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國是個很分裂的時代，儘管是如此，當時的統治者還關注了當下的文化。比如，後周世宗時，更做了一些恢復儒學的努力，使得儒學的傳統不至於在這紛亂的年代中斷。
在而民間私人講學的風氣也很盛行，培育了不少的儒學人才，這都成為宋代儒學興發的重要養分。
由於社會動盪和時代短促的緣故，時常發生叛變弒君事，而君王大多重武輕文，士人也重實輕虛，使得本時期比較少有傑出的學者和思想家，有名的儒者只有馮道。
馮道為五代政治家，大規模官刻儒學《九經》，侍奉九姓十五君，“累朝不離將相、三公、三師之位”，前後為官四十多年。
其行為事君不忠，但是事親濟民、其主政提攜賢良，在五代有着“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道為元老，而喜為之偁譽”的聲望，晚年著有《長樂老自敍》。
由於亂世災禍，人們對前途深感無從把握，大多采行消極避世的思想，部分儒者與百姓轉向佛教與道教。有研讀道籍者，也有隱遁山林者，名利之心淡漠，注重個人養生，而有“五季之亂，避世宜多”。
其中道教學者譚峭繼承老子“道”為世界本源的説法。他認為天地間萬物均是由道演化而來，而道的本質則是虛，許多觀點藴含着人民性、民主性因素。
譚峭著有《化書》，其中《道化篇》雲：“道之委也，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生而萬物所以塞也。道之用也，形化氣，氣化神，神化虛，虛明而萬物所以通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