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科技的發展，越來越多的高科技湧現。而手機的用處也越來越大，他是統領了人們的日常生活。人們越來越喜歡上手機聊天，不在用信件來往。現在最著名的就是微信朋友圈，這是個神奇的東西。人們可以使用這個接觸很多的。那這個“朋友圈”是僅僅在現在出現的嗎？那當然不是了。其實在不是很發達民國就出先了現實版的“朋友圈”，儘管那時自然沒有如此發達的訊息技術，但是依然有他的神奇之處。
新舊更迭乃民國學界一大特色，因背景不同、代際差異，學人們形成了各自的“朋友圈”。
那麼，“朋友圈”最廣的又是誰了。就是他了——胡適，其朋友圈之廣，在民國學界穩坐第一把交椅。自新文化運動後，胡適“暴得大名”，以火箭速度躋身學界明星，加之他善於交際，人脈極廣，漸有學壇盟主之勢。人們則以認識胡適、見過胡適，甚至讀過他的書為榮。“我的朋友胡適之”，這句話成為上世紀20、30年代學界、文壇裏的流行語，以表示自己有身份、有品位、有路子。因而“胡適之”三個字在當時絕對是塊滾燙的金字招牌。
與壁壘自囿的黃侃迥異，同出章太炎、劉師培門下的小師弟劉文典，則極力將胡適納入自己的朋友圈中。1917年，劉赴北大任教。當時北大強手如雲，年紀輕輕的劉自入不了諸高人法眼。同仁們的鄙夷聲時常於其耳畔迴響。劉逐漸明白：在此地打拼，出名需趁早。於是他決心校勘古奧難懂的《淮南子》，以期揚名立萬，奠定學術地位。經過數度請益切磋，劉此計劃深得胡適支持。無論在何年代，古籍點校都是苦差，既要耐得住寂寞，又須忍得了清貧。雖樂於埋首故紙堆中，然日子一久，劉終遭遇“經濟危機”，他首先想到的朋友，依舊是胡適：“你的門路很廣的，凡是書局、報館，都把你的一言看得九鼎般重，務請你替典想想法子，典雖然不才，譯書、編書、做文章，以及報館的編輯都還幹得來，薪水也不奢望，只要有現在的半數就行了。”胡欣然伸出援手，助其渡過難關。待《淮南子集解》付梓之際，胡更跨刀作序，替其賣力宣傳。如此重情義之人，令劉深為感激：“你是弟所最敬愛的朋友，弟的學業上深受你的益處。近年薄有虛名，也全是出於你的説項’，拙作的出版，更是你極力幫忙、極力獎進的結果。”
若劉將胡適視作“大哥”，那麼其心中的學術“男神”便是陳寅恪。劉生前逢人就稱“十二萬分佩服”陳寅恪。他曾多次在課堂上情不自禁地豎起大拇指説：“這是陳先生！”然後，又翹起小拇指，對着自己説：“這是劉某人！”可見陳在劉心目中地位之高。西南聯大時期，校委打算聘請沈從文為中文系教授，月薪360元。這個薪級並不高，劉在聯大所拿薪水是每月470元。即便如此，在舉手表決時，劉堅決表示反對：“沈從文算什麼教授！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四百塊錢，我該拿四十塊錢，而沈從文只該拿四塊錢！”還有一次，有人跟他提及名噪一時的《激流三部曲》作者巴金，他想了半天，喃喃自語：“沒聽説過，沒聽説過。”在劉眼中，當代文學着實淺薄，難稱學問，故他對沈、巴二人態度冷漠，亦可知其朋友圈標準其實頗高，並不隨意。
手機上的“朋友圈”，畢竟是個亦幻亦真的溝通平台，對其似更多要抱一種娛樂精神。而現實世界中的“朋友圈”，自應悉心打理，切莫馬馬虎虎，畢竟大家都在圈子裏常待，門檻太高易固步自封，毫無原則常難覓知音。故看罷民國學人的“朋友圈”。現在的社會都是講究一定的社會經濟進入一定的社會圈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