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曉嵐在《閲微草堂筆記》中借鬼吏之口説：“一曰吏，一曰役，一曰官之親屬，一曰官之僕隸。其四種人，無官之責，有官之權。”與紀曉嵐同時代的邵晉涵也説過：“今之吏治，三種人為之，官擁虛聲而已。三種人者，幕賓、書吏、長隨。”不論是紀説的“四種人”，還是邵説的“三種人”，都是典型的隱權力集團，他們不是朝廷命官，卻是地方吏治的實際掌權者，無官之責而有官之權，而官則徒擁虛名而已。
我們主要來説“長隨”，亦即“官之僕隸”。長隨是官員私人僱用的家丁、奴僕，如跟班、門子等。長隨的隱權力可以有多大呢？古人早已列了一條算式：“宰相門子七品官”，就是説，給宰相看門的家奴，其權力不亞於七品朝廷命官，儘管任何擺在枱面上的法律文本都不會規定“ × × 衙門的長隨 ＝ × 品官”。當然，隱權力是因人而異的，得長官信任、器重的長隨，工於鑽營、弄權的長隨，有過硬後台、背景的長隨，他們的隱權力顯然要比一般的長隨大得多，所以也不能一概地説某某衙門的長隨等於多少品官。
那麼，我們以什麼指標來觀察長隨集團的權力值呢？考慮到長隨弄權無非是為了中飽私囊（正式編制內的官員，可能還有“為官一任、造福一方”之類的抱負），長隨的權力值也直接表現為“私囊”的飽漲度，所謂“以權謀私”，“權”與“私”是成正比例關係的。
晚清筆記《清代之竹頭木屑》（作者佚名）收錄了一則《甲乙二商》，説的正是長隨竊權柄以謀私利的事，對我們分析長隨的權力值很有啟示。我先將這則官場軼事轉述出來：
有甲乙二人，在漢口做小生意，二人相要好，但生性都很狡猾。一日二人商量：“我們辛辛苦苦，沒賺到多少錢，不如捐個官做做，或許有發財之望。”甲説：“我們各捐一官，財力不足，且不能相助，不如以我之名捐官，你出資助我。”乙覺得有道理。於是乎，兩人出資湊得三千兩銀子，大約甲出七成，乙出三成。乙問自己可以謀個什麼差事，甲説：“你不懂書算，不如當一個門子？”乙在市井中，曾經出入衙門公館，對官爺的僕人視若帝天，能夠做門子，已經很滿足，所以欣然答應了。
甲用這筆合資的股金捐了一個候補巡檢，至廣東候缺。但甲自捐官後，待乙頗傲慢無禮，乙很是不滿：咱們是合夥人，你以為真是主僕嗎？但捐官的錢已交給甲，不能就此罷休。於是悉心交結同類諸前輩，請教矇蔽把持之法。不到二年，甲得補五斗司巡檢，乙隨他赴任。五斗司為粵東巡檢首缺，乙沒花幾天工夫就與地方的痞棍混熟了，凡巡檢應得款項，多為乙所截取，且多方營奸利，甚至偽造甲手書，向富人訛索，甲均不知情。
六年期滿，甲離任升官，偶然見乙腰囊甚富，大為奇怪，追問不放，乙雖遮遮掩掩，卻隱然有得意之色。甲知有異，乃乘人靜時請乙過來，説盡好話，始知乙數年所斂之財，已倍於甲。甲得悉後甚為悔恨：早知道，他來當官我來當門子好了。
在清代，巡檢是知縣或知州的屬官，設有司署獨立辦公，執掌緝捕盜賊、盤查奸偽之職，從九品，相當於現在的派出所所長，是個芝麻大的小官。但捐這個從九品小官要花三千兩銀子，三千兩銀子值多少錢人民幣呢？由於這個故事沒有説明具體發生在什麼時候，我們姑且以咸豐年間的白銀購買力來折算，當時一兩銀子大約相當於今天的150元，三千兩銀即相當於今天45萬元。即使按清末的白銀購買力折算，三千兩銀也差不多30萬元。而清代的九品官，一年的工資也就幾百兩銀子，看起來收益似乎抵不上成本。但甲乙二商合股捐官，本就存“發財之望”，豈會做虧本生意？可見巡檢的實際權力值，遠遠超過正式工資所顯示的區區幾百兩銀子，也不止是三千兩股本的數目。
甲商是這次捐官的大股東，所以坐了官位；乙是小股東，當了長隨，主僕（其實是生意合夥人）二人一起走馬上任，這種名為僕隸實為股東的長隨，在清代官場並不少見，以致有一個專門的名詞來指稱這一現象，叫做“帶馱子”。
乙的具體職務是司閽，俗稱門子、門政、門丁等，類似於現在機關單位傳達室的看門老頭。但細究起來，以前的門子，地位其實不如今天的看門老頭，因為現在機關單位的門政一般都列入正式編制了，而以前的門子，只是官員的私人奴僕而已，屬於“賤民”之列。
一個九品芝麻官的家奴，能有多少權力呢？在上面的故事中，我們看到了門子乙比巡檢甲更擅以權謀私。從表面上看，似乎是因為乙生性狡詐、熟諳矇蔽把持之法，其實深究下來，乙能生財有道，主要是得益於巡檢司署門政的半公共身份，得益於他與巡檢大人的特殊個人關係。倘若不是把持官衙門權、與掌權者關係親密，任你貪念再熾、手段再高，也未必有搞腐敗的“福分”。
我們需要先了解一下官衙門政在權力鏈條中的關鍵地位。以前的官員深居簡出，辦公之公堂與生活起居之內宅同在衙門之內，日常公務的處理，還有官場上的人情往來與某些隱祕的私下交易，一般都得在衙門內進行，這個衙門入得入不得，就看門子有沒有刁難你。如果門子有意刁難，他有許多法子讓你吃閉門羹，比如不給通報、謊稱老爺外出或不見客等。常言道，“大人易見，小鬼難纏。”“小鬼”指的就是門子，“難纏”則顯示了門子的權力的能量。
門子還負有傳宣長官命令、傳遞公文進出、召集吏役升堂等職責。可以這麼説，門子雖是下人，卻把據着權力系統的出入口，雖無公職，但半邊身子伸入了公共領域。
門政在權力鏈條上的位置既然非比尋常，擔此“要職”者，自然非掌權者之心腹親信莫屬，就如現在的領導揀司機、祕書，必選自己的嫡系。與掌權者的密切關係，無疑讓門子的權柄更重，因為關係網絡正是隱權力的重要來源，離關係網絡的權力中心越近，就越容易假借或請託到權力。難怪晚清時有人感慨地説，“門權最重”。
門權有多重呢？這可以從“門包”上掂量出來。門包就是孝敬給門子的銀兩，用紅紙包着，上書“門敬”或“門禮”二字，以示尊敬和鄭重其事。如果不給門子送上紅包，當然就別想見到門子背後的大人。我們也可以將門包當成是贖買門權的“贖金”，門包越大，表明門權越重。在清代，送門包已經成為官場慣例，這也説明門子的權力已獲得官場上心照不宣的普遍承認。
咸豐年間到福建任布政使（副省長）的張集馨就遇到了一個權勢很大的門子——閩浙總督慶瑞（福建、浙江二省的一把手）的司閽。此人叫做張七，是慶瑞的心腹親信，司道州縣送給他的門包，必須是成色、分量達到官方標準的銀子，洋元是不收的，每次屬員送來門包，當面在門房拆封，看是不是夠分量、夠成色，短缺幾分，立即擲回去，補足再送來。慶瑞則認為屬員多送門包，才是看得起主人，所以這個張七，更加肆無忌憚了。
張集馨剛到任時，第一次送門包，因為銀子重量欠缺六分（兩），被張七擲出來，張集馨本想發火，但想到慶瑞已經批評過他脾氣太剛硬，只好強忍下來，叫家人再加一錢銀子送去。以後每次送門包，都是足色足量。
回到“甲乙二商”的故事。門子乙與巡檢甲名分上雖是主僕，實際上二人是老朋友，又是捐官的合夥人，有了這樣一層特殊關係，乙竊柄弄權一定比一般的門子更加有恃無恐。
巡檢雖然是九品芝麻官，但掌管的是緝捕盜賊、盤查奸偽之權，是最具殺傷力的執法權，借用吳思先生創造的一個概念，這是一種非常值錢的“合法傷害權”。太平天國的北王韋昌輝在落草之前，是一個小土財主，只因無權無勢，曾被當地巡檢勒索幾千兩銀子，韋咽不下這口氣，才決然加入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小小巡檢的傷害權能之大，可見一斑。所以往巡檢司署行賄送禮的人數自然十分可觀。
門子乙因為把據着巡檢權力系統的出入口，不但有常例的門包收，更能狐假虎威，巧取豪奪錢財，既當“小偷”，又當“強盜”，後者才是門子乙最大頭的收入。看，巡檢甲應得的款項（大概就是當地百姓向巡檢大人贖買合法傷害權的“贖金”），他可以輕而易舉地據為己有，這是小偷的本領。他還肆無忌憚地偽造甲的手書，向富人訛索（富人交納的勒索款，當然也是贖買巡檢合法傷害權的“贖金”），這又是強盜的本領。如此善於弄權的門子，難怪“數年所斂之財，已倍於甲”了。
《清代之竹頭木屑》收錄的這則《甲乙二商》，不知歷史上是否確有其人其事，不過，這類“門子坐大，富比主子”的故事，在晚清官場上其實並不乏其例。據光緒年間進士陳恆慶《諫書稀庵筆記》記載：“旗人做官，必聽門政指揮；其發財，亦賴門政。即罷官歸來，所有傢俬，統歸門政掌握。門政吞剝，富於主人。”門政之所以能富於主人，全賴於這樣一種畸形的權力結構：官員聽門政指揮，門子等於成了官員權力的非正式經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