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復闢稱帝，原因複雜。他自身對無限制的極端權力的追求是其稱帝的 根本動因;但轉型時期特殊的社會環境及當時一些帝國主義國家的縱容和支持也是促使袁倒 行逆施的重要原因。此外，袁世凱身邊一些人長期以來別有用心的鼓動和支持也是不可忽視 的一個因素。本文就試圖從這幾個方面來探析袁世凱復闢帝制的複雜原因。
1915年末，民國剛剛走完其第四個年頭，袁世凱便宣佈洪憲稱帝，短短八十三天，上 演了一場歷史鬧劇。袁世凱久懷帝制之心，陰謀復辟，無疑是這場鬧劇的導演者和主角，但 一人不成戲，這一鬧劇中其他角色的扮演我們也不能忽視。解讀袁氏當國的這段歷史，剖析 袁世凱這個悲劇性人物，從中不難看出袁氏復辟的原因所在。袁復辟稱帝，原因複雜，這裏 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闡述——
一、制度轉型時期的社會
辛亥革命後，中國數千年曆史的帝制被廢除，民國也已建立，長期生活在皇帝專制統治下的人們想着換了天地，總該過上好日子了。可事實上，民國卻被一些官僚、政客、黨人之流鬧得烏煙瘴氣，內憂外患不斷，人民生活依舊苦不堪言。這一時期，正是近代中國社會從一個古老的封建制度向民主代議制度，從“帝制”向“民治”發生轉型的啟蒙期，佔全中國人口80%的下層民眾的政治覺悟遠沒有我們後人想象的那麼高。他們是管不得什麼共和制、君主制這些虛的東西，他們在乎的是自己能不能吃飽飯，過上好日子;對他們來説，這才是實實在在的。而此時，帝制在表面上被廢除了，但根深蒂固的專制思想還在，在許多人的心裏，依然是有着帝制情結的。他們習慣了頭頂上有一個高高在上的皇帝，更何況如今，舊的已破，新的卻還未及建立，“如此則受害羣眾就要抱怨今不如古，民國不如大清了。”
此時的袁世凱，做了一年多總統，對尚處於實驗階段的共和政體已失去了信心。在他的認識裏，既然共和搞不下去了，就不如恢復帝制的好。況且，遜清老官僚出身的他，深知帝制更能滿足其獨裁專制的權欲。於是乎，他便利用人們還處於轉型時期這種迷茫，不顧一切地開倒車，搞獨裁，做皇帝了。
袁沒有看到的是，這種制度轉型，本來就非三五年之功。“今日雖不合中國國情，安知三五十年，乃至百年之後，他也不合乎中國國情呢？”
袁和他的智囊們當時沒有這種歷史進化觀念，沒有認識到，民國搞得再糟，這種歷史發展趨勢，卻是不可逆轉的了。妄圖在歷史潮流中逆勢而行，結果必然是觸礁滅頂了。
二、袁世凱獨具稱帝野心和實力
制度轉型時期的社會，只是提供了一個相對適於推行帝制的土壤，真正復辟稱帝的種子，還是袁世凱那追逐權力的野心和慾望。
袁世凱出生於河南項城一個世代官宦的大家族，父祖多為清朝顯貴，權重一方。袁世凱早年科舉不第，遂投身於清軍將領吳長慶門下，後隨軍入朝平亂。駐朝期間，張之洞問起他練兵的祕訣時，他曾説：“練兵的事情...主要的是要練成‘絕對服從命令’;我們一手拿着官和一手拿着刀，服從就有官有錢，不從就吃刀...”説的是練兵，但我們不難看出其深藏於心的政治手腕。日後，他也正是將此法運用於政治，籠絡了一批政客為其復辟搖旗吶喊。而由他一手培養起來的這支軍隊，更成為支撐他復辟稱帝的根本力量。
袁世凱極具政治眼光和手段，還善於投機。
雖然袁世凱此時已是中華民國的大總統，是這個國家權力的最高執掌，並且他已通過改憲將大總統一職弄得跟皇帝沒什麼兩樣：可以連任，可以傳子。所差的只是皇帝的名分了，但這些還是遠不能滿足袁的野心的，他要的是絕對的沒有約束的權力，是皇權賦予的至高無上的權威，而這些，只有“皇帝”能給。
當然，依袁世凱的政治敏感，他也不是沒有看到復辟的危險性。皇帝寶座的誘惑雖大，但迫於輿論壓力，為個人利益着想，權衡輕重，他也是猶豫不決的。他想做皇帝，又不敢對外宣稱;停止稱帝，又心有不甘;可謂是“又想，又怕;又默認，又否認”。在時機未成熟之前，他對外一再表明自己絕無稱帝之心，但暗中其帝制活動卻在緊鑼密鼓地籌備：變更官制;組織“籌安會”;召開“國民會議”;“投票”定國體;直至最後改年號，做起了洪憲大皇帝。
從以上我們不難看出，袁世凱是一個有着極高政治智商的政客，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麼，並能施展手段最終得到它。這樣的人，能一步步攬權，最後復辟稱帝也就不足為怪了。
三、袁克定“欺父誤國” 別有用心
洞察到袁世凱有稱帝之心，處在袁身邊的人，也開始蠢蠢欲動了，他們各懷其不可告人之目的，積極鼓吹帝制，勸袁或助袁稱帝。這其中，對帝制最為熱衷的，當屬袁世凱的大兒子——袁克定了。
袁克定身為長子，自小跟在袁世凱身邊，對舊官場上的事耳濡目染，袁世凱也經常讓他代表自己外出辦事，這在無形中也助長了袁克定在政治上的野心。袁克定深知其父有稱帝之心，如果父親做了皇帝，那他自然就是名正言順的太子了。若干年後，他也許就可以嗣位君臨天下了。於是，他早早地就私鑄了顆“大皇子印”，對於善於拍馬屁的人給他寫信稱其為“大皇子殿下”，他也居之不辭，其野心可見一斑。他平時還總是或直接或間接地向其父進言，勸其稱帝。
為了製造出日本也支持帝制的假象，他竟然聯合一些人，弄了個假版的《順天時報》來矇蔽袁世凱。袁世凱發現後，大罵其“欺父誤國”。 自此，他也漸失袁世凱的信任。後來，他竟不顧手足情分，揚言要殺掉將來可能會與其爭“太子”位的二弟袁克文，可謂是喪心病狂！難怪當時身為袁政府政治顧問的澳大利亞籍人莫理循會這樣評價袁克定——“有野心，但很愚蠢”。
袁克定的愚蠢之舉還遠不止這些。為了使袁世凱深信“稱帝乃天意”，他更是製造出了舊時帝王用來欺人自欺的所謂祥瑞的那一套，真可謂無所不用其極。最後階段，他又勾結“籌安會”的楊度等一批人，迎合袁的意志，組織全國請願聯合會，時未經月，便把帝制運動在四海之內弄的風起雲湧，最終將袁世凱推上了皇帝的寶座，也推向了復辟的深淵。
四、派系相爭 助袁稱帝以邀寵
想在袁世凱稱帝上做文章的，遠不止袁克定一人。袁任總統時，其政府中有所謂粵系、皖系者。粵系即交通系，以粵人樑士詒為領袖，葉恭綽佐之;主營鐵路、關税、交通銀行與戊通公司等，影響較大。皖系以皖人楊士琦為中心人物，並無具體的組織。從不同的派系利益出發，兩派間免不了相互攻訐。
當時的交通系，依仗着津浦路局，不斷培植勢力，其弊病也日益顯現。一些人便伺機羅列其罪狀，製造了轟動一時的“五路大參案”。袁世凱迫於輿論壓力，遂將津浦路局等幾個要處的局長罷免，交通次長葉恭綽也暫停職，粵系實力一時遭受重創。一些心有不甘的粵系人士，此時把目光瞄向了帝制一事，欲迎合袁之意圖，擁袁稱帝以居功，藉以恢復粵系勢力。他們利用粵系曾遍佈各處的勢力，勾結當時鼓吹帝制最強烈的機關“籌安會”，開始為復辟帝制積極奔走。樑士詒利用其全國税務督辦的身份，遍施手段，為帝制活動籌款。他們還用鉅款收買各方，策動成立各種請願團，為袁稱帝制造“民意”。有了這些人的奔命，袁的復辟決心日堅，在帝制的道路上也越走越遠。
當然袁世凱久蓄稱帝之心，在各種因素促使下，遲早必走帝制之路。但粵係為恢復勢力，不惜以國家體制為賭注，對袁復辟推波助瀾，也使自己在歷史上留下罵名。
五、迷信思想作祟
袁世凱能復辟帝制，還有一方面的因素我們不能不提，那就是迷信思想。
迷信是落後的的東西，是應摒棄的，但我們每個人頭腦中多多少少都有着那麼一點迷信思想，脱胎於傳統封建社會的袁世凱，更不能免俗。
袁世凱是有迷信思想的，他也相信風水之説。有人曾給他批過八字，説他的命“貴不可言”;還説其位於項城老家的墳地，一邊是龍，一邊是鳳，龍鳳相配，主袁家應出一代帝王。這些説法，聽起來荒誕，但無疑會對袁的思想產生影響。
這裏還要再次提一下袁世凱的大公子袁克定了。袁克定身殘，但一直野心勃勃，在促其父稱帝一事上也頗費心思。可能是遺傳原因，袁家族上下幾輩人都無人活過60歲，袁克定便針對此做起了文章，不斷向袁世凱明言或暗示，説這一不祥的家庭命運，只有做了皇帝才能衝破。我們今天看來，這自然是狗屁不通的迷信，但對當時的袁世凱來説，這卻是一句很有殺傷力的“誡言”。試想，誰不願自己壽命能長一點，況且，條件還是做皇帝;做了皇帝，家族的這一衰運會扭轉，自己又可享受天子的榮華富貴，這不是天大的好事嗎？但皇帝不是誰都能做的，換做我們，只能是幻想幻想罷了。可換做袁世凱就不一樣了，他可是有這個條件的！
當時的北京城內，還流傳着這樣一個故事，後來袁的心腹馮國璋也向人講過，説有一天袁世凱午睡方醒，家童照例去給總統獻茶，但進門時卻看見一隻大癩蛤蟆躺在牀上，驚嚇中玉茶杯失手落地。袁見自己最心愛的玉杯摔碎了，頓時大怒。此時家童靈機一動，説他因為看到牀上躺着的不是大總統而是一條五爪大金龍，這才驚嚇失手的。袁頓時轉怒為喜，還從抽屜裏拿出一百元鈔票賞給家童。這個故事聽起來荒唐，但也不似完全瞎編。我們不要小看了這些迷信鬼話之類的，在關鍵時刻，它們能擊中人心中最弱之處，給人以能接受的莫大安慰。試想袁世凱在帝制受阻，舉棋不定之時，也可能正是這樣的迷信和説法使其在一念之間做出了決定的。
六、來自帝國主義方面的支持
袁世凱推行帝制，一些帝國主義國家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袁世凱一向比較羨慕當時稱霸全歐的德國，尤其傾心於德皇威廉二世的強權政策和俾斯麥的鐵血主義，常説中國欲富強就要學習德國。而此時的德皇威廉二世為了爭取袁政府傾向於同盟國集團，不僅多次表示支持帝制，而且還答應“財政器械給予大力援助”。在1913年袁克定墜馬足傷赴德治療期間，德皇威廉二世也曾與其密談，“力陳中國非帝制不能圖強”。袁世凱得此報告自然非常興奮，遂認為稱帝在國際上也有了政治靠山。
袁世凱一向比較重視外國顧問的作用，從北洋政府建立的那一天起，他就陸續延聘了不少外國人當顧問。這些人除安置在政府各部之外，僅作為總統顧問的就有十多人，他們對袁世凱的政治活動影響較大。
如果説古氏尚“有情可原”，那麼當時袁政府中還有一位日本政治顧問有賀長雄，此人卻是心甘情願地為袁世凱奔走。他不但積極勸袁主動就皇帝位，還親自到日本去替帝制派活動，使袁相信日本朝野是都贊成中國恢復帝制的。袁推行帝制最擔心的就是日本的態度，有賀的態度對袁世凱來説是個極大的鼓勵。
袁世凱之所以這麼重視這些帝國主義國家的態度，是因為他怕自己一旦把民國改回了帝國，列強拒不承認，甚或出兵干涉，助長地方叛亂，那就無法應付了。因此有了這些外國公使們的表態和支持，袁便少了很多的顧慮，可以放心地去搞他的帝制了。但等袁真的復辟做了皇帝，帝國主義各國基於彼此間的利益糾葛，就開始紛紛反對了。他們或勸告，或警告，要求暫緩變更國體。這種先捧場，後拆台的做法，着實讓袁及其帝制派鬱悶和憤怒，但當時木已成舟，袁世凱已是騎虎難下了。此時，國內反袁聲浪此起彼伏，各省討袁活動也日益高漲，袁世凱陷入四面楚歌之中。
1916年3月22日，在國內外一片反對聲中，袁世凱被迫宣佈取消帝制;6月6日，在內外交困中，袁世凱憂懼而死;他的皇帝夢也隨着那件祭天的龍袍被一起埋進了歷史的墳墓。據説在臨死前，袁曾從昏迷中醒來，喃喃地説了句“他害了我„„”，這個他，所指是誰，是無從知曉了，但卻留給了後人無盡的思索......
同年12月，陳獨秀在他主辦的《新青年》雜誌上也發表文章，指出，“袁世凱之廢共和復專制，乃惡果，非惡因，乃枝葉之罪惡，非根本之罪惡。若夫別尊卑、重階級、主張人治、反對民權之思想學説，實為製造專制帝王之根本惡因。吾國思想界不將此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