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徵(580年-643年2月11日)，字玄成，鉅鹿郡(一説在今河北省鉅鹿縣，一説在今河北省館陶縣)人，唐朝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和史學家，因直言進諫，輔佐唐太宗共同創建“貞觀之治”的大業，被後人稱為“一代名相”。貞觀十七年(643年)，魏徵病死。官至光祿大夫，封鄭國公，諡號“文貞”。葬禮從簡。同年入凌煙閣。
魏徵陵墓位於陝西省禮泉縣。著有《隋書》序論，《梁書》、《陳書》、《齊書》的總論等。其言論多見《貞觀政要》。其中最著名，並流傳下來的諫文表---《諫太宗十思疏》。
魏徵與唐太宗
唐太宗在魏徵死後，曾廢除與魏家的婚約，撲倒自己手書的魏徵碑，但這些事不大被人提及，人們津津樂道的，仍是他們作為明君賢臣的故事。其實，這對中國歷史上的君臣楷模，有其真實的一面，也有被後人的記載着意塑造的一面。
貞觀十七年(643)正月，當朝名臣魏徵病危，唐太宗甚是關心。不僅用自己別殿的質材為魏徵宅修築了正殿，賞賜各種家用物什，還專門派中郎將住在魏家，隨時稟報病情變化，藥品御膳自是送了不少，還不時親自前往探視，有時一去便逗留一整天。眼看魏徵大限將至，太宗問他有何心願，魏徵拖病體勉強穿上朝服，對唐太宗説：“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語出《左傳》，意為：“我對自己和家裏的事無心可操，就是恐怕國家出亂子”)。
唐太宗為此深受感動，不久，便決定將小女兒橫山公主嫁給魏徵之子魏叔玉，希望魏徵能在生前看到這個新媳婦。但未得成婚，魏徵便撒手人寰，去世後，太宗罷朝五日，並親自書寫碑石立於其墓前。此後不短的時間裏，太宗都思念不已，時常登凌煙閣看魏徵的畫像，或寫詩悼念這位名臣。
然好景不長。由於魏徵生前曾經舉薦杜正倫和侯君集為宰相，結果杜因為過失而遭罷官，侯因叛亂而被誅殺，加之有人在太宗面前説魏徵結黨營私，令太宗大為不悦;又有人説魏徵曾讓史官褚遂良看過自己的諫諍文章，這一點更是觸犯了太宗的神經(由於玄武門之變這一事件，太宗對國史的編修非常看重且親自過問)，於是，太宗一怒之下，先是廢除橫山公主與魏叔玉的婚事，隨即又下令撲倒了自己手書的魏徵碑，親手終結了自己和魏徵之間為後人所追慕的一段君臣佳話。
此舉不免令人心生疑惑，憑魏徵與唐太宗之間深厚的情誼，如何到最後竟是這般的恩斷義絕呢？
我們都知道，魏徵在隋末先是追隨瓦崗軍首領李密，後才投奔李唐的。歸唐後，先是在太子李建成府內任職，並在太子建成和秦王李世民關係緊張時，勸説太子建成當機立斷，佔得先機，但終於李世民高出一籌，發動玄武門之變，親手除掉了自己的同胞和政治對手，並一步步贏得了天下。
不過，李世民當上皇帝后，不僅沒有降魏徵的官，反倒是加以重用，史載：“帝悦，日益親，或引至卧內，訪天下事。徵亦自以不世遇，乃展盡底藴無所隱，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舊唐書·魏徵傳》)也就是説，魏徵與唐太宗，彼此都深感遇到了知音，兩人在國家大事上總能密切協商，通力合作。最重要的，魏徵總是能説中太宗的心思。
太宗多次在大宴羣臣時説，自己定天下，是房玄齡之功，而治天下，則多仰魏徵。對於自己與魏徵之間的融洽關係，太宗在各種場合反覆説起，這種言辭上的不斷自我確認，其實一定程度上反而説明，唐太宗對魏徵的真正態度是比較矛盾的，他雖然肯定魏徵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但卻始終難以百分之百信任魏徵。由此，也就有助於我們瞭解上述太宗對魏徵態度的巨大反差。
那麼，魏徵與唐太宗之間的佳話是如何被經典化並傳頌下來的呢？這就不能不談到吳兢和他修撰的《貞觀政要》。吳兢是唐前期重要的宮廷史官，一生經歷了高宗、武則天、中宗、睿宗、玄宗五朝，因“勵志勤學，博通經史”而受到人們的欽佩，負責修撰國史，曾編修著名的《武則天實錄》、《唐春秋》等。有意思的是，無論《舊唐書·吳兢傳》，還是《新唐書·吳兢傳》，都沒有提到《貞觀政要》。而今天，《貞觀政要》的版權不僅歸於吳兢名下，還成為一本廣為人知的政治典範之作。
事實上，吳兢是在中宗(656-710)朝，針對“襲武周之制”還是“依貞觀故事”的政治紛爭，開始了《貞觀政要》的編修，到開元十七年(729)上呈唐玄宗，翔實呈現了貞觀年間的政治風貌，尤其突出地記錄了唐太宗與以魏徵為代表的貞觀名臣的問答與政論。或許是同為諫官的原因，吳兢尤其突出了對魏徵的描繪。但此書上呈後，吳兢非但沒有受到玄宗的稱讚，反倒隨即遭到貶官。由此，《貞觀政要》雖入藏宮中，其下落卻隱而不彰。
直到德宗(742-805)朝，《貞觀政要》才由時任史館修撰的蔣乂(吳兢外孫，747-821)重新整理，得以面世。
此後的唐憲宗(778-820)，非常喜歡讀《貞觀政要》，“每有大政事、大議論”，必召蔣乂“諮訪”，蔣乂“徵引典故”。現今所見“讀《貞觀政要》”最早的記載，就是在唐憲宗朝，也就是説，正是蔣乂，使其外祖父吳兢的遺著得以重見天日。此後，唐文宗、唐宣宗，直至宋仁宗所讀、所見的《貞觀政要》，都是蔣乂整理過的版本。
到唐文宗(809-840)在位時，尤其痴迷《貞觀政要》，並將此書寫在屏風上，每次閲讀都非常正式，視為大事。唐文宗甚至因為聯想到魏徵的賢達，派人去尋訪魏家後人，由此當時魏徵五世孫魏謨被提拔為右拾遺。魏謨姿宇魁秀，深得文宗賞識。到唐宣宗朝，魏謨被擢為宰相，當宰相時，在朝廷中論政議事，其他宰相或委抑規諷，只有魏謨直言不諱，無所回畏。唐宣宗曾説：“謨名臣孫，有祖風，朕心憚之。”(《新唐書·魏徵傳》)可見，兩百多年後，魏徵的形象已作為某種常規式的歷史記憶，進入唐代帝王乃至很多官僚文人腦海之中。
如此我們便可以看出，魏徵與唐太宗成為後人心目中的政治理想，有其歷史事實的一面，但還有一條隱約可見的線索，那就是吳兢《貞觀政要》一書的流傳與逐漸受人重視。到五代宋初，“君臣共治”的觀念漸趨濃厚，《貞觀政要》更是成為一本廣為人知的著作，魏徵與唐太宗之間的君臣之誼以及貞觀之治的政治理想，也隨之在人們心中愈加經典化和符號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