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3月4日，梁啟超到北大禮堂作了一次關於《老子》成書年代問題的學術講演，禮堂座無虛席，連窗台上都擠滿了聽眾。梁啟超在演説中認為，《老子》一書有戰國時期作品之嫌，並詼諧地對聽眾説：“我今對《老子》提出訴訟，請各位審判。”
不料，幾天后梁啟超真的收到一份判決書。這是一篇用文學作品的形式寫成的一篇學術論文，文中稱樑先生為“原告”，稱《老子》為“被告”，自稱是“梁任公自身認定的審判官並自兼書記官”，以在座“各位中的一位”的身份“受理”樑先生提出的訴訟，進行“判決”。其“判決”全文如下：“梁任公所提出各節，實在不能絲毫證明《老子》一書有戰國產品的嫌疑，原訴駁回，此判。”判決書的署名是張煦。
原來張煦(怡蓀)當時也坐在窗台上，依靠自己從演講現場匆匆記下的幾頁筆記為原材料，針對當時已名滿天下的梁啟超的觀點，連夜撰文，逐一進行批判：“或則不明舊制，或則不察故書，或則不知訓詁，或則不通史例，皆由於立言過勇，急切雜抄，以致紕繆橫生，勢同流產。”文章長達數萬言。
寫就以後，張煦將其寄給了梁啟超。梁啟超收到文章後，十分讚許作者的才華，儘管並不同意作者的觀點，仍然親自為該文寫了如下題識：“張君寄示此稿，考證精核，極見學者態度。其標題及組織，採用文學的方式，尤有意趣，鄙人對於此案雖未撤回原訴，然深喜《老子》得此辯才無礙之律師也。”後來張煦的學術論文連同梁啟超的題識，在《晨報》全文發表。
一個是血氣方剛的青年，敢於向權威挑戰;一個是學者風範，熱情獎掖後學。文章一出，學術界紛紛傳為佳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