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起通過“靖難之役”篡逆而起的永樂皇帝明成祖朱棣，除了“篡逆”的行為後世頗多指摘，登基之後倒行逆施，大肆屠殺建文舊臣的行為招致抨擊外，歷學家對其在位22年的評價還是挺高的。
縱觀朱棣執政的22年，可謂豐功赫赫：重開大運河，編修《永樂大典》，經營邊疆，西部建哈密衞，東北設努爾幹都司，冊封蒙？三部，西南改土歸流，冊封西藏活佛，往吐魯番、伊犁、哈密派駐署理宗教事務的“僧綱司”，鞏固發展大明“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對外遣陳誠通西域，派鄭和七下西洋，通好外邦，向大明稱臣的屬國多達80餘個，最遠抵中非地區。派軍平安南，不戰而威服日本，五次北征蒙古，平韃靼，克瓦剌，大展天朝軍威……文治武功，偉業赫赫。因而《明史》在承認其“倒行逆施，慚德亦可掩哉”的同時，也讚道他“幅員之廣，遠邁漢唐，成功駿烈，卓乎盛矣”。
而這“卓乎盛矣”的時代，自然英傑輩出，文有編修《永樂大典》的大明三大？子之一解縉，操持國事，有開大明內閣先河，創“閣體詩”的“三楊內閣”，武有平安南的名將張輔，以及五次親征漠北的朱棣本人，還有“威服四夷”的傑出外交家鄭和、陳誠。然而諸多光輝奪目的人物，卻掩映不住一個人的光輝--永樂朝户部尚書，被海內外諸多明史學家贊為“永樂盛世大賬房”的名臣--夏元吉。這全因一個最簡單的道理：這個集列朝所有“鴻業”於一身的時代，列列偉績，歸根結底都離不開一個字--錢。
為這最簡單的道理，且讓我們看看他默默無聞，卻值得尊重的一生吧。
夏元吉，字維喆，元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生人，生於江西德興，後隨做教諭的父親遷居湖南湘陰。據説其母生他時，夢見屈原來到房中，故稱他是三閭大夫(屈原)轉世。他看似出身“高貴”，卻自幼家境貧寒。13歲時父親過世，生活更是雪上加霜，小夏元吉“窮人的孩子早當家”，不但刻苦讀書，更在附近教蒙學以貼補家用。他學蘇東坡之法，將每月的工錢分30份懸掛在牆上，每日取用一份，微薄的收入，竟能被他支配得井井有條。其師知道後驚歎道：小小年紀，尤善理財，來日必理大明天下之財。數年之後，身擔大明朝户部尚書重任的夏元吉，果然實現了老師的這一預言。
洪武年間，夏元吉考取舉人，為節省學費，他進入了大明最高學府國子監學習。其刻苦態度頗得執掌翰林院的宋濂賞識，經宋濂推薦被選入翰林院負責抄寫文稿，別人“三天打魚兩天曬網”，在“上班時間”嬉笑打鬧，唯獨夏元吉正襟危坐，安心抄錄，每次都既快又好地完成任務。其兢兢業業的態度引起了朱元璋的注意，隨即破格提升他為六品户部四川司主事。從此，在這個掌控大明朝財政大權的部門裏，夏元吉開始了終其一生的辛勞。
夏元吉為人低調沉默，但一語既出，必切中要害，與喜好旁徵博引，口才卓越的楊思義全然不同。但兩人都是“通才”，不拘泥於四書五經，對算學和工程製造都多有研究，更重要的是，兩人都有過“貳臣”經歷。建文皇帝朱允炆即位後，升他為户部右侍郎，“靖難之役”3年間，他操持國家財政，供應前線軍糧，費心費力，後建文帝事敗，朱棣大兵入城的建文四年(公元1403年)六月十三日，不知城中變故的夏元吉正在值房“上夜班”，連夜點算城防所需用度，最先賣身投靠朱棣的兵部尚書茹常率兵闖入，綁了夏元吉交到朱棣面前，聲言夏元吉在靖難之役中“助紂為虐甚多”，激得朱棣頗為惱火，問夏元吉有何辯解。
夏元吉不慌不忙答道：“君上殉難，臣子理當死節，只是請殿下容臣三天。”朱棣一愣：“為什麼？”夏元吉答：“户部尚有賬目未點算完畢，此事關乎黎民生計，請容臣三天內做完，再隨先君赴死。”這個臨危不懼且至死還“牽掛工作”的能臣，終於打動了朱棣，當即下令將夏元吉釋放，官復原職留任，兩個月後又提拔為户部左侍郎，事實證明，他沒有看錯人。
在升官為左侍郎數月後，永樂元年(公元1403年)四月，夏元吉？到了他任上的第一個重要差事：赴江南治水。彼時江南，是大明朝物產最為豐富之地，是税收的主要來源。可自洪武三十一年以來，連年暴雨成災，導致糧食減產，國家賦税大損，朱棣頗為重視此事，早在入主南京初期，就先後派遣工部侍郎吳中，兵部侍郎方賓於建文四年八月，十二月兩次下江南治理。可這兩位跟從朱棣北來的“老班底”不通南方水情，以至徒耗民力，勞而無功。因而夏元吉此行，朱棣甚為重視，行前專門派督御史俞士吉送水利書籍給夏元吉，兩個月後，又派户部右侍郎李文鬱前往協助。夏元吉到後，先反覆考察水情，然後力排眾議，更改傳統治？方法，提議從吳淞河至太湖之間開鑿運河，並在沿途設置水閘，控制流量，以求“澇則分洪，旱則灌溉”之效。此舉動用民工10萬人，夏元吉以身作則，布衣麻服吃住在工地，親自督工，旁人勸他注意休息，他卻答道：民工都在辛苦，我怎能獨享安逸。眾人聞之感動，工程大進，次年，他又督造了連通白秋河至太湖的工程，將江南兩大河流貫通起來，至永樂二年九月全線竣工，從此“蘇淞農田大利”。值得一提的是，西方採用相同的治水方法，要等到200年後的美國田納西水利工程時。其江南治水功績，連朱棣的第一謀士姚廣孝也為此稱讚夏元吉道：古之遺愛也。
初建奇功的夏元吉自此得到朱棣榮寵，歸南京後愈加器重，不久後升為户部尚書，正式擔當“大賬房”。他藉此勸諫朱棣廢除“文字獄”，併為朱元璋時代因文招禍的文人們“平反昭雪”。一番開導，終令朱棣下達了“大明朝不因文殺人”的訓誡，一批之前蒙冤幾十年的文人，諸多被封殺的詩文著作，從此重見天日，明朝文化繁榮，百家爭鳴，更從此開始。
夏元吉在永樂時代的最重要作用，是和永樂時代一系列“大功業”緊密相連的：造寶船下西洋，編修《永樂大典》，南征安南動兵30萬，5次北征蒙古，平均每次動兵50萬，經濟花費都是天文數字，對比前朝後世，號稱“豐庶”的隋朝煬帝時代，後人贊為“富宋”的北宋徽宗時代，累積“十大武功”的清乾隆時代，上述的“大動作”僅進行了一兩樣，便招致國庫空虛，苛捐雜税叢生，百姓負擔激增，以至變亂四起。但永樂？代，雖説難免勞苦百姓，卻終能將這些“大動作”一一完成，箇中的奧妙，正在於夏元吉的“理財之能”。清朝歷史學家趙翼曾讚歎説：歷朝論理財能者，唯桑弘羊、夏元吉二人也。將之與西漢經濟學家桑弘羊相比，評價可謂甚高。
夏元吉之所以能順利解決這些問題，在於他高人一等的經濟眼光。朱棣的歷次“大動作”中，不斷有人提議用增加賦税的辦法解決籌款問題，每次夏元吉都堅決反對，他的訣竅，可以概括成一句話：“裁宂食，平賦役，嚴鹽法，錢鈔之禁，清倉場，廣屯種，以給邊庶民，且便商賈。”
這些方法中，“裁宂食”最難辦，其內容涉及到“機構精簡”，減少皇室開支用度，甚至限制朱棣本人花費等問題。夏元吉知難而上，永樂四年，借籌措下西洋經費為由，請旨裁減中央到地方閒散衙門200個，分流近千人。朱棣每年給諸皇子的賞賜，也經其諫勸，每年儉省近三分之一。朝廷禁軍，經其核算淘汰大量老弱殘兵，建成兵少戰力精的“三大營”，這件件事情都是“得罪人”的，曾有人向其賄賂以圖“方便”，夏元吉將眾人的賄賂之物盡數掛在家中屋檐下，以表清廉之意。接着流言四起，不斷有人在朱棣面前進讒言，好在朱棣對其信任有加，多次告誡羣臣：“構陷夏元吉者，處重罪。”
其他幾條政策同時施行，“平賦役”，增加對富户階層的税收，減免貧民階層税收，並允許鄉民出錢代勞役。“清倉場”，即清理各地倉庫，嚴查貪污，每遇貪墨要案，他親自核算，屢屢揭穿貪官伎倆。“廣屯種”，招募內地無地鄉民去邊塞耕種落户。這不是朱元璋時代的“強制遷移”，而是國家出台“優惠”政策，用免税和經濟補助吸引農民前去落户，結果九邊各地22年來“户口增倍”，最早從內地“闖關東”的人，也恰出現在這一時期。而各個政策裏，最關鍵也最難辦的是兩樣--“嚴鹽法”“錢鈔之禁”。
“嚴鹽法”，是對洪武朝時楊思義倡導的“開中法”的再調整。“開中法”自洪武年間實施以來，對鞏固國防，加強邊地防務起了重要作用，但到永樂時期卻情形大變。自永樂八年(公元1410年)起，朱棣開始主動出擊，先後5次大規模對蒙古用兵，雖捷報頻傳，但每次出師都在30萬人以上，加上“下西洋”“開運河”“通西域”等大動作同時進行，財用自然捉襟見肘，無奈之下的夏元吉“跳躍性思維”，變“開中法”為“嚴鹽法”，即由每年商人向九邊輸？換取鹽引，變為商人僅向北徵蒙古的“出發地”集中輸送糧食換鹽引，這小小的調整，雖減少了九邊其他邊鎮的收入，卻保證國家可以短時間集中大量錢糧，打好北征之戰。後來遷都北京時，他故伎重演，解決了大明遷都的經濟難題，雖説是“權宜之計”，可畢竟解決了問題。“錢鈔之禁”是朱元璋時代的“歷史遺留問題”。洪武時代，朱元璋發行紙幣，即“洪武寶鈔”，但當時明朝發行紙幣並無“準備金”，導致紙幣貶值，物價飛漲。到永樂時期，雖出台禁令，嚴禁民間金銀交易，但老百姓依然對寶鈔採取抵制態度，具體方法是，每到用寶鈔交易時，就故意哄抬？價，每到用銅錢交易時，便恢復常價，雖時常重懲，卻屢禁不止，以至一度“紙不如銅”。夏元吉反對用強，對症下藥，一方面緊縮銀根，保障寶鈔信譽，另一面讓寶鈔價格同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食鹽掛鈎，以維持寶鈔經濟價值。“經濟手段”確實管用，不久後物價漸趨穩定，國家財政日益平穩。
身為“大賬房”，又面臨國家每年“花費如流水”的情景，自然養成了夏元吉“用度謹慎”的特點。每年他“諫阻奢靡事百件”，甚至包括宮廷開支和藩王用度等行為。永樂時代的各式“大活動”，如接待外國使節，修築河道，乃至練兵設防？樣樣用款，但凡是由他負責，皆小心百倍，認真核算，能省則省，為此也時常與兵部、户部等部門的官員發生爭執，由此得了一個綽號：夏刺頭。所謂“刺頭”，在當時民間方言裏，是“小氣鬼”的意思。
這“刺頭”也終於刺得朱棣龍顏大怒。永樂十九年(公元1421年)，朱棣欲發動第三次北征，一舉平滅韃靼太師阿魯台。深感國家財政日益吃緊的夏元吉竭力阻止，觸怒了朱棣，加上一直深恨夏元吉的國公張輔以及漢王朱高煦的爭相挑撥，夏元吉被解除職務，送“內宮監”長期關押。幸好深知其才的太子朱高熾從中調解，方才保住了他的性命。
在抄其家的時候家中僅布衣和瓦器，朱棣聞之感歎：“果然刺頭也。”而北征的結果也不幸被夏元吉所言中：朱棣連續發動遠征，“嚴鹽法”漸被濫用破壞，國家財税捉襟見肘，國庫空虛，從夏元吉下獄的永樂十九年(公元1421年)至朱棣病逝於第五次北征歸途的永樂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僅大米的價格，就從1石1貫寶鈔，上升到50貫寶鈔。朱棣病逝後仁宗朱高熾登基，赦夏元吉出獄官復原職，首任要務還是解決這“通貨膨脹”問題。夏元吉殫精竭慮，再改“嚴鹽法”，允許商人用寶鈔直接換鹽引，規定以300貫換1引，另外繼續對皇帝“刺頭”，禁絕宮廷奢靡消費。明宣宗朱瞻基登基後，夏元吉主持改革商税，減少國內關卡，鼓勵商品流通，削減收税比例，做到“税少而財增”，經永樂時代日益空隙的國庫，終於重新充裕起來。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夏元吉退休，數月後病逝於家，贈太師。這位歷事洪武、永樂、洪熙、宣德四朝的“大賬房”，堪稱“永樂盛世”“仁宣之治”兩大黃金時代的關鍵人物。
補充一點，素來被認為“刺頭”的夏元吉，也有大方的時候，比如每年劃撥給各地收養孤寡老人的養濟院的經費，從來都是逐年增加。但凡有各地鬧災，劃撥救濟糧米均大大超過預算。私生活方面，其親弟弟從老家來看他，他僅贈米兩石，但對京城周邊乃至老家的孤苦學子，卻時常得其無私資助。在這位“大賬房”眼裏，錢用在老百姓身上，也就用在了“刀刃”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