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孝明天皇安政七年(1860)3月3日那天早上，天空中下起了大雪。對於位於北緯35度的江户城來説，春天下大雪是個不尋常的天氣，但這並沒有能夠阻擋以鐵腕著稱、外號“赤鬼”的德川幕府家大老(掌握幕府實權的執政大臣)井伊直弼進入江户內城按照傳統慶祝上巳節的道路。上午9點，當護衞隊簇擁着井伊直弼乘坐的“駕籠”來到江户內城的櫻田門前時，一個人影彷彿是想要攔轎告狀似地走了過來。井伊直弼的兩個侍從連忙攔了上去，準備問個究竟。可就在這一剎那間，那個人影倏地拔出一柄武士刀砍在了猝不及防的侍從長的頭上。與此同時，隨着一聲清脆的火槍聲，十幾個黑影同時從道路兩旁向駕籠撲來。在砍倒了幾名護衞之後，兩個黑影衝到了駕籠前面，將井伊直弼拖了出來，一刀砍下了他的首級。
這就是日本近代史上著名的櫻田門事變，18個熱血青年竟然在眾目睽睽之下、在幕府的老巢之中殺死了德川幕府中最有權勢的重臣。這給了德川幕府以極大的打擊，而給全日本的“志士”們帶來了無窮的信心與勇氣，鼓舞着他們走向8年後的明治元年……因此，櫻田門事變在傳統上一直被視為是明治維新的導火線，而在櫻田門前倒下的青年志士們則是日本走向近代化的先驅。
不過，這只是傳統上的説法，而更驚人的事實卻隱藏在表象背後。
反對派為什麼要殺井伊直弼呢？因為井伊直弼發起了“安政大獄”，鎮壓迫害政敵100多人，其中吉田鬆蔭等8人被處死刑，從而成為反對派痛恨的對象。
那麼井伊直弼為什麼要發起“安政大獄”呢？因為孝明天皇向反對派們發下了反對幕府當局的“戊午密敕”，而這件事卻被井伊直弼所發現，因此決定要大規模清算政敵，維護幕府權威。
那麼孝明天皇為什麼要發“戊午密敕”呢？是因為天皇和反對派們不滿井伊直弼為首的幕府當局簽署了《日美修好通商條約》等多個對外開放的條約。這些條約承認貿易自由和通商開國，向西方列強打開了日本的國門，結束了日本長達200餘年的鎖國體制。而天皇和反對派們的要求則是要“攘夷”，保持鎖國體制，將外國人統統“攘”出日本去。因此，天皇降下密敕，一是反對對外簽約，二是要求改革幕府，加強天皇朝廷的權力。
歷史真相是多麼驚人啊！事實上，主張對外開放、走向世界的是井伊直弼和幕府，反對維新、要求繼續閉關鎖國的反倒是那些反對派的“志士”們！在櫻田門前確實倒下了日本走向近代化的先驅，但這個先驅不是那些“志士”們，而恰恰相反，正是井伊直弼！
原來在倒幕運動前期，倒幕派反對幕府統治的口號是“尊王攘夷”，因此在這個階段的倒幕派也被稱為尊攘派。所謂“尊王”，就是要削奪幕府的權力，一開始還只是要求分享部分權力，即“公武合體”，公是指天皇朝廷，俗稱公家，武是指德川幕府的武士政權，俗稱武家。“公武合體”是指從前沒有權力的公家要與武家共享權力，後來則演變成要推翻整個幕府政權。而這樣做的理由就是要“攘夷”，即反對幕府的開國政策，認為這一政策是幕府無能賣國的表現。對倒幕派來説，“尊王”是目的，而“攘夷”則是理由——正是因為幕府“攘夷”無能，所以才要“尊王”倒幕。在倒幕運動風起雲湧的那個年代，無數倒幕派浪人搖身一變成為“尊攘志士”，整天挎着武士刀在大街小巷遊蕩，看到有宣揚開國的“賣國賊”就大喊一聲“天誅”，一刀砍將過去。刺殺井伊直弼的就是這樣的一羣“志士”們。
隨着時間的推移，倒幕派逐漸意識到了“攘夷”思想的落後與不現實。特別是1863年的薩英戰爭和1864年的馬關戰爭之後，倒幕派最強大的兩個支柱薩摩藩和長州藩先後認識到了西方國家的先進，思想漸漸由“攘夷”轉向“開國”。
雖然這意味着當初幕府的政策實際上是正確的，而整個倒幕運動也將因此而變得師出無名，但倒幕派卻絕不會承認這一點。他們繼續高喊着打倒無能賣國的幕府當局的口號，一步步把幕府逼上了死路，只是同時暗暗降低了“攘夷”的調門而已。而到了幕府政權垮台，明治政府建立之後，新政府突然風頭一轉，搞起了開國維新，再也不提什麼“攘夷”了。
讀到這裏，可能有人不禁要長歎：幕府真冤啊！明明是正確的“開國”政策，卻硬被倒幕派説成是賣國，可倒幕派上台之後，竟自己也跑去“賣國”了。而已經倒台的幕府，卻沒有任何辦法為自己正名，甚至隨着時間的推移，還慢慢被説成了是反動的封建勢力的代表。
但是，這也只是歷史的表象，更深一層的問題仍然隱藏在這後面。
同樣是開國，為什麼幕府開國就被人推翻，而明治開國卻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呢？同樣是日本老百姓，為什麼頭一天還大喊着“攘夷”要打倒幕府賣國賊，第二天就跟着明治天皇去學習西方“文明開化”了呢？
從前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幕府與倒幕派之爭，其實並不是什麼改革派與守舊派之爭，而是兩股勢力之間的權力之爭。雙方最終都是要維新的，只不過是要明治維新還是要幕府維新而已。而幕府之所以失敗，也不是因為井伊直弼的開國政策有什麼不對，而是幕府的其他一系列失誤使之失去了統治的合法性，而最終輸掉了這場權力之爭。
幕府統治合法性的喪失首先在於其長期閉關鎖國的政策導致了日本的積貧積弱，以至於在西方列強的“黑船”面前完全無力抵抗，顏面盡失。這自然會大大挫傷民眾對統治者的信任感。此後，幕府選擇了不與西方列強死戰到底，而是簽約開國的做法。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這固然不失為一種現實、明智的選擇，但在當時而言，這卻很難為長期被封建教育禁錮頭腦的大眾所一下子接受。在這種時候，以井伊直弼為首的幕府政權採取的一味強硬的手段(如不等天皇朝廷的意見，獨自簽署《日美修好通商條約》，以及對反對派發起安政大獄等)，不但無助於緩和社會矛盾、爭取人民的理解，反而激化了矛盾、授人以柄、把自己放在了千夫所指的位置上。此外，加上數百年來德川幕府在日本的高壓統治，上至天皇大名，下至黎民百姓，對幕府的統治早有怨言，此時又加上了西方侵略者的壓迫，人民自然更是雪上加霜，只要倒幕派稍一挑動，很容易新仇舊恨一湧而出，把賬一股腦地都算到幕府的頭上去。
因此，歸根結底幕府的最終滅亡還是要怨幕府自己(雖然不應當怨開國政策本身)，是幕府長期的黑暗封建統治毀掉了自身統治的合法性。事實上，一旦矛盾的加劇和合法性的缺失累積到了一個臨界點之後，可能除了發生奇蹟之外，任何改革或是不改革的政策都挽救不了幕府了。井伊直弼的悲劇就在於當他執掌幕府大權的時候，雖然幕府表面上貌似還很強大，但這個臨界點很可能已經被越過或者至少是很接近了，而他不明智的政策舉措進一步確保幕府越過了這一臨界點。一旦臨界點被越過，幕府的命運就註定了——如果改革會遭到尊攘派的攻擊，而不改革，由於是逆世界潮流而動，最終也逃脱不了滅亡的命運。
日本最終選擇了明治維新而不是幕府維新的例子告訴我們，一個政府改革能不能成功，很多時候取決於這個政府是否還擁有統治的合法性，是否還能取得人民的信任。中國清末的情況其實也很相似。清政府推行清末新政的方向也是要改革、要立憲，但人民已經不再信任清政府了。中國的革命者們很明智地把握到了這一微妙的情況。因此同盟會的綱領首先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矛頭直指滿清異族統治的非法性，然後才説“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僅僅是捎帶着介紹一下自己的政綱。而章太炎説得就更老實了：“逆胡羶虜，非我族類。不能變法當革，能變法亦當革。不能救民當革，能救民亦當革！”也就是説，革命與否，不是為了要不要變法，也不是為了要不要救民，而就是要幹掉你。幹掉你的理由是什麼？就是因為你是異族，你沒合法性！這個邏輯，按今天的理性思維來看，其實是説不通的。民主共和的基礎就是人人平等，為什麼一個滿族人就不能當中國的領袖？然而，當時革命黨的這一套還真就行通了。為什麼？是因為滿清像幕府一樣，錯過了改革的最後機會(從同治中興到八國聯軍侵華約 40年時間)，越過了矛盾加劇和喪失合法性的臨界點，從而導致局面不可收拾，再怎麼改革也沒用了。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德川幕府和清政府的悲劇告訴人們，改革是有時間窗口的，不是什麼時候改革都有可能成功的！一旦社會矛盾與合法性危機的積累越過臨界點，不管這時候政府還貌似多麼強大，實際上都是氣數已盡了。因此，我們“寧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