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思勉説過：“漢室盛衰，當以宣、元為界。”也就是説，宣帝在位及以前，朝政運行較好，處於興盛狀態;自元帝以後，宦官外戚競相專權，綱紀紊亂，國勢衰微。
性情柔弱缺乏主見
客觀地説，漢元帝不失為一位多才多藝、品行不錯的好人。但是，好人不一定成為好君。作為君主，漢元帝談不上優秀，主要是性格與能力問題。史書説他“柔仁好儒”。其實，這並非弱點，一個君主胸懷寬宏柔軟，主張行仁政，偏好重用儒臣，應該是天下人福分。問題是，漢元帝的寬柔最終表現為優柔寡斷、軟弱可欺，不能駕馭局勢，聽任宦官專權。
宣帝臨終前，已為元帝安排“三駕馬車”輔政，以樂陵侯史高領銜，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為副。史高是宣帝祖母史良娣的侄孫，宣帝幼年時養在史家，與史高關係密切。重用外戚是西漢的政治傳統，宣帝也不例外。蕭望之、周堪都是元帝的老師，一代名儒。元帝即位後，對兩位恩師格外倚重，多次宴見兩人，探討治國方略。蕭望之隨後雙引薦宗室大儒劉更生(成帝時改名劉向)、侍中金敞參與朝政，四位儒臣“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
元帝的信任與支持，似乎讓蕭望之等儒臣看到改弦更張推行仁政的希望。然而，元帝與儒臣相得益彰的好景只是曇花一現。元帝對兩位師傅特別信任，儒臣的影響力與日俱增，致使被冷落的史高心理失衡，與蕭望之產生嫌隙，權力鬥爭的陰影隨即籠罩着朝廷。史高與宦官裏外呼應，議論常堅持遵從故事或慣例，反對蕭望之的改革主張。蕭望之憂慮外戚放縱、宦官擅權，於是向元帝建議：中書是國家政事之本，應由賢明公正之士掌管，武帝優遊飲宴於後庭，任用宦官掌管中書，不合乎國家舊制，且違反“古不近刑人之義”，必須予以糾正。元帝初即位，由於謙讓，不敢做出調整，議論久而不決。蕭望之提出此動議，卻招致宦官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等人嫉恨，於是他們與史、許兩姓外戚聯手，共同對付蕭望之，只用兩個回合，就將蕭望之逼死。
蕭望之飲鴆自殺，元帝非常震驚，為之痛哭流涕，責怪弘恭、石顯等人害死自己的賢傅。師傅含冤身亡，讓元帝終生難以釋懷，追念不已。此後每年忌日，他都派使者前往蕭望之墓地祭祀。在這個事件上，元帝的性格缺點暴露無遺。如果他堅信蕭望之賢良忠誠，完全可以使蕭免遭小人陷害。可是他缺乏主見，容易被宦官左右。兩次讓蕭望之下獄，都是聽信小人讒言而草率下詔。第一次是他不知“招致廷尉為下獄”，輕易被官宦忽悠;第二次是在他明知道師傅性情剛烈，仍被宦官牽着鼻子走，讓師傅再次蒙受下獄羞辱。再者，他已然知曉師傅清白無辜，卻沒有懲治逼死師傅的幕後推手，只是口頭責問弘恭、石顯等人，使其“免冠謝”而已，事後對他們寵信如故。如此寬仁，實則是非不分，賞罰不明，使得宦官有恃無恐，日後更為放縱。
從蕭望之死，也能看出元帝政治上短視與低能，空懷匡正理想，而缺乏戰略眼光與政治謀略。毫無疑問，元帝若要推行新政有所作為，必須將儒臣作為主要依靠力量。畢竟蕭望之等儒臣不僅胸懷治國平天下的理想，而且具有較高的治理能力與道德修養。而宦官、外戚往往注重自身的權勢與利益，既缺乏對天下的擔當，又缺乏做人的操守，只要滿足一己私慾，哪管死後洪水滔天。元帝居然讓宦官逼死蕭望之，放逐其他儒臣，無異於自廢武功，自斷臂膀。
漢元帝劉奭劇照
倚重宦官威權旁落
外戚、儒臣、宦官三種勢力角逐，宦官終究成為大贏家。蕭望之死後不久，中書令弘恭當年病死，石顯繼任中書令。此後，中樞權力急劇失衡，向石顯一方傾斜。出於對石顯的信任及自身健康原因，元帝將朝政全部委託他處理，事無大小，都由他彙報決斷。於是石顯威權日盛，貴幸傾朝，公卿以下無不畏懼他。石顯儼然一言九鼎，“重足一跡”。元帝雖為天子，權柄卻握在石顯手中，一切聽任石顯説了算。
元帝特別寵信宦官，主要基於一種天真的想法，認為宦官沒有家室，不會締結“外黨”。但這是一種錯覺，石顯之流其實頗擅長“結黨”，他不僅與宮廷太監結為“內黨”，而且勾結史丹、許嘉等外戚，並拉攏那些見風使舵的匡衡、貢禹、五鹿充宗等儒臣，結為“外黨”;內外呼應，興風作浪，黨同伐異。易學大師京房曾提醒元帝不要寵信佞臣，元帝卻執迷不悟，依然聽任石顯專權;京房觸怒石顯，很快被逐出朝廷，隨後又因“非謗政治”而被處死。
當然，石顯能得到元帝信賴，必然有他過人之處。“(石)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忤恨睚眥，輒被以危法。”(《漢書·佞幸傳》)元帝“好儒”，石顯樂於投其所好。蕭望之含冤而死，朝廷內外議論紛紛，石顯為了逃避責任，轉而向儒士示好，極力向元帝推薦大儒貢禹，讓他擔任御史大夫。此舉，收到一箭三雕的效果，一則迎合元帝意趣，二則討好天下儒士，三則博得舉賢任能的好名聲。此後，凡是依附石顯的儒士，都會得到重用，官運亨通。如匡衡、五鹿充宗，分別官拜丞相、尚書令。如果不依附或反對石顯，即使是元帝親自選用的，也要被他排除。元帝重新起用周堪，並提拔其學生張猛，石顯不是在元帝面前譖毀，就是暗中搗鬼，使元帝無所適從，逐漸疏遠兩人。周堪後來疾喑，不能言而卒，張猛被逼迫自殺。
儘管石顯熟悉法典，精於權術，但缺乏治國理政才能。如此心術不正的人，不但不能造福於國家與民眾，而且還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成為貪腐的“大老虎”。在這個“大老虎”擅權期間，綱紀紊亂，吏治腐敗，欺上罔下，賄賂公行，奸佞得勢，正氣不暢。王昭君因為不願出錢行賄，畫師便將她醜化，不得不出塞遠嫁匈奴。
失去王昭君，讓元帝頓時驚悟。然而，對於宦官危害國家，他始終未能悟察。司馬光在書寫這段歷史的時候，禁不住感歎：“甚矣，孝元之為君，易欺而難悟也。”説白了，元帝太好糊弄，居然讓石顯玩弄於股掌之間。在帝制時代，大權旁落乃為君之大忌，尤其是想要有所作為的君主，必須善用最高權力施展抱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