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可以激發詩人的靈感，詩人也可以借酒澆胸中的塊壘，所以唐人有“斗酒詩百篇”和“乞酒緩愁腸”之説。由於詩人與酒的關係極為密切，唐代詩歌中不但寫到了酒，還寫到了酒價。
杜甫在《逼側行贈畢四曜》一詩中寫道：“街頭酒價常苦貴，方外酒徒稀醉眠。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杜甫詩歌對酒價的敍述，成了一個聚訟紛紜的話題。
以為然者不乏其人。宋代劉邠《中山詩話》寫道：“真宗問進臣：‘唐酒價幾何？’莫能對。丁晉公獨曰：‘鬥直三百。’上問何以知之，曰：‘臣觀杜甫詩：速須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宋代陳巖肖《庚溪詩話》也認為：“少陵詩非特紀事，至於都邑所出，土地所生，物之有無貴賤，亦時見於吟詠。如雲：‘急須相就飲一斗，恰有青銅三百錢。’”這裏“速須相就飲一斗”和“急須相就飲一斗”，皆為“速宜相就飲一斗”之誤。
不以為然者認為，杜甫詩中所謂的“三百青銅錢”之説，來自於前人的典故。北齊盧思道曾説過：“長安酒錢，鬥價三百”，所以王嗣奭在《杜臆》中指出，杜甫詩歌中“‘酒價苦貴’乃實語，‘三百青錢’，不過襲用成語耳。”
那麼唐代酒價究竟是多少呢？據《新唐書·食貨志》記載：“建中三年，復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在古代容量單位中，一斛等於十鬥，“斛直三千”也就是“鬥直三百”。這樣看來，似乎杜甫詩歌確實反映了現實生活，無愧於“詩史”的讚譽。但需要説明的是，“建中”是唐德宗的年號，這與杜甫生活的時代相距幾十年了，所以不能以此作為坐實杜詩對於唐代酒價敍述的依據。
唐代寫到酒價的絕不只有杜甫，許多詩人都在詩中寫到了酒價問題。如李白“金樽美酒鬥十千，玉盤珍饈直萬錢”;王維“新豐美酒鬥十千，咸陽遊俠多少年”;崔國輔“與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錢”;白居易“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陸龜蒙“若得奉君飲，十千沽一斗”。這些詩人雖然分佈於盛唐、中唐和晚唐各個時期，但他們的詩歌卻普遍地説到唐代的酒價乃每鬥十千錢。
那麼，杜甫和李白等人對於酒價的敍述，差異為何如此之大呢？也許有讀者認為，李白、王維等人所説的乃是美酒的價格。這話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十千沽一斗”之説也是淵源有自。曹植在《名都篇》中曾經寫道：“歸來宴平樂，美酒鬥十千”。儘管“他人所道，我則引避”，但曹植才高八斗，其於文章，“譬人倫之有周孔，麟羽之有龍鳳”，因此他的敍述便成為一種難以撼動的範式。唐代詩人受曹植的影響，不排除在詩歌中對這一典則的普遍追摹和襲用。
唐代詩歌中的酒價問題引起了不少誤讀，初看是詩人的意圖意義和讀者的解釋意義之間出現了齟齬，其實深層次的原因在於讀者以詩為史。王夫之曾幽默地譏誚這種詩史不分的情況説：“就杜陵沽處販酒，向崔國輔賣，豈不三十倍獲息錢邪？”在王夫之看來，詩歌與歷史差別很大，歷史要求具有實錄精神，而詩歌則不然，“詩之不可以史為，若口與目之不相為代也”。
王夫之所言甚是，但是這也表明了要讀懂唐詩，非得下一番苦功夫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