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是1913年冬懷着愛國壯志來到日本的，1914年2月考入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在這裏，他組織中國學生成立了“神州學會”從事反袁活動。
陳獨秀與李大釗都是章士釗的摯友，在日本期間，均幫助過章士釗在江户編輯《甲寅》雜誌，他倆不斷出入編輯部，卻互不相識。比李大釗大十歲的陳獨秀，此時正在東京的雅典娜法語學校攻讀法語。這年他第四次來日本，生活極為貧困，“窮得只有件汗衫了。其中無數蝨子……”他對留日學生轟轟烈烈的反袁鬥爭態度消極，剛進入《甲寅》編輯部就寫出了《愛國心與自覺心》一文。雖揭露袁世凱的反動統治，卻擔心：“海外之師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者矣。”這裏他首次用“獨秀”的名字署名，從此才開始使用陳獨秀的名字。
這篇文章在中國留日學生中很快引起強烈反響，大都覺得獨秀的言論太悲觀了，他竟然認為中國還不如亡國好，甚至變成像印度、朝鮮那樣的國家更好，這在中國留日學生中產生了不良影響。
李大釗認為應該幫助陳仲甫擺脱悲觀情緒，使他重新以昂揚的鬥志投入尖鋭複雜的鬥爭之中。
李大釗早就知道陳仲甫早年主辦過《安徽俗話報》等進步報刊，參加過鼓吹革命的勵志學社和以反抗清政府及外國侵略為目標的嶽王會等革命團體；武昌起義後參與安徽籍同盟會，安徽獨立後擔任都督府祕書長；在孫中山領導的“二次革命”中，他協助原勵志社及嶽王會人員討伐袁世凱；失敗後被捕，倖免於難。
李大釗不明白，陳獨秀這樣傑出的革命人物，公認的“亂黨”組織者和宣傳家，這樣一個風雲人物怎麼會寫出那樣悲觀厭世的文章呢？他特地從東京來到江户請教行嚴先生。
章士釗愁眉苦臉道：“不少讀者質問我們為什麼發表這樣悲觀的文章？甚至有人罵獨秀道：‘以為不知愛國，寧復為人，何物狂徒，放為是論’，你看，仲甫成了狂徒了！”
章士釗感到事情真有點兒難辦，歎口氣説：“仲甫個性剛烈，所謂好漢不吃回頭草也。”
章士釗無可奈何地隨即提出建議，“守常，我看你有不同意見，不妨也寫出來，從容討論。”
李大釗欣然贊成：“好，我聽你的！”
李大釗回到住處，下功夫寫《厭世心與自覺心》一文，還給章士釗寫了一封信。希望章士釗能夠代他約見獨秀面談。便連稿和信一同寄給章士釗。
章士釗看到《厭世心與自覺心》，立刻被立論的新穎、邏輯的嚴密所折服，感到李大釗對陳獨秀的批評一針見血：“厭世之辭，嫌其太多；自覺之義，嫌其太少”，這正和許多讀者來信的意見不謀而合。
但是，章士釗看到李大釗請求與陳獨秀面談的來信，就猶豫了。
章士釗認為陳獨秀性情孤傲，搞不好會惹起革命黨人之間的激烈論戰，給保皇派以攻擊的口實。
這天，陳獨秀來到編輯部，章士釗把《厭世心與自覺心》遞給他説：“狂徒，你那篇《愛國心與自覺心》引出來的風波還沒有了結呢！”
陳獨秀接過來極感興趣地看了一眼署名，問道：“李大釗是什麼人？不認識啊！”
章士釗熱情地對陳獨秀講起，李大釗為了抨擊袁世凱的賣國行徑，寫下《國情》一文，尖鋭地揭露了袁世凱與美國、日本帝國主義勾結企圖滅亡中國的陰謀，可謂中國人民反對袁世凱稱帝的先聲，向炎黃子孫發出了嚴防竊國大盜的信號，發表在袁世凱稱帝一年之前，充分表現出李大釗在政治上的遠見，體現出他敢於向反動派堅決鬥爭的革命精神。
經章士釗一番提醒，陳獨秀這才想起他們倆為此還進行過一場爭論呢。
當時，章士釗就極其推崇李大釗的《國情》寫得好。此刻，章士釗沒有料到，一向以思想激進著稱的陳獨秀卻唉聲歎氣説：“行嚴，何必如此激憤？請問，中國當今的大總統和清朝的皇帝有什麼區別？”
章士釗覺得陳獨秀這個問題提得極其尖鋭，的確袁世凱與慈禧太后在賣國這一點上是猶有過之，他被問得張口結舌，吭哧半天才説：“既然如此，我們冒死反對帝制、擁護共和制有何益處？”
陳獨秀善辯，滔滔不絕地回答：“打倒獨裁，給人民爭得民主、自由！但是，我們沒有料到，打倒了皇帝，又爭來了多少民主？又得到了多少自由？沒有！一點也沒有！一個國家沒有民主，就不會有進步，更不能產生真正的革命！中華民族落得這般愚昧、無知的地步，怎能不亡其國？”
章士釗贊成陳獨秀提出的論據，但是卻不同意他得出的悲觀結論，認為正好由李大釗的文章打掉陳獨秀的悲觀情緒，這才有利於革命志士的愛國運動。便誠懇地勸説道：“仲甫，守常這篇文章情文並茂，寫得很好，你還是好好看看吧！”
陳獨秀沒好氣地將手一擺拒絕道：“行嚴，此類稿件我不看了，你贊同就發吧！我還是那句極而言之的話：一個沒有民主、自由的國家，還不如亡了好！”説罷，拂袖而去。
過了些天，陳獨秀還是仔細閲讀了《厭世心與自覺心》，李大釗對陳獨秀表現出的“風湧迴環，傷心無已”的悲觀情緒表示理解，以寬宏大量的態度做出一番解釋：
“有國若此，深思摯愛之士，苟一自反，要無不情智俱窮，不為屈子之懷沙自沉，則為老子之騎牛而逝，所由起也。”
讀到此處，陳獨秀覺得李大釗的確是抱着與人為善的態度，既承認自己的傷感起因於對國家任人宰割的反思，又肯定這種反思是出於對國家的“深思摯愛”的表現，也指出這畢竟是一種消極的“厭世之懷”，應該予以拋棄，陳獨秀覺得李大釗的批評是符合實際的。
陳獨秀還看到李大釗巧妙地選擇了一個既不傷害自己，又能引起讀者注意的角度行文，認為無論反對還是贊成的文章，都沒有理解陳獨秀的文章原意，因此友好地寫道：“愚則自忘其無似，僭欲申獨秀君言外旨，稍進一解。”
陳獨秀看完李大釗的《厭世心與自覺心》，精神為之一振，他拍案而起，揮筆給章士釗寫出一份便箋：“來信、大作讀畢，同意和這位大釗先生面談，請安排時間。”
這天，李大釗早早來到章士釗家，時過一刻，又走進一個手提大提包、身着西裝革履的中年男子。
李大釗定睛觀看，只見此人小個子，寬寬的腦門，頭髮稀疏，眼睛雖然不大，透過博士眼鏡卻射出一種智慧的光芒，臉上顯出堅毅的神情。
陳獨秀大大咧咧地走了進來，熱情地走到李大釗面前，緊緊地握住李大釗的雙手，風度翩翩道：“不用介紹了，您就是李大釗先生！哈哈……”
陳獨秀突然激動地向李大釗深鞠一躬説：“我感謝您那篇文章，使我丟棄了消極的情緒，代之而起的是樂觀主義精神！猶如在茫然中又覓到了坦途！今天，我是特為拜師求教而來的！”
這時的李大釗衷心地為找到這樣志同道合的戰友而興高采烈，懷着崇敬的心情説：“我堅信您是一位愛國者！只恨相見太晚……”
陳獨秀以堅毅的神情回答：“不，我應當做一個敢於向真理投降的勇士。”
章士釗夫人吳弱男情不自禁地對陳獨秀嘖嘖稱讚道：“仲甫真是一個大丈夫，能伸能屈，不恥下問，算得一個英雄豪傑！”
陳獨秀社會經驗比較豐富，以特有的方式轉換話題道：“大釗先生，我們還是校友啊！”
李大釗一愣，驚喜地問道：“獨秀先生也進過早稻田大學？”
陳獨秀笑語解謎説：“我光緒二十七年第一次赴日留學，進的是東京專門學校，它是早稻田大學的前身。”
李大釗拍手叫好：“好啊，你就是我的學兄了，真是可喜可賀！”
中午，擺上了一桌酒宴，四個人你一杯我一杯喝了起來，陳獨秀、李大釗談到兩人都是秋花含笑的金秋10月出生的，陳獨秀不由歎口氣説：“唉，我的命苦啊，兩歲就死了父親……”
李大釗眼含淚花説：“我不僅兩歲時就失去19歲的父親，我的母親因傷感過度，不久也去世，我三歲就靠70多歲的祖父撫養成人。”
陳獨秀同情地流下眼淚説：“我説我苦，沒有想到你比我還苦啊！”李大釗把話題拉了回來，虛心地向陳獨秀討教：“仲甫先生，你對救國救民有何高見？”
陳獨秀慷慨激昂地指出，經過長時間地苦苦探索，他摸索到一條從根本上挽救黑暗到了極點的中國的道路，決定暫時遠離“盲動”而從事於紮紮實實的思想文化戰線上的工作，就是重新向人民大眾做思想啟蒙教育，期望通過發動一次比康梁變法更深刻的思想啟蒙運動，以便從更深廣的思想文化背景，尋找改造中國的突破口。
這正是李大釗正在思考的問題，他大受鼓舞，情不自禁地問道：“仲甫先生，我們應該從哪裏着手呢？”
陳獨秀將他思之已久的想法和盤托出，他主張科學與民主，才是驅散中國大地沉沉黑夜的兩盞明燈，沒有民主，就沒有進步，也沒有革命；沒有科學，就不能生存，就要亡國。國人慾擺脱矇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應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就應高舉科學與民主兩面大旗，衝擊孔教。
李大釗對此完全贊同：“如果中國四萬萬同胞都明白了民主與科學的重要意義，就能夠從思想上杜絕帝制思想！”
陳獨秀霍然站起，以凌然之氣宣稱：“大釗先生所言極是，我準備回國後，針對袁世凱復闢稱帝的賣國行徑，高舉科學與民主這兩面大旗，引導四萬萬同胞去戰鬥！”
章士釗對此驚詫莫名，李大釗驚喜異常，都一時不知説什麼是好，陳獨秀意猶未盡，以滔滔的辯才繼續講演一般：
“還必須告誡人民，政治的反動，乃一時之事，惟有文化的反動，則會坑害一代、多代青年，那才真會扼殺、阻礙中國的革命！怎麼辦呢？中國要富強，當務之急是進行思想革命，以科學和民主為武器，向着為封建專制統治服務的孔子偶像，以儒家學説為代表的封建文化和禮教展開猛烈的攻擊，進行徹底的清算，使國民性得到根本的改造，政治革命才能有廣大國民的積極參加，也只有用民主與科學喚醒青年，去自覺地充任革命的主力軍，才能取得勝利！”
李大釗欣然贊成：“仲甫先生説得好極了，但是我們要戰鬥，就必須要有自己的陣地，不知先生有何具體設想？”
陳獨秀胸有成竹道：“我打算創辦一種新型的雜誌，名字暫叫《青年》，正合守常‘奮生花之筆，揚木鐸之聲之説’，到時候二位可要鼎力相助！”
章士釗也毅然做出決定，把《甲寅》雜誌從東京帶到上海去辦，李大釗、陳獨秀認為宣傳民主與科學又多了一個陣地。
散席之際，陳獨秀為四人斟滿酒，熱情洋溢地提議：“行嚴夫婦知道，我平日是滴酒不沾的，但是，今天我提議，為了民主與科學，乾杯！”
李大釗、章士釗、吳弱男一齊舉杯響應：“乾杯！”
1915年，陳獨秀、李大釗先後回國，投入了創辦《新青年》的偉大事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