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在影視中心參與過兩部電視劇本的創作，其中一部是1999年的《紅樹林》。原來莫言不僅寫“鄉土”，也寫“城市”。雖然他自言侷限不少，除了商業規則，還有行業的規則：“要從正面表現檢察官的形象，官員的腐敗也要表現在尺度之內。”但莫言也做出了自己的嘗試，不再寫諸如檢察官妻子下崗、孩子發燒、法網人情兩難等等“大路貨”，而將一篇未完成的小説《珍珠奇談》糅進了這個劇本，給這一題材平添了許多奇情色彩。別墅、廣場、豪車、夜生活、男歡女愛……劇本里充斥着莫言筆下少有的場景。可以肯定的是，他寫城市並不得心應手。
《紅樹林》先拍成電視劇，後改成長篇小説，也成為莫言十一部長篇作品裏他個人最不滿意的一部。劉佑生説當初是“逼”着莫言寫的。按照莫言的性格，他當然不會拒絕。平日裏，莫言也會和報社同仁參加下基層檢察院考察的活動，給通訊員上課講如何寫作。2003年，他主動寫了一部反映反腐倡廉的電視劇本《雪白的牆》，後被改編成電視劇《良心作證》。他自己這樣總結在《檢察日報》的十年：“《檢察日報》讓我對中國的官場有了比較透徹的理解，知道了很多官場內部的規則，知道了在合法和非法中間有一個灰色的地帶。”
記者問莫言：“得了諾獎，對你意味着什麼？”他迴應：“意味着我得出來見你們。”這就是莫言式的幽默。《檢察日報》副總編輯王守泉評價莫言最講“中庸之道”，“他説話巧妙、俏皮，同時永遠得體、注意分寸”。他正式作為《檢察日報》的一員，參加影視部的電視劇首發式活動時，媒體問他為什麼轉業，他開玩笑説：“部隊嫌我太胖了。”《檢察日報》文藝副刊副主任彭誠還給記者講了個故事：一次在清華大學舉辦講座，莫言是被邀請的三位嘉賓之一。領取酬勞時簽字，表格上數目是兩千元，莫言邊籤邊説：“兩萬塊，你們挺大方的嘛。”只有彭誠這樣熟悉他的人，一看就明白莫言這是在開玩笑。他故意讀錯數字，臉上卻不動聲色，嚇得主持人忙不迭解釋。
人們往往評價莫言“其實就是一個山東農民”，這既是對莫言小説中一貫鄉土色彩的概括，也是對其樸實人品的肯定。不過莫言倒不是完全與“時尚”絕緣，讓彭誠印象最深刻的是，莫言一次講演完，報社派車送他回家。彭誠和莫言一起坐在後座，聊天時她問莫言，如何創作出小説中那麼多形態各異的女性形象？莫言當天演講的主題就談的是經驗和想象力之間的關係，他笑着承認，大部分都出自自己的想象。彭誠還記得，那天她噴了迪奧新出的“真我”香水，莫言就説“你噴的是迪奧的香水吧”，這讓她大吃一驚。她笑着對記者説，其實莫言老師也是擁有很多“經驗”的嘛。
莫言的細膩深藏不露。作家叢維熙曾寫文章回憶，九十年代一次春節前，他請友人到家中歡聚，喝酒喧笑，好不熱鬧。直到酒終人散後，叢維熙的妻子才在家裏的角落“發現莫言帶來了年節的禮物：一個竹編籃筐裏，蜷卧着兩隻顏色相異、絨布做成的小貓”。
人們往往評價莫言“其實就是一個山東農民”，這既是對莫言小説中一貫鄉土色彩的概括，也是對其樸實人品的肯定。不過莫言倒不是完全與“時尚”絕緣，讓彭誠印象最深刻的是，莫言一次講演完，報社派車送他回家。彭誠和莫言一起坐在後座，聊天時她問莫言，如何創作出小説中那麼多形態各異的女性形象？
北京人藝“榮譽編劇”
莫言與影視界的互動，在作家中算是比較緊密的，《紅高粱》無疑是最為炫目的一次合作。除此之外，他的小説《白狗鞦韆架》也在2003年被導演霍建起看中，拍成了電影《暖》，一舉獲得東京國際電影節金麒麟獎、金雞獎最佳故事片獎等獎項。莫言擔任編劇的電影《太陽有耳》，嚴浩執導，張瑜、尤勇主演，1995年摘得柏林電影節銀熊獎。1999年，他的短篇小説《師傅越來越幽默》，促成了與張藝謀的第二次合作，這就是電影《幸福時光》。不過莫言説，片子改動太大，跟他原來的小説幾乎沒什麼關係。
編劇莫言還曾跨界到話劇界。他共寫過三個劇本，最近借諾獎東風，已迅速結集成書面市了。追溯起來，莫言走上文學之路其實始於戲劇。他從小就愛看戲，村裏只要有唱戲，他從來不曾錯過。村裏演樣板戲《智取威虎山》，他還曾在戲台上跑龍套演小土匪。在代表作《檀香刑》中，莫言對家鄉流行的“茂腔”的精彩借用，讓所有讀過小説的人都印象深刻。
1978年，他在山東黃縣當警衞戰士期間，曾受話劇《於無聲處》和曹禺、郭沫若等人劇本的影響，寫下一部六幕話劇《離婚》。故事講的是“文革”期間與“四人幫”鬥爭的事，一腔熱血的莫言把“處女作”寄給《解放軍文藝》，但遭遇退稿。退稿信上寫到：刊物版面有限，像這樣的大型話劇，最好能寄給出版社或是劇院。幾年後，劇本手稿被作家本人付之一炬。
《離婚》之後，莫言有二十多年沒碰戲劇。1996年，導演王嚮明和編劇王樹增聽説莫言曾為張藝謀寫過一個關於楚漢戰爭的電影文學劇本《英雄美人駿馬》，於是找上門來，“慫恿”莫言參與創作新戲《霸王別姬》。2000年歲末，這部小劇場話劇在人藝上演，在當年引起不小的反響，創下近四十萬元的票房佳績。兩位編劇也很下工夫，九易其稿，莫言與王樹增各寫三稿，後應王嚮明要求，莫言又改了三稿。《我們的荊軻》則是莫言寫於2003年“非典”時期，2011年在人藝首演，是莫言的第一部大劇場話劇，上演後也收穫不少讚譽。
從這兩部戲，可以看出莫言對於歷史劇的鐘情。兩部戲的歷史故事早已家喻户曉，如何舊瓶裝新酒，還是頗有挑戰性。莫言選擇用現代視角重構了歷史的真實。《霸王別姬》不同於舞台上曾有過的諸多版本，將一部男人戲變成了女人戲。歷史上的呂后，狠毒殘忍，但在《霸王別姬》中，呂雉褪去政治沉重的外衣，更像是一個敢愛敢恨的情感角色。她和虞姬都愛上了項羽，兩人間還發生了一場關於愛情和男人的辯論，卻彼此都被説服。虞姬認識到和帝業相比，兒女私情輕如鴻毛;而呂雉則領會到，即使貴為皇后，一生中沒有經歷過真正的愛情，將是致命的缺憾。這決定了兩人此後的種種選擇……莫言接受採訪時，坦承如果自己是項羽，絕對會選擇呂雉“呂雉的感情比虞姬要深沉得多”。
有人評論《霸王別姬》中的“歷史人物和我們遠隔千山萬水，但又近在咫尺”，這正是莫言所期待的效果。他曾發議論：“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所有的歷史劇都應該是當代劇。如果一部歷史題材的戲劇，不能引發觀眾和讀者對當下生活乃至自身命運的聯想與思考，這樣的歷史劇是沒有現實意義的。”
在《我們的荊軻》中，莫言似乎走得更遠。莫言談及此劇的創作，“是一次‘將自己當罪人寫’的實踐。”“荊軻”不是重點，“我們的”才是該劇表達的重點，即所謂人人心中都有一個荊軻。《我們的荊軻》一開場便與眾不同。“這是哪？這是首都劇場！”“哥兒幾個，這場戲咱們得好好演，演好了您就出大名了！”戲中不時以這種齣戲場景，提醒着觀眾，這既是歷史，也是戲劇，其實無甚分別，竟有了點“娛樂至死”的意味。故事取材於《史記·刺客列傳》，並無大改動，莫言的顛覆表現在“對每個人物的行為動機做了大膽的推度”。荊軻刺秦不再單純是慨當以慷，而是變得複雜遊離。劇尾荊軻終於意識到這場著名的刺殺，與正義無關，而像是一場表演秀——但他最終還是選擇捨命以博名。這是莫言對荊軻刺秦的現代解讀。《我們的荊軻》首演後，莫言被人藝聘為第十一位“榮譽編劇”。
如今的諾獎效應，除了催生書籍出版，人藝也宣佈敲定話劇《霸王別姬》第二輪演出時間，將於2012年12月19日起連演五場。在新書的序言中，莫言寫道：“戲劇創作方面，我是一個學徒。但我有成為一個劇作家的野心。”
人們往往評價莫言“其實就是一個山東農民”，這既是對莫言小説中一貫鄉土色彩的概括，也是對其樸實人品的肯定。不過莫言倒不是完全與“時尚”絕緣，讓彭誠印象最深刻的是，莫言一次講演完，報社派車送他回家。彭誠和莫言一起坐在後座，聊天時她問莫言，如何創作出小説中那麼多形態各異的女性形象？
學習蒲松齡，向民間迴歸
諾獎授獎詞中，稱莫言“將魔幻現實主義與民間故事、歷史與當代社會融合在一起”。這頂帽子造就了莫言的榮耀，也每每成為他想要掙脱的桎梏。“魔幻現實主義”是拉丁美洲人的發明，集大成者是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其他文學地域的作家被貼上這一標籤，寫得再好也往往被認為是學習和模仿。莫言也在探索自己的新路。
1985年，韓少功在《文學的“根”》率先提倡：“文學有根，文學之根應深植於民族傳統的文化土壤中”，拉開了“尋根文學”的大幕。賈平凹、李杭育等人的呼應，莫言也身受影響，他開始將對意象的鋪陳轉換到對傳奇的興趣。齊文化“泛神論”的浸淫，童年時耳熟能詳的鬼怪奇談，開始在他的胸中發酵。繼《紅高粱》、《豐乳肥臀》後，他也在反思“尋根”。“‘尋根’很快又走向了反面，那就是出現了一批專門描寫深山僻壤落後愚昧痴呆病態潑婦刁民的作品，好像這就是我們的根了。”“一個作家要想成功，還是要從民間、從民族文化裏吸取營養，創作出有中國氣派的作品。”
他自言寫《紅高粱》時“就是在吶喊”，儘管再也無法企及當年的激情，但莫言還是認為那是自己“不成熟”的一段時期。他也在考慮如何在“魔幻現實主義”的旗幟下突圍。莫言碩士論文的題目就叫《超越故鄉》。他開始有意識地向傳統文化靠攏，其中對其影響最大的人，莫過於蒲松齡。莫言寫過一篇小文，名字就叫《學習蒲松齡》。他戲擬了自己與蒲松齡相見的場景，這位“祖師爺”給他當頭棒喝。而回憶幾十年前還沒開始寫作，莫言説他就已知道蒲松齡，童年時期讀得最早的也是蒲松齡的小説。
莫言説：“到了寫《檀香刑》時，我的追求已經十分自覺。我想我首先要用一種跟自己過去的語言、跟流行的翻譯腔調不一樣的語言。這時候我想到了貓腔的戲文。所謂‘撤退’，其實就是向民間迴歸。”2001年創作的《檀香刑》，被莫言置於宏大的歷史背景下：1900年德國人在山東修建膠濟鐵路、袁世凱鎮壓山東義和團運動……借一位農民運動領袖被捕後接受酷刑的引子，再現了一場可歌可泣的農民運動和一段驚心動魄的愛情。
小説採用了“鳳頭”、“豬肚”、“豹尾”的古老結構原則，説書人的敍述立場，章回體的小説形式，處處可見強烈的中國民間美學。即使是那個被指完全模仿《百年孤獨》的開頭：“那天早晨，俺公爹趙甲做夢也想不到再過七天他就要死在俺的手裏。”最後評論家閲畢全篇仍得出結論，自此“莫言一退十萬八千里”，在後面的篇幅中徹底將小説“帶回我們古典和鄉土的偉大傳統的地平線”。“這是向馬爾克斯致意，也是向馬爾克斯告別。”
2003年的長篇小説《四十一炮》，繼《檀香刑》之後讓莫言再次入圍茅盾文學獎，但最終仍與茅獎擦肩而過。小説名字源於莫言的親身經歷。小時候莫言嘴饞，又愛吹牛，為此沒少給家裏惹事。他説像這樣的孩子在村裏被叫做“炮孩子”，意思是説話像放炮，無遮無攔。小説借一個“炮孩子”的視角，折射上世紀六十年代農村的時代變革。小説仍然選擇古典小説的章回體，而講故事的地點“五通神廟”，據説就出現在《聊齋》裏，是故事中慾望的象徵。
2006年，莫言另一部重磅長篇《生死疲勞》出版。這一年，他借住在北京一位朋友的房子裏，靠手寫僅用了四十三天時間，耗去三瓶墨水，寫出了四十三萬字的《生死疲勞》。這種速度，可以想見他在創作時噴湧不絕的滔滔文思。書出來後，“有人説我是學習了拉丁美洲的魔幻現實主義，山東大學馬瑞芳教授看完後對我説，莫言，你是借這本小説向蒲老致敬。”看起來莫言比較認可這一觀點。《生死疲勞》將民間敍事中的“六道輪迴”融入其中。一個被冤殺的地主經歷變成驢、牛、豬、狗、猴，最後轉生為一個帶着先天性的大頭嬰兒;大頭嬰兒滔滔不絕講述自己身為畜牲時的種種奇特感受。小説透過各種動物的眼睛，觀照半個世紀內中國鄉村社會龐雜喧譁的蜕變歷史。“這個故事的框架就是從蒲松齡的《席方平》中學來的，我用這種方式向文學前輩致敬。”
姑姑的故事與大江健三郎
姑姑是莫言最喜歡的親人。“我小時候，家裏人生了病，就會把我姑姑搬來，她給看完病就開始講她當天遇到的事，我們就瞪着眼聽。她醫藥箱裏給人打針的那種小紙盒，是我們最好的玩具。”姑姑管貽蘭在當地家喻户曉，她當婦產醫生一輩子，大部分本地人都是經她的手來到人世。莫言的哥哥姐姐、莫言、莫言的女兒管笑笑，都是姑姑接生的。
姑姑識字，從小跟大爺爺學開藥方。新中國成立後，政府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新生育法的培訓，當時有文化的人不多，於是姑姑順理成章被縣衞生局選中，成為新法接生培訓班的首批學員。因為在農村推行計劃生育政策，管貽蘭一段時期內是當地最不受歡迎的人。“夜裏不敢一個人出門，走路有人從背後用磚頭砸。”
莫言説，有的人家生了女孩，為了再生一胎就把孩子藏起來，或者假報孩子死了。但計生委規定第一必須有接生護士簽名，第二得有死去的嬰兒屍體為證。“姑姑有時無法，就從別的地方弄個嬰兒屍體，搪塞一下。她幹過很多這樣的事。”
甚至莫言自己也遭遇了“被計劃”。那時莫言剛調到北京，妻子杜芹蘭懷上了第二胎。“如果我是普通戰士，是志願兵，可以要第二個孩子，但我們總部機關特別嚴，不能要第二個孩子，幾千幹部都沒有第二胎，不能因為我影響了整個單位的榮譽。”莫言只得回山東勸説妻子。杜芹蘭流產完，縣裏獎給莫言家一台洗衣機，而流產手術就是姑姑做的。
莫言小説裏的人物，大都可以在“高密東北鄉”找到原型。《紅高粱》中的王文義是莫言的老鄰居，真名實姓，《紅高粱》裏把他寫死了，莫言後來還賠了人家幾瓶酒。《天堂蒜薹之歌》是結合山東“蒼山蒜薹事件”和自己四叔的遭遇。《生死疲勞》裏的“藍臉”，是自己生產隊裏一個單幹户的原型。他很早就想以姑姑為原型，寫一部小説。縈繞多年後，當計劃生育政策三十年期限已到，輿論開始紛紛討論計劃生育這一主題時，莫言終於找到寫這個故事的時機。他在2010年寫出了《蛙》這部長篇。
小説《蛙》中的“姑姑”，接生的嬰兒遍佈高密東北鄉，喪生她手未及出世的嬰兒也不在少數。讓已生育的男人結紮，讓已生育的懷孕婦女流產，成了“姑姑”行醫生涯的另外兩件大事。“姑姑”的一生，與新中國近六十年波瀾起伏的農村生育史密不可分。在被宣佈退休的那天晚上，“姑姑”喝醉了，搖搖晃晃往回走，結果走到了一片窪地。月光下，蛤蟆、青蛙呱呱地叫着，此起彼伏，不絕於耳。那片宏大的蛙聲，讓“姑姑”覺得是死於自己之手的無數嬰孩的啼哭，這聲音讓她無從逃避……
旁觀者莫言，借姑姑的創痛，暗示了一個時代與民族的隱痛。他也坦承當時自己放棄孩子，更多是出於個人前途考慮，現在年過半百，“感覺自己是有罪的，不應該那麼做。”他説自己早期的寫作大多“向外看”：“對罪惡的抨擊多一些，更多想到的是外部強加的痛苦，想到自己怎麼受社會的擠壓和別人的傷害。慢慢就向內寫了，寫我內心深處的惡。”莫言把《蛙》定義為“直面靈魂”之作。“我從前講過我的幾個階段：把好人當壞人寫，然後是把壞人當好人寫，最後是把自己當罪人寫。”
《蛙》與一位日本人也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就是2004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大江健三郎。現年七十七歲的大江健三郎比莫言年長二十歲，非常欣賞莫言的寫作，自2000年大江訪華與莫言相識，兩人便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大江健三郎中文作品的翻譯許金龍説，自己以前每年到大江家拜訪，“大江都會小心翼翼從樓上書房裏，捧出珍藏的茅台酒，告訴我説：‘我現在不喝它，等到莫言先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我跟他共飲這瓶美酒。’”
2002年春節，大江健三郎再次來華，專程與莫言一起回老家過年。大江與莫言姑姑見了一面，對她的故事很感興趣，後來在多次演講中都提到姑姑。他鼓勵莫言把姑姑的故事寫出來。《蛙》分為五部分，分別以劇作家蝌蚪寫給日本友人杉谷義人的五封信引出。有評論者認為“杉谷義人”就是隱喻大江健三郎。不過莫言否認了。但在十八年前，大江健三郎就開始預言莫言可以拿諾貝爾文學獎，並多次向諾獎評委會推薦莫言。莫言為西方讀者所知，並最終榮獲諾獎，和大江多年來的一貫支持也不無關係。
《蛙》在2011年獲得中國長篇小説最高獎項茅盾文學獎。如今莫言又拿了諾貝爾文學獎，在大多數人看來，他已經攀達榮譽的巔峯。莫言當然也有過困惑乏力的時刻，自言“有時候感到自己才華橫溢，有時候感到自己蠢笨如驢”。不過他接着説：“永遠自信的人，不是白痴，就是魔鬼。”這是屬於莫言式的清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