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的10月24日，宋美齡女士在美國寓所逝世，106歲的人生大幕，自此落下。作為中國近現代史上最有影響的知名人士之一，宋美齡在她的人生中比較成功地扮演了三個重要角色――“準政治家”、外交家、婦女領袖，這三個角色對中國近現代的內政、外交和歷史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同時，她一生也書寫着愛國、護家和反共的角色，多重身份和卓越成就使她成為世界上成功人士中引人注目的女士。
“準政治家”
婚後不久，宋美齡就成為中華民國第一夫人。因為不同尋常的閲歷和家庭、家族背景，她很快便在中國政壇上嶄露頭角。
宋美齡不僅可以在枕邊議論政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參與決策，這在當時的中國是很自然的事。宋美齡的“參政”範圍極其廣泛，無論內政、外交、軍事、教育和文化，她都能夠為丈夫提供助力。
最初，宋美齡為協助丈夫解決北伐戰爭中的遺孤問題，在南京創設了兩所遺族、幼童學校，幫助蔣介石解決後顧憂;當蔣介石執意平定各路新軍閥，統一河山之時，宋美齡緊隨其後，走遍了中國的東南、西北和西南諸省，不僅親臨前線鼓舞“士氣”，安撫各方“諸侯”，而且在旅行中她深切體會到了城鄉差別和民間的落後;國民黨第五次“圍剿”佔領江西，宋美齡先借助於基督教協進會的力量，在江西設立11個實驗區，從事農民福利與衞生等物質建設;接着，在蔣介石推行“新生活運動”時，宋美齡再立“新功”。宋美齡出任全國婦女指導委員會的指導長，把教會改造社會的理想帶入“新生活運動”，統領各界知名人士大張旗鼓，大造聲勢，把這項所謂“心靈道德建設”推向全國，並向國外廣為宣傳。為“使中國隨時代潮流的進展而進步”，宋美齡把移風易俗、改造社會作為民族復興刻不容緩的工作。儘管“新生活運動”最後無疾而終，但宋美齡卻從中受益，不僅樹立了她個人的形象，也鍛鍊了她的參政能力。
深受父親“中國必須改造”信念影響的宋美齡，在蔣介石依靠槍桿子維繫着個人統治的情形下，自然也要涉足軍事。宋美齡結婚不到10年，便登上國民黨航空委員會祕書長的寶座。從此，宋美齡利用空軍這一陣地，開始在蔣介石政府的權力舞台上，爭得一席之地，於是中國近代史上多了一個“空軍之母”的稱謂。宋美齡不僅總攬空軍的人事、採購大權，還充分施展個人影響，於抗戰初期為國民黨空軍引來了一位驍勇善戰的美國空軍中校，這個名叫陳納德的美國軍人不僅組建了名揚中外的“飛虎隊”，而且屢建戰功，自然，“伯樂”宋美齡在這位空軍中校的欽佩和讚譽中，成為“飛虎隊榮譽隊長”。
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發生後，為營救蔣介石，宋美齡竭盡全力先在“戲中有戲”的中華民國首都--南京舌戰眾多的“主戰派”，堅決主張停止軍事討伐，派人談判，以免造成國家分裂;後來，她又親赴西安，安撫張學良、楊虎城，與各方力量斡旋，促進了危機的化解。
抗戰之初，上海遭受日軍的野蠻進攻，宋美齡號召全國各界，出錢出力，為抗日的將士們服務，她親自帶着慰問品，出現在前線陣地鼓勵官兵，甚至在慰問途中遇車禍受傷，也沒有停止她的抗戰“事業”。為向美國友人和全世界呼籲制裁日軍的暴行，支持中國抗戰，她猶如一個“國際播音員”，不斷通過媒體廣為宣傳中國抗戰的艱苦和抗日將士的英勇，為中華民族的生存做不懈努力。
國民黨退到台灣之後，已過知天命之年的宋美齡儘管不再在政壇上擔任要職，但是她還要在朝政中參與人事的決策。宋美齡在台灣和世界的政治舞台上仍然異常活躍，她追隨其夫蔣介石，在台灣政治的台前與幕後做了大量的工作。五六十年代，她成立了“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鼓動廣大的台灣“半邊天”走出家門，去保衞蔣家唯一可以立命的“大台灣”。客觀地説，宋美齡在台灣的發展和建設中確實佔有特殊的地位，發揮了一種無人能取代的獨特作用。
直到蔣經國去世，宋美齡作為一個特殊政治人物的作用才開始有所變化。但她的一舉一動，仍然會引起台灣、大陸、美國和有關各方的關注。她對台灣政局和台美關係，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特殊影響力。
宋美齡之所以能有這種作用，其原因不外乎：在兩個蔣氏王朝中，她要麼是第一夫人，要麼是“國之太母”。所以，她雖沒有什麼政治名份，其力量卻足以長時期牽制台灣朝政。甚至在蔣經國死後，她的“餘威”也仍能近逼台灣權力核心的文臣武將。
“外交家”
在中華民國外交史上，宋美齡的影響超過了她的哥哥、外交部長宋子文。她對國民黨外交的影響甚至超越了“代”的侷限，無論在蔣介石時代，還是蔣經國時代她都是最具影響的人物。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開始支持中國，蔣介石也由此成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軍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國民黨外交有了新的局面。這一時期，最讓宋美齡引以自豪的是她異常活躍的“夫人外交”政績。1942年，她隨夫訪問印度，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中印共同抗日;1943年她先在北美大陸颳起了一股強勁的“蔣夫人旋風”，成為第一位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説的外國女性。在周遊美國各地時，她都應邀發表動人演説，除了對美國人這種遲來的正義表達謝意，更多的是廣為宣傳中國軍民的艱苦奮鬥和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所作出的巨大貢獻。宋美齡展現出過人的魅力和十足的風采，成功地博取了美國朝野和廣大民眾對中國抗戰的同情和熱情支持，也影響了美國對華政策。爾後，她又在北非開羅大國首腦會議上大出風頭，成為受全世界矚目的傑出女性。一時間，在世人眼裏，宋美齡似乎成了中華民族的代表，成了反侵略國家的代言人。由此她被美國《時代週刊》選上了全球十大最受歡迎的女性，並連續當選了二十多年。作為蔣介石的妻子、助手、翻譯和智囊，宋美齡不僅幫助丈夫擴大了國際視野，還為他拓寬了國際知名度，爭取到了鉅額的軍事援助。宋美齡外交方面的驕人業績，既為丈夫蔣介石爭來了最急需的軍援和經援。也為她自己贏得了在政壇和國民黨內的地位以及愛國的美譽。
婦女界“領袖”
從“新生活運動”到抗戰救亡，從大陸到台灣，宋美齡曾被視為國民黨甚至全中國婦女界“當然的領袖”。從一個女性人生角度來看，宋美齡傳奇的一生，可以説是非常成功的。從她作為第一夫人開始，就認為民主社會的指標之一是婦女地位的提升，所以她把改善婦女地位放在自己工作的首位。國難當頭，宋美齡被推上了中國婦女界領袖的地位，她以“婦女指導委員會”為陣地，組織勞軍、捐款、生產建設和慰問。一時間，她竟然成為“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工會聯合會運動”的名譽負責人。宋美齡在《我將再起》的長文中認為，戰火為中國帶來希望，在抵禦外敵入侵中，婦女當然不能缺席，而正因為男人的身旁有果敢的女人，日本的愚蠢才會自食其果。宋美齡領導婦女開展了多方面的工作，其中最具特色的是戰地服務、兒童保育、婦女幹部的訓練及獻金運動。她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激發了廣大婦女為抗日作貢獻的熱情。成千上萬的婦女被吸引到了抗日救亡運動當中，而且成千上萬的青年士兵在廣大婦女的激勵下堅定了抗日的決心。無怪乎各國駐華外交官送她一個“女委員長”的雅號。
愛“國”、護“家”、反共三位一體
宋美齡是不是一個愛國者？作為一名出身於那個時代，生活於那樣的社會背景和家庭環境之下的女性，身為“嬌小姐”出身的第一夫人，她能夠放下“貴夫人”的架子，像普通人一樣為抗戰盡力，慰勞傷員、組織疏散、搶救難童，甚至冒着危險親臨前線慰問，是非常難得的。應當承認，在民族危難來臨的時候，宋美齡犧牲了一些個人的安逸，為抗戰救國奔走呼號。從許多史實中，我們可以看到她對國家和民族的關心及責任感，我們還能看到她對在日寇鐵蹄下苦苦掙扎的中國百姓的深切同情，看到她對流離失所、無家可歸難童的一顆愛心。
退台以後直至定居美國，宋美齡仍然關注着大陸，關注着華人，關注着兩岸關係。50年代以來，宋美齡一直堅決反對美國某些人分裂中國的企圖。70年代末，孀居美國的她不僅關心家事、台政，還表現出了她的民族主義情結。當1978年東南亞有的國家出現排華事件，宋美齡迅速作出反應，在紐約以個人名義發表了嚴正的抗議聲明。
晚年深居簡出、不問政治的宋美齡，1995年在海峽兩岸關係“山雨欲來”的時刻，在一份書面發言中向台灣當局呼籲：海峽兩岸“最後的和平統一”，尚有待大家從海內外和各個領域崗位來協力完成，不要由於一時的不虞匱乏，而忘了復興民族的重責大任。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説，這是她對李登輝分裂中國陰謀的預先反應。
旅居海外多年的宋美齡年事漸高之後，也開始想到身後的安排。儘管她的許多至親都葬在美國，但在1995年底她與孫子蔣孝勇談話時還是吐露了自己的心願：葬回大陸。
當年蔣介石曾經選了兩個地點做百年後安葬之處，一是南京紫金山，一是溪口附近的四明山頂。宋美齡表示，如果蔣介石移靈大陸，能夠以生前親自選定的南京紫金山中山陵附近的紫霞湖為墓址，則她希望葬在上海她母親的墓旁，因為紫金山先後葬總理與總裁，不是她可以隨着安葬的;但如果蔣介石不能葬於紫霞湖畔，而是歸葬溪口家鄉的四明山址，則她願與先生葬在一起。
筆者以為，宋美齡還是有一顆中國心，有一份中國情的。她的愛國情結既帶有民族主義特點，也包含着民主主義色彩。當然，從宋美齡自身所代表的利益來説，對於她在一定時期的愛國表現，也可以作這樣評價，由於在抗戰時期，在日寇的侵略面前，蔣宋孔大家族的利益與中華民族的利益有一致性，要保衞家族的利益就必須抵抗日寇的侵略，要保衞中華民族也必須抵抗日寇的侵略。當歷史條件發生變化之後，要她繼續長期支持各項民主進步運動，違背蔣介石的意志和利益，違揹她所代表的家族階級的利益，愛國而忘家，則是不可能的。所以，由此人們也不難得出結論，儘管宋美齡確實有過很高的愛國熱情和突出的愛國表現，抗戰勝利之後，中國人民卻為什麼對她越來越無好感？答案也就在於她的護“家”。
蔣介石在大陸執政時期，壟斷中國經濟命脈的“四大家族”中，宋美齡的丈夫和她的家族就佔了三個，他們依靠蔣介石政權的力量成為左右中國經濟的財閥集團，他們大發戰爭之財，個個暴富;同時，作為蔣宋王朝關鍵人物之一的宋美齡，為了“愛家”，卻時時犧牲“黨國”的利益。特別典型的是，她對她的大姐及其家人一貫是關懷備至的，從大陸直至晚年客居美國，一直用自己的特權給他們以特殊的照顧，甚至對於這些人的醜行，如孔令侃在上海的走私，她也是“寧負國人不負家親”。從這一點上説，她總是代表着阻礙中國社會發展的官僚買辦惡勢力。
宋美齡為中國人民所拋棄，相當重要的一個原因還有她個人的腐敗。抗戰後期，宋美齡通過各種手段把美援轉化成個人和家族資產。斂財，瘋狂地斂財，宋美齡的貪污腐敗活動就國民黨內部而言，即使不是最早也是很早的，而且肯定是最大量的。1949年5月，杜魯門曾命令聯邦調查局對宋美齡及其家族在美國的個人資產做了祕密調查。結果表明：至少有10億美元的美國貸款，在紐約列入中國人的銀行户頭，後來又有銀行界人士的消息説，宋家和孔家確實有20億美元存在曼哈頓。
若干年後，杜魯門在對美國作家默爾·米勒的一次談話中，罵道：“他們全都是賊，他媽的，沒有一個不是賊！……他們從我們送給蔣的38億美無中，偷了7億5千萬美元。他們偷了這筆錢，把它投資在聖保羅的房地產中，有些就投資在紐約這裏，……這就是曾經而且仍然在為所謂的院外援華集團使用的錢。”
抗戰時期，宋美齡在國內外確實獲得了非常高的個人聲望。但是如果換一個角度思考，美國的資本家要靠戰爭發財，因此，宋美齡所享有的美譽，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國資本家--特別是美國的軍火商人哄抬起來的，她的北美之行，能夠如此轟動一時，與美國軍火商善於為其造勢，是有着絕對關係的。從這個意義上説，宋美齡在抗戰中得到的種種聲望是她所處的地位換來的。戰爭帶給中國無窮盡的苦難，而給宋美齡帶去的是無盡的資財和聲望，因而這隻能構成她在中國政治和外交舞台上得以揮灑自如、縱橫捭闔的主因，而不能成為換取人民尊重的政治資本。
另外，當廣大中國人民為擺脱外國列強的奴役而英勇奮戰之時，宋美齡卻時常擺出第一夫人的派頭，講排場，出風頭，在公開場合，常常是一付雍容華貴的儀容，或是毛皮大衣，或是考究的披肩，縷空的高跟皮鞋，講究的拎包，耳朵上的鑽石墜子，與身處水深火熱之中大眾形成鮮明的反差。當年一個美國記者刻薄地把她稱作“愛打扮的美國女郎”。這也是宋美齡在人民當中沒有好感的一個重要原因。
此外，凡是對宋美齡稍有了解的人，都會對她根深蒂固的反共思想有着強烈感受。早年，第一次國共剛剛分裂，她就嫁給了以反共起家的政客蔣介石;中年，為了蔣家王朝一統天下，她在國內外政治舞台上扮演着各種角色，時刻不忘幫助她的丈夫限制共產黨和剪除異己，反共、滅共也是她的希望所在;晚年，在台灣，為了實現蔣介石到死都不忘的反共復國的夢想，她又千方百計做着一切努力，在家中積極協助夫君著書立説，不遺餘力地宣傳反共抗俄，在海外利用一切公開場合、一切機會夫唱婦隨地大罵共產黨、共產主義，頑強地表現着她的反共情結。
應該説，由於其歷史侷限性、階級侷限性和美國價值觀以及中國封建文化的影響，宋美齡敵視共產主義，仇恨共產黨，是不奇怪的。宋美齡作為她那個階級的代表人物，必然與勞動人民存在着價值判斷上的巨大反差。這種差別決定了反共是她的一種自然的選擇，這也是她最終不被中國最廣大的勞動人民所認可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