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日本在釣魚島主權歸屬等問題上，故意歪曲歷史，掩蓋事實真相，無視國際法的存在，屢屢挑起事端。回顧往事，日本有着踐踏國際法、奉行強權政治的過去。甲午戰後，日本曾兩度掀起中日甲午戰爭國際法問題研究高潮，企圖通過偷換國際法概念、聘請國際法專家著書立説等形式為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尋找法理依據，為戰時暴行進行辯解。但是，這並不能掩蓋日軍在甲午海戰中踐踏國際法的行徑。
不宣而戰——突襲“濟遠”號
1894年春，朝鮮爆發東學黨起義，日本認為發動侵略戰爭的絕好時機已經來到。一方面極力慫恿清朝政府派兵赴朝，並信誓旦旦表白“我政府必無他意”;另一方面，在中國出兵之前，日本內閣在6月2日通過了以保護公使館和僑民為藉口的出兵提案，6月5日成立戰時大本營，在援朝清軍到達牙山的同一天，日軍先遣隊亦在仁川登陸，至6月16日，日本一個混成旅團約7000兵力在朝鮮登陸完畢。在此形勢下，7月中旬，清政府命北洋水師運兵渡海，增援駐朝清軍。在獲知清軍增援消息後，日本立即派聯合艦隊從佐世保港出發，遊弋於朝鮮沿海，準備截擊中國軍艦。
1894年7月25日凌晨，北洋水師“濟遠”、“廣乙”兩艦由朝鮮牙山返航回國，7時30分左右，兩艦航行至豐島附近海面時與日本“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艘巡洋艦相遇;7時52分，雙方軍艦相距3000米時，預有準備的日本軍艦突然向“濟遠”艦開火，“濟遠”、“廣乙”猝不及防，倉促應戰，很快因傷相繼撤出。而就在雙方激戰之時，對戰事毫不知情的“高升”輪和“操江”號也先後駛入作戰海域，立即遭到日本艦隊的攻擊。結果“高升”輪被擊沉，800餘清軍官兵殉難，“操江”號受傷被日軍俘獲。這就是史上著名的豐島海戰。
關於發動豐島海戰的責任問題，日本歷史學家田保橋潔指出“開戰的責任在於日本艦隊”。對此，日本“浪速”艦艦長東鄉平八郎在7月25日的日記中清楚寫道：“上午7時20分，在豐島海上遠遠望見清國軍艦‘濟遠’號和‘廣乙’號，及時下達戰鬥命令，7點55分開戰。”
日本未經宣戰，突然挑起戰事，違反了當時國際法關於宣戰的規定。關於戰爭何時開始，1864年出版的《萬國公法》就已規定：“國家與國家間非先有明白的警告不得開始戰鬥行為，此項警告或出以宣戰之形式，或依一最後通牒而附條件的宣戰。”交戰雙方開戰之前，彼此通報對方的軍事行動，實為平衡軍事需求與人道需求所必需。在戰爭爆發之前，中日之間通商貿易、外交使節依然保持正常往來，日本在未經宣戰的情況下，發動有預謀、有準備的突然襲擊，是國際習慣法所禁止的。
日本在朝鮮領海首開戰端，亦侵犯了朝鮮主權。根據《萬國公法》之規定，“沿海各處，離岸十里之遙，依常例亦歸其管轄也。蓋炮彈所及之處，國權亦及焉，凡此全屬其管轄而他國不與也”。“各國艦船以去岸三英里才可以自由航行，不歸他國管轄”。據此規定，日本在朝鮮領海內突然挑起戰事，違反了國際習慣法關於沿海國領海主權的相關規定。
違反中立——擊沉“高升”輪
上文提及的“高升”輪是屬於倫敦印度支那輪船航海公司的一艘英國籍商船，7月17日被清政府租用。該船7月23日從天津塘沽出發運載1000多名清兵赴朝鮮牙山，7月25日上午8時許在豐島附近海面與日艦“浪速”相遇，在拒絕隨其航行的命令後，遭到“浪速”艦猛烈炮擊，“高升”輪爆炸沉沒，800餘名官兵遇難。在此之前，日本海軍已經在豐島海面襲擊了中國“濟遠”、“廣乙”號軍艦，兩國已實際進入戰爭狀態，“高升”輪是在完全不知雙方已經開戰的情況下駛入該海域的，日本擊沉“高升”輪的行為明顯違反《萬國公法》關於戰時中立的規定。
根據《萬國公法》關於戰時中立的規定，如果該船的船主、租船人或船長並不知道戰爭爆發，或者雖然知道戰爭爆發，但船長沒有機會卸下旅客，則不被認為從事“非中立役務”，交戰國不得拿捕或攻擊該船，可允許其返回出發港。
“高升”輪出發之前與中方所簽訂的運輸合同中已註明：“如中日之間發生戰爭，雙方一致完全同意該船立即駛往上海，並在上海終止合同。”當日方臨檢“高升”輪時，船長轉達了船上中國官兵“拒絕‘高升’輪當俘虜，堅持退回大沽口”的要求，並表示：“高升”輪出發時兩國並未宣戰，尚在和平時期，而且在航行過程中也無法獲知日本不宣而戰，日方應該同意該船回到原出發的港口。但是，日軍卻完全無視這一合乎國際公法的正當合理要求，反而蠻橫地命令“高升”輪船長捨棄船體，“高升”輪還未來得及回答，即遭攻擊。
“高升”輪被日本軍艦擊沉的消息傳出後，清政府總理衙門照會各國，揭露日本破壞國際公法的行徑：“何意該國忽逞陰謀，竟於本月二十五日，在牙山海面，突遣兵輪多隻，先行開炮，傷我運船，並擊沉掛英旗英國商船‘高升’輪船一隻，此則釁由彼啟，公理難容。”消息傳到英國，英國輿論譁然，一致譴責日本的行為粗暴踐踏國際公法。英國駐華公使在得知消息後，致電英外交大臣，認為日本在中日雙方仍就劃區佔領問題進行談判期間，公然擊沉“高升”輪，其行為是非法和無恥的。英國駐日公使也向日本外務省提出了嚴重抗議。
英國遠東艦隊司令海軍中將斐利曼特得知此消息後，一方面致信日本聯合艦隊司令責問：“‘浪速’艦的行為是否奉司令官之命，還是徵得司令官之同意？”一面去電責問日本海軍省：“中日倘有戰爭之事，則當預先照會各國，然後各國按照萬國公法，不使輪船載中國兵馬，今日本並無照會英國，則英國之‘高升’輪船自應載運中國兵馬，並無一毫背理之處。日兵無端燃炮轟擊，以至全船覆沒，船中司事均遭慘斃，是何理耶？明明見有英國旗號，而肆無忌憚一至如此！將於中國為難耶？抑於英國為難耶？請明以告我。”
與此同時，斐利曼特致電海軍部並建議：“我方應要求立即罷免並拘捕‘浪速’號艦長和那些在兩國政府談判期間指揮軍艦捲入事件的高級官員，若不遵從，我應被授權實行報復。最重要的是，應當做些事情以彌補大英旗幟所遭受的侮辱。考慮到此種野蠻屠殺，還應督促交戰國在戰爭中信守人道。”
此外，擊沉“高升”輪事件發生在豐島西南方向，位於朝鮮島嶼蔚島以南約1海里，即使按照當時國際通行的3海里領海制度，此海域也屬於朝鮮領海。日本在朝鮮的領海範圍內臨檢、攻擊英國商船，既是對朝鮮主權的侵犯，也是一種破壞中立的行為。
慘無人道——射殺虐待戰俘
按照國際法，在戰爭進行過程中，交戰國的軍隊應遵守相關的戰爭法規，儘可能保護戰爭受難者，如失去戰鬥力的傷者病者和海戰中的落水人員等。例如：1864年在日內瓦訂立的《改善戰地武裝部隊傷者境遇的公約》第6條規定：“傷病的軍人應該受到接待和照顧，不論他們屬於哪個國家。”該公約批准後不久，一般均承認有將其原則適用於海戰的必要。1866年在瑞士召開的國際會議上，曾草擬了一個包括15條規則的國際公約，擬將上述1864年日內瓦公約適用於海戰，雖然該公約未獲批准，但作為1864年公約的簽字國，日本方面應該明白上述規定作為習慣法可適用於海戰。可以説，19世紀，俘獲國對戰俘給予一定的人道待遇已得到普遍承認。但日本軍隊在甲午海戰中的諸多行為，與上述國際法的規定相去甚遠。
一方面，日軍射殺遇船難人員。在“高升”輪被擊中沉沒後，許多清軍官兵落入海中，此時日本軍艦不但不施以援手，反而向已失去抵抗能力的落水者射擊，完全違背了1864年關於《改善戰地武裝部隊傷者境遇的公約》適用於海戰的法律精神，是公然蔑視和違反國際法的暴行。搭乘“高升”輪的德國退役軍官漢納根事後回憶：“我看見一隻日本小船，滿載武裝士兵，我以為他們是要來拯救我們的，但悲傷得很，我是想錯了，他們向垂沉的人們開火。”被營救的“高升”輪大副同樣提到：“我被救上小船後，船上的日軍向海面上的中國人乘坐的小船打過兩次排射。對此，日本軍官解釋説，他奉命要擊沉那些小船。”1895年2月，在威海防禦戰中，北洋海軍魚雷艇隊從威海港北口突圍而出，沿着海岸線向西航行，其中一艇觸礁擱淺，艇上7人全部登岸，但在陸上遭日軍攔截。在盤查未果，揮手放行的情況下，日軍士兵從背後開槍，將7人全部射殺。
另一方面，日軍虐待戰俘。在豐島海戰中，北洋水師所屬“操江”號被日軍追擊途中擱淺，船上83人被日軍俘獲，幾天後由日本“八重山”艦押送至佐世保軍港。據同時被俘的丹麥人彌倫斯回憶説：“午後2點鐘，上岸之時備受凌辱，……船近碼頭即放汽鍾搖鈴，吹號筒，使該處居民盡來觀看。其監即在碼頭相近地方，將所拘之人分作二排並行，使之遊行各街，遊畢方收入監，以示凌辱。”在作戰過程中，日軍寧肯就地消滅俘虜，以免增加安置的麻煩和負擔。據目擊者稱：“1895年1月30日威海南岸炮台之戰，清軍戰敗潰逃，有10餘人被日兵捉住，被一個不留地全部殺掉。”
在整個甲午戰爭的過程中，日本軍隊不僅在海戰中違反戰爭法規，在陸上戰爭中其違反國際法的行為更是罄竹難書。對於日軍違反戰爭法規的犯罪行為，日本軍事當局乃至日本政府一清二楚，但他們一方面盡力封鎖消息，使之不致造成輿論影響，一方面大作表面文章，進行掩飾和正面宣傳，以給西方國家造成一種印象，似乎日本軍隊在戰爭中是完全遵守國際公法的。日本的這種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做法，確曾奏效一時，矇蔽了不少西方人士和記者，但紙裏究竟包不住火，鐵證如山的“旅順大屠殺”剝掉了日本的“文明人皮”，使日本軍隊粗暴踐踏國際法的行為在世人面前暴露得一覽無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