。祖爺爺很有文化，而且有創造力，總能在關鍵時刻抓住機遇。特別是在動盪的年代，他能將喬家產業做大，更重要的是知道怎樣用人。”
喬燕和説，喬家有條規矩：大小字號的掌櫃，都不能由喬家人來擔當，而是選擇德才兼備的外姓人，並要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祖爺爺看人眼光很準，破格提拔了很多人。他培養的一位叫賈繼英的人，後來成了中國第一任銀行行長。”
1900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慈禧、光緒倉皇出逃。路過山西因為缺少盤纏，只能向晉商借貸。許多山西商人都婉言推託，只有喬家“大德通”太原分號的經理賈繼英答應了。他沒有請示，無償向朝廷捐了30萬兩白銀。喬致庸聽後，不但沒有處罰他，反而提拔了他。後來，慈禧太后躲過災難回到北京，為了還喬家的人情，將大量的政府税收匯兑業務交由喬家來經營。籌備户部銀行時，慈禧又想起了賈繼英，下旨授他官職，同時籌辦户部銀行，賈繼英出任第一任行長……
喬燕和在籌拍電視劇《喬家大院》時，看到了很多史料。“當年，喬家曾有個大掌櫃叫馬荀。因為他不識字，遇到需他簽名時，‘荀’字經常寫成‘苟’。當時商號能寫會算的人很多，祖爺爺卻選了一個文盲管理大商號。”喬燕和説，其實馬荀原是喬家在包頭“復盛西”商號下屬糧店的一位小掌櫃，但他經營有方，糧店連年盈利，甚至“復盛西”商號還需要這個小糧店來貼補。原本，一個小店掌櫃是無資格面見大財東的，但馬荀來到祁縣時，稱自己是“大掌櫃”，要求面見大財東。喬致庸感到奇怪，便召見了他。喬燕和説：“馬荀把包頭的商業情況當面向祖爺爺做了彙報，祖爺爺發現他講得頭頭是道，是個人才，就另給了他錢作資本，來獨立經營糧店。”後來，馬荀果然出手不凡，為喬家賺回了大把銀兩。
喬燕和告訴記者，那時喬家的票號就已經有了股份制，員工可以根據資歷和功勞的多少分得股份，每年定期分紅。喬家也特別注重員工的利益，在喬家商號有這樣的規矩：每年夥計們都有帶薪的年假，如果要回家探親，除了發放寄存的工錢外，商號還要另外給夥計做3套衣服，讓他衣錦還鄉。所以，當年進了喬家，就像是今天當上了公務員，衣食無憂。
唯無私才可大公，唯大公才可大器
喬家當年擁有大筆財富，喬致庸為了防止子孫沾染惡習、不求上進，定下了嚴格的家規。“祖爺爺治家極嚴，有六不準：不準吸毒，不準納妾，不準虐僕，不準賭博，不準冶遊(男女出外同遊)，不準酗酒。我想喬家興盛200年，富了六代，這也是內在原因。”
喬致庸共有6個兒子，對他們的教育盡心竭力。在喬家，《朱子治家格言》是兒孫啟蒙必讀的書籍，如果誰犯了錯，喬致庸就會責令他們跪地背誦，直到承認錯誤，磕頭謝罪。他還常告誡兒孫忌“驕、貪、懶”，教育兒孫“唯無私才可大公，唯大公才可大器”，“氣忌燥、言忌浮、才忌露、學忌滿、知欲圓、行欲方”，“待人要豐，自奉要約”。
喬致庸也曾想在兒子中尋找繼承人，卻無一理想人選。他對兒子也進行了認真的分析：長子不可委以重任，因為他驕橫跋扈;次子個性暴烈;三子過於老實，不是經濟之才;四子樸實遲鈍，不善於説話;五子是個書呆子;六子體質瘦弱，難當大業。最後，只能把家業交給了長孫喬映霞，也就是喬燕和的爺爺。
“這可能是看中了爺爺身上有和他相同的品質——守信、敢作敢為。”喬燕和説，爺爺少年時正值康梁維新變法，他對康、樑二人很崇拜，對西方文化也很欽慕。“爺爺思想先進，在老家祁縣創辦過私塾;在別人還穿長袍旗袍時，他就穿上了西式衣褲，大家甚至笑話爺爺穿着褲子站着尿尿。”
“先派”喬映霞很好地繼承了喬家誠懇踏實的經營風格，“寧可少賺錢，不能失信;寧可不賺錢，不能失信;甚至，寧肯賠錢也不能失信。”為了守住“信義”二字，不惜賠上身家。
1930年，中原大戰爆發，閻錫山、馮玉祥等聯合發動反對蔣介石的戰爭。當時山西發行的鈔票是“晉鈔”，閻錫山失敗後，晉鈔迅速貶值，跟新幣之間的兑換比例大概是250000∶1。喬家“大德通”票號的存款以山西本省的最多，如果對存款户以晉鈔付出，大德通就可趁機大賺一筆。但喬家沒有這麼做，幾乎動用了家族的全部積蓄，用新幣付給存户。存款户沒有吃晉鈔貶值的虧，而已經陷入困境的喬家，則虧空數萬兩白銀，雪上加霜，讓“大德通”徹底走向了沒落。
對於家族的這段歷史，喬燕和記憶猶新。“爺爺説‘大德通’是為此倒閉的。我們這麼大的店號，不至於讓自己陷入到衣食無着落的地步。但對一個個儲户來説，如果我們不這樣，他們就可能身家性命不保。”喬家一直堅持着這樣的賠本買賣，直到1952年，最後一家“大德通”錢莊關了門。喬家兩百年充滿傳奇的歷史也宣告終結。
“以前父親就想為喬家立傳，可惜1993年父親突然辭世，這個願望沒能實現。”十幾年來，這似乎是一個心結，常常縈繞在喬燕和心頭。“前人做了很多事情，如果我們不去總結繼承，就會慢慢荒廢並被人們遺忘。”2003年，退休的喬燕和終於有機會籌拍了電視劇《喬家大院》，她沒有想到，這部電視劇會那麼火，喬家的經商和處世之道一下子傳遍了大江南北。
現在，喬家已是第九代了。“喬家後人大多是公職人員，屬於工薪階層，普通而平凡，但還是很重視教育。”喬燕和介紹，家族中20個子女出了2個博士、3個碩士和12個大學生。“大多數人都在北京，因為人太多，工作也忙，在商議家族事務時，只好各家派一個代表參加。每隔幾年，家族成員會一起去大院兒聚會，也是對前輩的一種懷念。”喬燕和説：“喬家的生意終結了，可喬家的精神卻一代代傳承了下來。我們這個家族70多口人，沒有一個‘作奸犯科’的，喬家的後人們也一直恪守着祖先留下的規矩，誠信忠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