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永信大和尚最近很忙，由於他被舉報，少林寺又一次站在了風口浪尖上。藉此，公眾瞭解了少林寺的生活。
很多人不禁會問，和尚不是應該六根清淨嗎？少林寺怎麼可以開辦公司？和尚怎麼可以這麼肥頭大耳？還用筆記本電腦、蘋果手機、開汽車？少林寺是不是背離了佛教宗旨，與佛教漸行漸遠？
其實並不是。佛門從來不是清淨地，和尚也多是是非人。古代的僧侶們一樣結交權貴，一樣迎來送往，一樣興辦產業。
僧侶本身是不事生產的食利階層，佛國雖好，然而僧徒們卻畢竟生活在人間。佛教徒要生活，就不能不跟世俗權力發生關係，更不得不在佛言商。
釋永信在使用電腦
和尚何止開車
佛教初傳入，影響力十分有限，自漢至曹魏，很少得名士推重。佛教在漢代，更多被看作一種神仙方術，而佛教高僧們也乾脆利用占卜和方術，博取統治階級上層的歡心，以此來換取佛教的傳播。
例如，對佛教在中國傳播有重要影響的高僧佛圖澄，就是以神異之術贏得後趙統治者石勒、石虎的信任，據説他能聞鈴斷事，曾經精確預言後趙和前趙戰爭的勝負。他多次顯露神蹟，一次，佛圖澄與石虎一起坐在襄國(今邢台)中堂之上，正熱鬧地討論佛法。佛圖澄忽然故弄玄虛：“幽州發生了火災。”隨即取酒向幽州方向噴灑。過了很久，佛圖澄笑着對石虎説：“現在幽州的火災已經救滅了。”
石虎當然覺得事有蹊蹺，他根本不信，就派遣使者前往幽州驗證。誰知使者回來以後，聲稱：“大火從幽州城城門燒起，火勢猛烈。忽然從南方飄來一果黑雲，既而天降大雨，將火撲滅。雨中還能聞到酒氣。”這下石虎對佛圖澄徹底信服。
佛圖澄通過幾次展現這樣的神蹟，令石虎對他頂禮膜拜。
佛圖澄當時的地位比之今天的僧侶猶有過之，石虎曾經下令稱佛圖澄乃“國之大寶”，考慮到他既不要榮譽爵位，也不要高官，於是讓他穿“阿瑪尼”、開“法拉利”，所謂“衣以綾錦，乘以雕輦”，相比之下，釋永信師傅的奧迪Q7簡直只能算商務用車。
更有甚者，朝會之日佛圖澄升殿。主持朝儀的禮官要高聲喝唱“大和尚至”，所有的官員都要起立以示尊崇。常侍以下的官員要給他抬轎子，太子諸公要攙扶着他。石虎還下詔讓司空每天早晚請安。太子、諸公每五天朝見一次佛圖澄以示皇帝的崇敬之情。
借用統治者的勢力，佛教得到了飛速發展，光佛圖澄的門徒就將近一萬。他一生走過的州郡興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盛莫與先矣”，是佛教的大功臣。
無獨有偶，唐代武則天佞佛，曾經讓高僧神秀坐着轎子上殿，自己親自下拜。看來古代佛教的高僧，比之人間君王，權力也不遑多讓。
和尚是大地主
佛教立教之初，崇尚苦修，僧侶們“持缽出丐”，化緣只以滿足自己的基本需求為主，更從來沒有聽説大肆蓄田從事農業經營。佛教日益發展，信徒日眾，上自天子公卿，下自黎庶百姓，佈施的資財早已遠遠超出僧侶日常所需。隨着佛教地位的上升，一些高等僧侶實際上已經成為大地主。
南朝的梁武帝深信佛教，先後四次玩“行為藝術”，放着好好的皇帝不做，要去捨身為僧，其實就是想要變相給寺院佈施。大臣們雖然都心知肚明，對於這樣的皇帝也沒有辦法，只能先後總計花費四億錢把他贖回來。
世俗的政權掌控者和信徒不僅僅向僧侶和寺院佈施錢財，甚至包括土地。李連杰主演的《少林寺》裏描寫的十三棍僧救唐王的故事，在真實的歷史中，其實是少林寺僧趁着李世民和王世充大戰中原之際，俘虜了王世充的侄兒王仁則。由於立此大功，李世民賜少林寺“地四十頃，水碾一具”。
如果説李世民的賞賜還算有功而賞，那麼很多崇信佛教的皇帝就完全是率性而為了。唐高宗一次賜給一座寺院“田園百頃，淨人百房，車五十輛，絹布二千匹”，稱得上是大手筆。大詩人王維和他弟弟王緒，都崇信佛教，由於母親過世，於是在自己輞川家中建了一座寺廟，實際是贈送了部分地產。而宦官魚朝恩，以為過世的章敬皇后祈福為名，賜田莊為寺。
賞賜和佈施之外，寺院也通過各種方式巧取豪奪。梁武帝曾經強迫王騫賣田八十餘頃給寺院，王騫作為顯貴尚且如此，普通升斗小民更是難以避免。
而僧侶由於享有免税權、免役權，寺院其實成了“法外之地”，而對於被税賦和繁重的勞役折磨的普通百姓而言，把自己的地產以佈施或出售的方式轉讓給寺院，只要繳納相當數量的地租，就能換取寺院的庇護，免除賦税和勞役，不失為一個良策。而在這樣的交換背後，寺院幾乎不用付出多少代價，就能憑空得到一部分土地，還能免費獲得一批勞動力。
這樣的情況持續下去，土地兼併十分嚴重，寺院會佔有大量土地。北魏遷都洛陽之後的短短几年，寺院多有“侵奪細民，廣佔田宅”的行為，甚至到了“寺奪民居，三分且一”的局面。在南朝梁武帝時期，首都(今南京)附近“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萬，資產豐沃，所在郡縣，不可勝言”。
而在佛教興盛的唐朝，唐初的僧尼有二十萬眾，他們“驅策田產，耕織為生，估販成業”。在京城長安和東都洛陽，寺院廣佔田地和水碾，侵奪百姓，官府甚至都奈何不得，僧侶已經形成了強大的社會和經濟勢力。
和尚是高利貸的先驅
由於僧侶們強大的經濟實力，從事商業活動就在所難免。中國最早的金融業，就是僧侶以寺院的質庫形式開創的。
南北朝時期，在佛寺裏最早出現了能典當的機構。據《南齊書》記載，一個叫褚澄的官員，曾經用一萬一千錢，向一所寺院贖回其兄長抵押的“白貂坐褥，壞作裘及纓”。
而很快，僧侶們已經不滿足於典當，寺院開始經營高利貸事業。北齊時期有個叫道研的和尚，他是濟州的僧官(沙門統)，他資產鉅富，向外出借高利貸的範圍遍及一郡，甚至還藉助官府的勢力幫他追債。
伯希和的敦煌寫本記錄了敦煌淨土寺僧侶的年度結賬報告，寺院的三分之一收入來自於高利貸。
到了宋代，這種質庫被稱為長生庫，已經相當普遍，一些地區幾乎所有的寺院都建立長生庫從事高利貸。
曾經有僧人毫不避諱地宣稱：“錢如蜜，一滴也甜。”僧侶毫無顧忌從事高利貸，也引起了世人的強烈不滿。詩人陸游曾經在他的《老學庵筆記》中抨擊寺院的高利貸事業“今僧寺輒作庫質錢取利，謂之‘長生庫’，至為鄙惡”，主張政府“設法嚴絕之”。
但其實高利貸根本不違反當時的法律，也無法加以根除。於是，和尚們把高利貸這個十分有前途的事業發展得如火如荼，幾乎無所不貸。可以借貸的品種有金銀、布帛、糧食、油，甚至還有活物，有些寺院把耕牛借貸給農民，收取利息。
寺院的高利貸還有一個特點，利息通常高於世俗放貸人。僧侶們常常會藉助佛祖的威力恫嚇借貸人，如不償還，將下地獄，永世不得超生之類，藉此獲得更高額的利息。《宋會要》中一份奏摺提到，長生庫利息“不止倍徙”，利息率甚至超過100%。而對於不能還錢的借貸人，寺院也毫不客氣，會向官府訴訟，利用法律手段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甚至逼迫其服役來償還債務。
買賣田產，放貸典當在封建時代尚是合法生意的話，有些行為不軌的僧人甚至幹出不法勾當。
武德九年唐高祖的一份詔書中提到：“乃有猥賤之侶，規自尊高;浮惰之人，苟避徭役。妄為剃度，託號出家，嗜慾無厭，營求不息……進違戒律之文，退無禮典之訓。至乃親行劫掠，躬自穿窬(偷盜)，造作妖訛，交通豪猾。”
一些僧侶公然搶劫、偷盜，行騙， 放貸與之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了。
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佛門既是世俗社會的一部分，它從來都不是淨土。或許有一些高僧真的能絕世出塵，但大部分的僧侶也是滾滾俗世中的一員，幻想着佛門清淨，不過是距離產生美，一廂情願罷了。
參考資料：
1、何茲全主編：《五十年來漢唐佛教寺院經濟研究(1934-1984)》，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年。
2、遊彪：《宋代寺院經濟史稿》，河北大學出版社，2003年。
3、[法]謝和耐：《中國5-10世紀的寺院經濟》，耿昇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