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1879—1964)，陝西三原人。原名伯循，字誘人，典出《四書》“夫子循循善誘人”。1905年，他因在《新民叢報》批駁錢基博《中國輿地大勢論》中“長江流域民族處置大河流域民族”的荒唐論點而聲名大噪。此文首次署名“于右任”。“右任”，既是“誘人”的諧音，亦暗含反清之意。因我國一向以“左衽”來指受異族統治，故“右任” 之“任”，系從“衽”而來。
于右任兩歲喪母，由伯母房氏撫育成人。幼時家貧，于右任6歲牧羊，差點葬身狼口。17歲中秀才，20歲中舉人。庚子年國難當頭，八國聯軍攻佔北京，慈禧太后與光緒出逃西安。陝西巡撫岑春煊命學堂師生恭迎聖駕，跪道側一小時。血氣方剛的于右任要致書巡撫，希望他“手刃西太后”，後為同窗王麟生勸阻。于右任剃成光頭，脱去上衣，光膀子提着大刀，以一副“換太平以頸血，愛自由如髮妻”的對聯為背景，照了張相，意訣清廷，頗有殺氣。不料，此照片落入三原縣令德鋭手中。縣令以於的《半哭半笑樓詩草》和這張照片為證，誣其為“革命黨”，下令通緝。于右任得訊後，逃至“志士之集，議論風發”的上海，化名劉學裕(“留學於”之意)，就讀於馬相伯的震旦學院。于右任的才學深受馬相伯賞識。1905年震旦學生反對洋教會，集體退學，馬相伯也脱離震旦，決意與同學們一道組建一所新校。馬接受於的建議，擷取《卿雲歌》中“日月光華，旦復旦兮”中的“復旦”兩字為校名，創建復旦公學(即復旦大學前身)。次年，于右任在日本結識孫中山，入同盟會，開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于右任由一個三秦大地上的牧羊少年，勵志奮鬥，不僅成為集詩人、書家、報人、教育家於一身的社會賢達，而且官拜“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國民政府監察院院長。畢生經歷了多少滄桑，有過多少喜怒哀樂！院長任上，他明德肅貪，曾信誓旦旦要整肅吏治，既打蒼蠅、蚊子，也要打老虎。史實是蒼蠅、蚊子倒拍了兩隻，彈劾過兩個魚肉百姓的縣長，殺了一箇中央信託局的貪污處長林世良;而面對鉅貪鐵道部長顧孟餘、財務部常務次長顧翊羣等老虎，于右任剛剛持槍瞄準，汪精衞、蔣介石便挺胸堵住了槍口。胳膊擰不過大腿，于右任無奈。難怪世人譏他“監而不察，察而不明”、“養虎遺患”。于右任也只能悲鳴：“監察何用？監察何能？可慨也夫！可慨也夫！”他拍案過，驚堂木驚不動老虎;他拂袖過，可蔣介石為“收招人心 ”，欲借他做擺設而死纏不放。于右任在院長的位置上一坐33年，業績不顯。檢視反思，除於氏本身的人性弱點之外，當歸結於盤根錯節的官場腐敗。一句話，民國官場太複雜，複雜得筆者三言兩語説不清;民國官場太黑暗，黑暗得筆者不屑為文。且讓我從容地描摹一下官場之外的于右任吧。
辦報，勇為蒼生鼓與呼
于右任84歲華誕時，台灣“郵政總局”發行了一枚“元老記者于右任”的紀念郵票。票上印有於氏的親筆題詞“為萬世開太平”。端詳這枚紀念郵票，于右任感慨萬端：“在我生活的歷程中，最使我難忘的也最使我懷念的還是從事新聞記者時期。”青史作證，在辦報的崢嶸歲月，他的確是昂揚奮發、不屈不撓，為辛亥革命做出了卓越貢獻。其激烈、壯觀簡直是驚心動魄！
于右任在上海先後創辦過《神州日報》、《民呼日報》、《民籲日報》和《民立報》4種報紙。雖然報紙存續時間短暫，但影響很大，且一個勝過一個。
自1903年《蘇報》被封后，上海的革命報刊幾乎全部緘口，而保守派報紙卻十分活躍，某報社論更公然為清廷張目，誣革命為叛逆。于右任忍無可忍，撰文反擊，但投稿如泥牛入海，這使他產生了辦報的慾望。1906年他與邵力子赴日本考察報業，同時謁見神交已久的孫中山。他在日本的華僑中籌募了3萬銀元，又在國內招遊資入股，於次年創辦了《神州日報》，以“神州”為旗幟，意在喚起民眾的故國之情。報上的紀元一改慣用的清帝年號，而用公元和干支紀年，寓意良深。為讓報紙站穩腳跟，他鍼砭時弊注重策略，巧用“旁敲側擊”之法，在華美的文字中暗藏革命的精魂。正當報紙要騰飛時，天不作美，報社附近的廣智書局失火，報社化為一片灰燼，僅靠一點保險金維持。屋漏偏逢連夜雨，報社內部又鬧窩裏鬥，于右任一氣之下拂袖而去。當時上海的道台秦乃煌為控制輿論，擬以重金聘於到《輿論日報》當總主筆。道不同，于右任豈能與之為謀？
1909年于右任別樹一幟，創立《民呼日報》。此前，他在上海各報大刊廣告，公開宣稱《民呼日報》“以民請願為宗旨，大聲疾呼，故曰民呼，辟淫邪而振民氣。”創刊號上刊發的社論旗幟鮮明：“民呼日報者，黃帝子孫之人權宣言書也。有世界而後有人民，有人民而後有政府;政府有保護人民之責，人民亦有監督政府之權。政府而不能保護其人民，則政府之資格失;人民而不能監督其政府者，則人民之權利亡。”字字鏗鏘，擲地有聲。創刊號一面世，即被搶購一空。于右任有了辦《神州日報》的經驗，加之又網羅了戴季陶、吳宗慈等筆桿，僅用3個月時間，發行量扶搖直上，居上海羣報之首。
《民呼日報》不僅鍼砭時弊，揭露清廷的腐敗，更注重關心民瘼。是年甘肅大旱，良田龜裂，餓殍載道，哀鴻遍野。而陝甘總督升允搞假大空，3年匿災不報，又不減田賦，以致釀成人人相食的慘劇。《民呼日報》刊登一篇《如是我聞》揭露：一飢餓老嫗，讓女兒到野外尋草根回來充飢。女兒摳得手指出血，只得一把草根回來，而母親已無蹤影，唯見地上一攤血。原來被人吃了。該女悲得昏死過去，第二天未出門，鄉鄰推門探看，只見地上一堆骨節，她又被人吃了。報紙據此義憤陳詞： “升允之肉較嫗肥百倍，甘民竟不剖食之，意者甘民雖餓，猶擇人而食呼？”任誰讀之，能不憤慨！
于右任一面揭露社會黑暗，一面發起募捐賑災活動，開我國報業參與社會賑濟事業之先河。升允惱羞成怒，誣陷於右任和另一負責賑災事務的陳飛卿“侵吞賑款”;一面又與上海道台蔡乃煌、公共租界巡捕房私通，拘押於、陳二人，製造了轟動一時的“民呼報案”。于右任等被關押月餘，審訊7次，身心遭到摧殘。報社同仁知道，當局意在迫報社關門。為營救於、陳，報社同仁不得不委曲求全，“自行停刊”，于右任才得以解除羈押，但被逐出英租界。《民呼日報》短壽，只存在了92 天。
于右任雖一介文弱書生，但脊骨是硬的，折而不彎。數日後他再創《民籲日報》。于右任闡釋報名：“民不能言(呼 )則唯有籲耳！”又説“‘籲’字，又適為‘於某之口’”，沉痛中含着幽默。于右任不便出面，委請範鴻仙當社長。《民籲日報》面世時，日本侵華日甚。報紙發表《論中國之危機》等社論，揭露日本軍國主義在華要求種種特權的罪惡;又針對傾銷日貨發表《買日貨者看看》等時文。報紙此舉惹怒了日本駐上海領事松岡。是年10月26日，朝鮮志士安重根在哈市刺死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脅迫清廷籤《馬關條約》者)上海數十家報紙裝聾作啞，唯《民籲日報》在顯著版面刊發這大快人心的好消息，稱伊藤為“土匪流氓頭子”、“大渾蛋”、“死有餘辜”。廣大讀者拍手稱快，松岡則暴跳如雷，讓上海道台蔡乃煌查禁《民籲日報》。《民籲日報》被查封，並被判令“永遠不得出版”。《民籲日報》更是短壽，存在了四十又八天。
《民籲日報》被封后，上海市民在報館門上貼悼詞者眾多，且竟有焚香痛哭者。與此同時，當局在租界內外搜捕于右任。于右任一度曾躲在一名叫荷花的妓女家裏。他給那妓女12元，説好只住半個月。可迫於形勢一住住了5個月，再無錢付房飯費。那妓女非常爽快，也不向他要錢，照供食宿。因於右任見常有人來窺視，怕遭不測，在一個晚上悄悄溜走。後於右任一度困在小旅店裏“絕糧”，一位同情他又與他一樣窮的同志，到馬路上一燒餅鋪想偷幾塊燒餅帶給於右任，但遭鋪主發現，被打得滿臉是血。鋪主問他為何要偷，那同志據實相告，是為接濟快被餓死的朋友。那鋪主聽後深受感動，主動送了他許多燒餅。當於右任拿到燒餅時，兩人抱頭痛哭……
那時，于右任時時處在被監視之中，過着東躲西藏、度日如年的“流浪”生活。
吉人天相。終於，上海南市商會會長沈縵雲仗義疏財，送給於右任一大筆錢，讓他辦報。於又從友人處籌集到一筆。在九九重陽節那天，于右任又創立《民立報》，並薈萃一大批革命報人主筆政，有宋教仁、張季鸞、邵力子、葉楚傖、馬君武等。于右任選定重陽節創刊，把《民立報》喻為“植立於風霜之表”，“經秋而彌茂”的“晚節黃花”，祝福她像秋菊那樣不畏嚴寒獨自開，“使吾國民之義聲，馳於列國。”于右任親自撰寫的那篇文采奪目、寓意雋永的發刊詞，被載入《中國報學史》，戈公振譽其為新舊文學合流交匯的代表作。
于右任辦這張報可謂瀝盡心血，該報的國際新聞報道，在上海報業中鶴立雞羣。它在世界各主要城市派有駐外記者( 留學生兼)，有一次為一篇重要稿件，于右任不惜付600塊銀元電報費。《民立報》還以大量篇幅宣傳孫中山在國外的演講和活動;同時把報社當作同盟會中部總部的聯絡、指揮機構，為辛亥革命立下汗馬功勞。孫中山為答謝他宣傳之功，送他一隻炮彈筒作紀念，鼓勵他像炮彈一樣直飛猛進。1936年毛澤東對斯諾説：“在長沙，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報紙——《民立報》，那是一份革命的報紙。……這份報紙是于右任辦的，他後來成為國民黨的一個有名的領導人。”于右任為新聞記者講課強調職業道德時説：“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昔人以此為執政者之天職，吾則以此為新聞記者之不二法門。”“為維護新聞自由，必須要恪守新聞道德。新聞道德與新聞自由是相輔相成的，沒有新聞道德的記者，比貪官污吏還可惡。”
“先生一支筆，勝過十萬毛瑟槍”，于右任當之無愧。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
于右任是孫中山先生的忠實信徒。他一生中作書最多的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他的座右銘是“天下為公”。
于右任的口碑，在民國政要中絕對是最好的。他一生布衣粗食，早年穿的布衣布鞋，都是夫人親手縫製。到台後，由一南洋華僑家屬供給，直至臨終。他做高官，享厚祿，但他是真正的一介布衣：窮。于右任幾乎是一輩子鬧窮。30年代，他患傷寒，上海的名中醫陳存仁為他治癒，他無錢付診費，親書一帖懷素體的《千字文》贈之。於對陳説：“(我)僅拿公務員的薪水，所有的辦公費、機密費一概不收。所得的薪水，只夠很清苦的家用，到東到西，袋裏從不帶錢，身上只帶一隻‘褡褳袋’，別人是放銀子的，我的褡褳袋只放兩顆圖章，參加任何文酒之會，或者有人饋贈文物，我別無長物為報，只好當場揮毫，蓋上兩個印就算了。”某年，已身為監察院長的于右任到上海，想回報一下當年濟助他的妓女荷花，但囊中羞澀，不得不一下火車就尋訪陝西在滬做生意的老鄉，以求資助。
1948年，國民大會選舉，于右任競選副總統，只能靠送字、贈照片“拉票”，僅在臨選舉的前夕，請了幾桌客，席間道出了真情：“我家中沒有一個錢，所以沒有辦法和各位歡敍一次，今天的東道，實際上是老友馮自由等二十位籌集，我只借酒敬客而已。”抗戰歲月，他的長子於望德在德國留學，他期望兒子早日回國為抗戰出力，“盼兒歸國，但無路費”，想想也罷，讓“國家總賬上減少幾文支出”。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還都南京，他的所謂官邸(寧夏路二號)非他所購，是租賃舊部下馮雲亭的宅第……
貴為黨國元老、五院之一長的于右任，是在哭窮、作秀？非也。他的錢呢？
“子規夜半啼血，聲聲都是思鄉情”。
于右任出身寒門，又有濃厚的桑梓情結，他把錢都放在故鄉人民的口袋裏了。他認為“欲建設新民國，當建設新教育 ”。他十分注重興學，除在上海創辦“復旦”、與共產黨人共辦“上海大學”外，更關注家鄉的教育。二三十年代，他就呼籲社會賢達“興學興農”、“開發西北”。在陝西，于右任首倡西北農學院(今西北農大)，他任國民革命軍陝西總司令期間，創辦了陝西中山軍事學校，以及渭北中學。最早於1917年在三原縣建民治國小，讓窮人的孩子上學，減免學雜費，甚而提供助學金。資金完全由他募集。他無產業，亦不經商，其困難窘迫可以想象。1940年前後，民治國小校長王麟生寫信給於，稱學校經濟困難難以為繼。于右任覆信雲：“我就是窮得賣字，也要支撐這所學校。”整個三原縣的教育讓他縈繞心懷，在上海辦報期間，聽説三原縣國小實行統考，他便從上海寄了一批練習本、橡皮、鉛筆作為獎品。為彌補全縣教育經費的不足，于右任與好友段兆麟(三原人，留美學者)計議，於託段購地482畝，栽速生優質的泡桐樹，待樹成材後出售，濟助全縣各國小。
國難當頭，于右任艱難興學，深得孫中山讚賞。孫在1919年9月1日致於的信中説：“從事新教育之設備，及改造社會之籌策，於干戈擾攘之秋，猶能放眼遠大，深維本根，遠道聞之，深慰新望。”
于右任之善舉，始於光緒二十五年，陝北大旱，顆粒無收。陝西學政沈淇泉(沈鈞儒之叔)籌辦粥廠，委于右任當廠長。“恩師知我信我”，“不由我不動心，不努力啊！”1918年，陝西又遭大旱，為賑災，他派員四處奔走呼號，募款，先後向關中20個縣發放賑款11次。那時他患足疾在滬，又適長子於望德結婚，親朋故舊、慕名攀貴者都來道賀。于右任把辦喜筵的一品香飯莊當成募捐現場，發表演説：“餘久抱與家鄉父老同生同死的宗旨。今天各位送來的賀禮，權做賑款送回陝西。於某今以薄酒，感謝各位為陝助賑的熱情。”是年8月，他抱病回陝視察災情，捐款購100擔小米，開設舍粥廠，救濟災民。當時的《西安日報》有長篇報道。三秦大地旱災頻發，他建議三原縣興修水利，先後兩次捐款，以工代賑整修河道。
國民黨中央黨部祕書長王陸一，同為“三原三才子”，曾是於的得力助手。王積勞成疾於1943年逝世，鄉人想為王立碑，于右任當然更想。但偏適關中大旱，他沉痛地對要求立碑者説：“還是省幾個錢，讓百姓多喝幾碗粥吧！”于右任曾作詩以記：“豐碑為慕文豪，凶歲難安父老;秋風忽起咸陽道，多少高墳蔓草。”詩末，他作了自注：“友人慾為王陸一立碑，予以年荒阻之。”
最令人感動的是，1927年間，陝西三年大旱，饑民為了活命，挖墳掘墓，變賣殉葬品度生。撫育于右任成人的伯母房太夫人的墳也未能倖免。鄉人報告于右任，于右任悲痛萬分。他由此猜度災情嚴重，理解那是饑民“萬不得已”，自感不該責怪饑民，覆電：“不要追究”。後，于右任返故鄉掃墓以詩記之：“發冢原情亦可憐，報恩無計慰黃泉。關西赤地人相食，白首孤兒哭墓年。”
于右任矢言：“不置私產”。古人云：前人栽樹後人乘涼，子承父業。于右任反其道而行之，他“栽”樹，拒絕兒孫享福。這則是“大道為公”佳話中的佳話了。
1931年，于右任目睹家鄉人口外流，田園荒蕪，便收購省外客户轉售的土地千餘畝，在鬥口村辦農業試驗場。建造辦公室時，于右任親書辦場宗旨石刻一塊，鑲在牆壁上。文曰：“……我去世後，本場不論有利無利，即行奉歸公家，國有、省有臨時定之，庶能發展為地方永遠利益。以後，於氏子孫，有願歸耕者，每家給以水地六畝，旱田十四畝，不自耕者勿與。”他怕此碑萬一不存，同時在樓南院另豎八稜石碑一座，其上文意與前碑相同。
1935年，民治國小擬擴建國中班，一柏姓鄰居願贈送家門前空地基及樓房，于右任堅拒，以市價收購。在辦理契約時，經辦人意寫在於右任名下。於再三叮囑：“不敢，不敢，僅防留下禍根，不要使我的子孫將來去爭奪遺產。”契約主名最後歸在民治學校名下。
于右任多次回鄉，一直拒絕地方政府招待，住民治學校。某次，農場、學校經辦人張文生(於原祕書)捧出多年來鬥口農場、民治學校的收支賬簿請於過目，內有民國十八年一些鄉鄰向他借款的賬單。于右任撫賬簿良久，歎息：“這些錢本來就屬於老百姓的，”他説他不看了，讓張文生一把火燒掉，“免得將來子孫討債，他們應該自食其力。”並以自己所著《牧羊兒自述》，勉勵子女自力更生。
晚年的于右任，仍然鬧窮。耄耋之年患牙疾，想裝一口假牙，因付不起8000元新台幣而作罷。生病住不起醫院，對小方副官鬧着要回家。(當時於月奉5000元新台幣，而一天醫藥費要1000元)蔣經國來探視後，才讓他住進榮民醫院。
于右任逝世後，“監察院副院長”李嗣璁、“祕書長”螘碩、“立法委員”程滄波等與於的長子於望德一道，尋於的遺囑，不見。打開他的保險箱後眾人呆了：箱內既沒有錢財寶物，也沒有股票證券，多為生前重要日記、信札;為三公子於中令出國留學籌集旅費所出具的借款單底稿，還有平時挪借副官宋子才數萬元賬單;以及夫人高仲林早年為他縫製的布鞋襪。鐵箱之謎揭開後，人們讚譽：“右老遺產，僅有賬單，清廉自苦，元老典範。”《歐洲日報》總編輯陳祖華撰文稱訟：“清操厲風雪，典型在夙昔。”
台報則説：“三十功名袖兩風，一箱珍藏紙幾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