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的後代：董必武，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勛，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中國社會主義法制的奠基者。接下來由小編來為大家説説成董必武的後代。
1973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的一篇長篇通訊《革命的好後代——記北京下鄉知識青年董良翮》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全文播發了。一時間，董良翮成為中華大地家喻户曉的人物。有關董良翮的身世，文章中只披露了他是“革命幹部的後代”，他的行動“得到父母的支持”。然而，生活在北京的不少“老三屆”的同學都知道，董良翮是中共元老、當時的國家代主席董必武的小兒子。
28年過去了，董良翮現在在做什麼？董必武的其他子女狀況怎樣？
當電視專題片——《開國共產黨人的親情家事》的攝像鏡頭對準董必武后人的時候，作者作為該片的撰稿人之一，隨筆記錄下他們當今的普通生活和對父親的珍貴回憶。
董良羽，董必武之長子
1938年3月生於延安，曾就讀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1993年由北京空軍司令部退休
我是1938年3月在延安出生的。我出生時，父親不在身邊。當父親在武漢聽説我出生的消息時，高興得不得了，特意給我買了一條粉紅色的小連衣裙。長期以來，這件事成為母親責備父親不會買東西的一段笑料。當我第一次用自己的眼睛注視父親時，面對的是一位蓄着鬍鬚的陌生老頭兒。我不理他，長時間地面壁而坐。父親一點也不生氣，而是想辦法接近我，給我撫愛。
妹妹良是1941年出生的。當年，延安的生活非常艱苦，冬天常常烤不上火，我和妹妹凍得直哭。父親每次從國統區回來，都給我們帶一些小禮物，非常疼愛地給我們洗臉、洗手，還經常把我們抱起來親親。我們漸漸喜歡上他，終於認可了這位父親。
我從小沒有上過幼兒園，而是跟隨父親到處奔波，重慶、南京、延安、西柏坡……當年，母親在延安參加大生產運動，是勞動模範，帶着兩個幼小的孩子，實在有些吃不消。為了減輕母親的負擔，父親便把我帶到重慶曾家巖。
可以説，父親是我的啟蒙老師。那時，沒有教科書。父親用蠅頭小楷把授課內容寫在毛邊紙上，釘成課本，教我背誦。父親是嚴師，每天的功課背不下來，就不許睡覺，從不遷就我。
我從讀國小三年級起，就開始住校，與父親接觸的機會越來越少。儘管這樣，父親對我的教育一點也不放鬆。我每次回家，他都要在百忙中抽出時間聽我彙報學習和思想情況。父親嚴肅有餘，很少開玩笑，講笑話。在我心中，他可敬，不可親。
父親在世時，我從不介入他的工作，瞭解不多，對他的歷史作用也不清楚。我退下來以後，參加了中央文獻研究室《董必武傳記》和《董必武年譜》的編寫工作，系統地閲讀了大量的資料，才對父親有了更深一層的瞭解，慢慢悟出了他的精神所在。父親用他一生的奮鬥和人格風範深深地影響和感染着我們。父親自幼古文很好，又工於律詩、書法，通曉英、日、俄語，法學造詣尤深。但他從不因為自己是黨的“一大”代表，而居功自傲，擺老資格。父親常常自喻為“布頭”、“龍套”和“老牛”。黨需要他幹什麼，他就幹什麼，就幹好什麼。
退休前，部隊的一位首長曾好心地提示我：“老董呵，你是不是找找關係，在部隊再幹幾年。”言外之意，要我想辦法找上邊的人，解決職務和軍銜的問題。我沒有這樣做，55歲，到年齡就退休。我想，領導人的子女也是普通人，他們除了肩負更重的社會責任，沒有什麼可特殊的。
董良翬，董必武之女
1941年生於西安，曾就讀北京大學中文系，現任中國文聯書記處書記，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哥哥良羽出生時，抗日戰爭剛剛爆發。那時，日本鬼子的飛機肆無忌憚地轟炸掃射，而我們國家不能製造飛機。父親認為一個國家能夠製造飛機就説明她的富強，所以給哥哥取名良羽。
出於這樣的想法，我出生時，父親就繼續在“羽”字上做文章，為我取名良翬。弟弟出生後，父親又為他取名良翮。
解放後，父親看到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飛速發展的大好形勢十分欣喜。哥哥上大學時，選擇了導彈無線電控制專業，他就十分高興。1970年，我國第一顆地球人造衞星“東方紅一號”發射成功後，84歲高齡的父親親自帶我們去北京衞星地面站觀看“東方紅”衞星飛過首都上空時的情景。可以説，“羽”字是父親心中的寄託和期望。
1953年前後，我們家曾住在北京鼓樓後面的小石橋，一個有很大後花園的套院裏。父親很喜歡這個住所，房子的建築佈局很合理，也很有氣魄。但父親還是決定搬家，遷入中南海去。
為什麼要搬家呢？父親伸出握拳的左手，用右手撥開食指，説：“第一，為我一個人，要有警衞排，要有人燒鍋爐、送煤，要有人跑這麼遠來送文件。這樣要佔用多少人力、物力啊！這第二呢？我上班太遠，如果家在中南海，上班就近了一半路程，節約了一半汽油。我們的國家窮啊！”
這次搬家大約是1958年。我們搬進中南海懷仁堂東側的一套兩進院。不久，王稼祥叔叔一家也從外邊遷進來了。母親有時去探望王叔叔和朱仲麗阿姨。家裏要開飯時，我只要打開北面窗户，扯着嗓子叫喚母親就行了。有幾回，我是從窗口跳過去把母親找回來的。我們兩家就像一家人一樣。“文革”開始前，王稼祥一家遷出中南海。不久，紅得發紫的戚本禹突然搬了進來。這個院子就開始顯得聲氣浮囂，喧聲笑語常常吵至深夜。父親和母親的卧室在二進院北屋的西頭，窗户正對着戚本禹住的院子。對於“文革”種種現象的不理解，對於弟弟良翮不明原因被囚禁，父母的心情很壓抑。兩位老人睡覺又少，如果晚上能夠談談也好，但現在不行了，隔牆有耳。對二老來説，這種壓抑在國統區嚐到過，沒有想到，1967年他們在中南海又處在這樣的境地！我家的乒乓球室設在東牆外的一個車庫裏。父親打完球，常常從球室那扇大門走向中南海散步。距球室東側三四米遠的一個院子裏住着陳伯達的保姆。“文革”開始不久，有人硬是把父親經常進出的那扇大門用木板交叉釘死了。事前沒有和父親商量一下，甚至沒有通知一聲。據説為了安全、保密。就在這樣的環境裏，父親和母親商議要搬出中南海。
1968年初春，我們搬到六部口附近的一個院子。記得一天晚飯後，父親站在院子裏，舒暢地伸了一個“懶腰”，然後笑着對我説：“良，我們可以上街走走了吧？”我能體會到他的心情，他是多麼希望做一個普普通通的公民呀！
父親去世以後，我常常想，父親是我們黨的創始人之一，做過不少工作，肩負過國家重任。他的許多事蹟卻不見於史料，我覺得很遺憾。
退休後，我要做的事情很多，要將父親留下的財富好好整理一下。這些東西屬於我，也不屬於我。我想讓大家都知道。
董良翮，董必武的小兒子
1945年生於延安，1969年下鄉務農，現為廣州中聯置業公司董事長
在三個孩子中，我跟父親在一起的時間最長。父親對哥哥姐姐可能不像對我這麼寬愛。他們的特權不如我大。他們不能隨便進出父親的辦公室，我卻可以在他辦公室的地毯上打滾，甚至可以亂翻抽屜。父親曾經對我説：“上帝創造你，就是讓你破壞的。”父親很嚴肅，但他很有人情味，不打人，甚至沒有罵過我。
我在“文革”中，曾兩次無故被囚禁。1966年12月中旬的一個夜晚，母親從廣州打來長途電話，説父親接到中央通知，要我去投案、自首。沒有人向父親解釋原因。
在姐姐的陪同下，我直奔公安部，又去北京市公安局“投案”。就這樣，我開始了第一次囚徒生活。
當我和一大批紅衞兵被“特赦”時，江青、陳伯達、謝富治一夥在人民大會堂召見了我們，説是允許革命小將犯錯誤，歡迎他們改正錯誤。這批紅衞兵包括“聯動”和“西糾”兩批人。據説，我不屬於他們之列。
1968年冬季，父親在廣州養病。為了父親過生日熱鬧些，我們全家人先後聚會廣州。這時，因“文革”暫停了兩年的徵兵工作開始了。我興奮至極，一到廣州就纏着母親，讓她到軍區活動活動，接收我當兵。廣州軍區以我眼睛不好為理由，總説研究研究，一個半月後，才通知我可以入伍。
決定搭乘張雲逸大將的公車，先回北京處理一些事。不想在回京的列車上，我已被同包廂的兩個男人監視上了。一下火車，我便被他們扣上手銬，塞進一輛早已停在站台上的小轎車裏，押走了。與我同行的姐姐和在站台上接我的哥哥都驚呆了，不知所措。
姐姐説，這個時期，父親做了不少詩，內容都是關於我的。父親曾經對她説：“你弟弟是代我坐牢呀！”“文革”期間，我兩次坐牢，到底為什麼？我一直糊里糊塗的。林彪摔死了，“四人幫”被揪出來了，我才慢慢明白過來。林彪、“四人幫”一夥為了篡黨奪權，整人的手段因人而異。對我父親，因為無權可奪，便對他老人家進行精神折磨。他們把我抓起來，為的是逼着父親“跳出來”。只要父親“跳”，就打倒他。但父親就是不理林彪、“四人幫”那一套。
“文革”開始時，我是北京市六中66屆高中畢業生。我出獄時，同學們早已離開學校了。1968年12月，父母經過幾天認真的考慮，決定送我到農村去。下鄉前幾天，父親跟我談了幾次話，他告訴我，要做好吃苦的準備，在農村上廁所沒有手紙，農民揩屁股用石頭……我不知道父親怎麼知道得這麼多，下鄉後，果然是這樣。
離校時，我24歲。出獄半年多，我的身體一下很不好。為了我和女朋友相互有個照顧，父親要我們結婚後一起去。那時，我還是高中生，中學生結婚沒有先例，學校不給開證明。父親説不開證明也結婚。這件事，我對父親很欽佩，那麼大歲數，還是清末秀才，但他沒有封建思想殘餘，對婚姻的看法，比現代人還清楚。我和愛人是下鄉後在農村辦的結婚手續。
我在農村幹了10年，從普通社員到大隊書記，到公社書記，到縣委副書記，三年上一個台階，慢慢地升上來。從1973年當公社書記起，我每年都要堅持參加生產勞動二百天左右。我體會到，只有和羣眾一起勞動，才能聽到羣眾的呼聲，感受到羣眾的感情。當農民的10年經歷，為我一生積累了不可多得的寶貴財富。1979年，我離開農村，回到北京，在農機部農業機械化服務總公司工作。我沒有按部就班地上大學，只是在幹部學院進行了企業管理專業的培訓。後來，又從農機部調到康華公司，接着又到了海南……現在在廣州經商。
如果父親活着，我相信他也不會落伍，一樣會尊重我們自己的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