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極力推崇洋務派代表李鴻章，併為之作傳。《李鴻章》這本傳記裏有不少章節言及李秀成，一提及時即是一連串的好評：“聰慧明敏，富於謀略，膽氣絕倫。”
論及當時李秀成的功績則説：“故洪氏未葉，得以揚餘燼簸浩劫，使官軍疲於奔命，越六七載而後定者，皆秀成與陳玉成二人之力也。玉成縱橫長江上游，起台颶於豫、皖、湘、鄂;秀成出沒長江下口，激濤浪於蘇、杭、常、揚。及玉成既死，而洪秀全所倚為柱石者，秀成一人而已。秀成既智勇絕人，且有大度，仁愛馭下，能得士心，故安慶雖克復，而下游糜爛滋甚。自曾軍合圍雨花台之後，而於江蘇地方及金陵方面之各戰。使李鴻章、曾國答費盡心力，以非常之巨價，僅購得戰勝之榮譽者，惟李秀成之故。故語李鴻章者不可不知李秀成。”
寫到李鴻章建功立勛，卻在克復天京一節之末，以大篇幅對李秀成的諸多事蹟讚不絕口：“李秀成真豪傑哉。當存亡危急之頃，滿城上下，命在旦夕，猶能驅役健兒千數百，突圍決戰，幾殲敵師。……及城已破，復能以愛馬救幼主，而慷慨決死，有國亡與亡之志，推古之大臣儒將，何以過之，項羽之烏騅不逝，文山之漆室無靈，天耶，人耶？吾聞李秀成之去蘇州也，蘇州之民，男女老幼，莫不流涕。至其禮葬王有齡，優恤敗將降卒，儼然有文明國戰時公法之意焉。……使以秀成而處洪秀全之地位，則今日之域中，安知為誰家之天下耶！”
梁啟超對忠王給予極高評價，這些評價甚至高於傳記主角李鴻章本身：“李鴻章與李秀成。二李皆近世之人豪也。秀成忠於本族，鴻章忠於本朝，一封忠王，一諡文忠，皆可以當之而無愧焉。秀成之用兵之政治之外交，皆不讓李鴻章，其一敗一成，則天也。故吾求諸近世，欲以兩人合傳而毫無遺憾者，其惟二李乎。然秀成不殺趙景賢，禮葬王有齡，鴻章乃紿八王而駢戮之，此事蓋猶有慚德矣。”
除此之外，梁啟超言及《李秀成自述》，又直言感慨：“雖經官軍刪節，不能各傳，而至今讀之，猶凜凜有生氣焉。嗚呼！劉興罵項，成敗論人，今日復誰肯為李秀成、揚偉業發幽光者？百年而後，自有定評，後之良史，豈有所私。”
“試觀忠王就地正法，中外尚譁然……(《洪福異聞》)”
“假仁假義，慈愛軍民”(湯氏輯《鰍聞日記》)
中方敵對人士及媒體對李秀成及其自述觀感態度摘錄：
曾國藩
前期-狡詐百端
後期-反覆重沓，獻諛乞憐，無非圖延旦夕之一命。
死後-甚憐之
曾國荃
阱虎乞憐，雖狗鼠之不若，殊不嗤也。
左宗棠
意在庇縱逆黨，亦可概見。
李鴻章
偽忠王李秀成為諸賊之冠，不甚耐戰，而最多狡謀。……狡獪異常、詭譎多謀、謀狡而穩……既深佩其狡猾，更積恨其忠勇。
趙烈文
此賊甚狡。
《上海新報》：狡獪異常，身在囹圄，猶朦混大憲，為幼逆等漏網地步。
上海出版最早的報紙是《北華捷報》，1850年8月3日由英人奚安門(Henry Shearman)創辦週刊。1864年7月1日，由於需要刊載的信息日多，報館另出日報《字林西報》(North China DailyNews)，《北華捷報》乃為增刊繼續發行，每週六發行。《上海新報》為近代上海首份中文報紙。出版於1861年12月(清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傅蘭雅(JohnFryer，英)，林樂知(YoungJohn Allen，美)曾任主編。由英商字林洋行(North-ChinaHeraldOffice)印行。競爭不敵《北華捷報》中文版，1872年12月停刊。日人鬆野植之助(一雲鬆野平三郎)於1890年再以此名創辦《上海新報》於上海。初為週刊，1904年改為日刊，並易名為《上海日報》。
外方敵對人士及媒體對李秀成的觀感評價：
[英]n(伯納特·M·艾倫)《戈登在中國》：
……當戈登開炮猛轟，隨即進攻壁壘森嚴的胸牆時，迎面對抗的並非慕王，而是萬夫莫當的忠王本人！他率領三千精兵，一律身穿黃袍。戰鬥在前哨，由忠王親自督軍捍衞。戈登生平只有這一次在沙場上面對偉大的太平軍統帥。事後他不得不承認：忠王衝鋒時端的身先士卒，鋭不可當。
[英](原籍美國，退休後入英籍)e(霍·巴·馬士)《太平天國紀事——戈登捷奏》：
……他是忠王——忠貞的王——太平事業的主心骨，他專程從無錫遠道趕來研究蘇州的局勢並激勵軍兵防禦的士氣。我饒有興味地打量着他。他體格健壯，顯然身經百戰才身居高位。他神色威嚴，身穿便服，僅僅佩戴一串精美的珍珠，別無其他飾物。
“常勝軍”總指揮戈登：
如果你能有幸目睹忠王的風采，你就會相信，象他那樣的人，註定會成功。不論撫台(李鴻章)、恭親王還是別的滿清王公貴族，在他面前都相形見絀。
……他是叛軍擁有的最勇敢的、最有才能的、最有創業精神的領袖。他比其他任何叛軍首領打過更多的仗，而且常常是打得很卓越的。……他是唯一的一位死了值得惋惜的叛軍領袖。
(英國外交部檔案Fo.17/412，1864)英國政府翻譯官阿拉巴斯德紀錄訪問李秀成在監獄裏的情況：
“我不願打擾他，便靜靜地進去，但某人招呼他，他就轉頭，遂站起來，用我的姓名向我祝賀。這時我不得不説幾句，故只問他是否對我有什麼要求。他回答説他唯一的希望於天。説此話好象幾乎以快樂的聲調，使我無意之中同情他。”
(1970年1月9日《文匯報》路易·艾黎書信)，其中第3條提到：
……阿拉伯斯特(即阿拉巴斯德)是最後一個見到李(秀成)的外國人，他是在南京認識李的。李對他説，他(指阿拉伯斯特)所看到的這個人(指李自己)是一個已經死了的人，李對他還可以利用剩下的一點時間來寫一些有關起義的歷史而感到高興，因為所有在南京的檔案都已經丟失。儘管他受到了殘酷的虐待，但他仍然顯得平靜和鎮定，保持着尊嚴。
你們的兄弟般的路易·艾黎
一九七八年八月四日於北戴河
送忠王寶劍回中國的柯文南認為：“忠王在世最後幾天所寫並不是以‘乞命’為動機。……只有他願意幫敵人打革命軍才有保身的可能，而説他願意走童容海的道路是沒有根據的。……李秀成在生的最後幾天由於忠君思想，宿命思想，愛民情操及實際情況，認為革命既然已經失敗了，自己最後的責任只能是死前勸敵人允許他想盡一切辦法解散太平天國的殘軍(無論是真情與否)，避免繼續流血，避免‘內亂外患’”
——可見柯文南關注的不是李秀成真降偽降，抑或真降偽降的效果，而是強調，李秀成保護部眾的目的，在自供中無疑是真實存在的。
令柯文南茫然的是，即便中國的史學同仁認同他的看法，達成了對“李秀成的確想保護部眾”這一事實的共識，可仍然對忠王李秀成的自述給予無情的批判。文革結束之後，這樣的結論依然是主流，在歷史教科書上，李秀成有幸被平反了一部分，但在晚節問題上，繼續因自述問題維持污點評判。柯文南百思不解，不得不在他的史論中，寫下了這麼個追問句子：“這難道是很可恥的想法及行為嗎？”
源於不同價值觀的爭論，究竟是死節難，還是身在囹圄猶慮監牢外的眾生更難，似乎不是無從討論，無法得出答案的。對於貪戀生命的人而言，主動自殺當然更難一些，然而縱觀忠王一生，誰都不能否認，李秀成並不是個怕死的人。可見這類“氣節”的價值在於名聲，因此也叫做“名節”。重名的癖好導致了對自裁者的讚賞，淹沒了對堅忍者的崇敬，遂使得“引刀一快”高於一切艱辛籌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