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湟水河谷 隸屬於青藏高原 對華夏文明貢獻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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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關中平原這樣的大塊沖積平原相比,湟水河谷的體量是很不起眼的。湟水以及它的支流並沒有能力形成連片平原,只能河流的兩岸形成一些相對獨立的河谷平原。這樣的體量,放在沃野千里的華北平原旁邊,估計是沒有機會成為一個一級地緣板塊的。也正因為如此,在漢帝國決心向西擴張,以減輕來自匈奴的北方壓力之前,湟水河谷並沒有成為關中各政治體心目中,必徵的對象。然而問題的關鍵在於,湟水河谷並非生成在那些並不缺少農業用地的地理單元,而是隸屬於極限之地的青藏高原。

湟水河谷 隸屬於青藏高原 對華夏文明貢獻極大

僅從一個數據——人口數量就可以看出,湟水河谷在青藏高原的重要性。我們知道,除掉被新疆、四川、甘肅等省份,分割掉的部分邊緣區域,青藏高原的大部分是被西藏和青海兩個省級行政區所分割掉的。其中位置靠近中央之國核心區的青海,人口數量要更多些,約為560萬;而西藏人口則正好是青海人口的一半,約280萬。這其中湟水谷地的面積,在青海省的比例,不過2.2%。放大到整個青藏高原的基數上,更是不足1%。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微不足道的體量,卻擁有青海省55%的耕地面積,將近60%的人口。也就是説,僅一條湟水谷的人口數量,就超過了整個西藏。

在英國皇家空軍奇蹟般的抵禦住納粹空軍的猛烈攻擊,避免英國本土淪陷後。丘吉爾曾經説過一句話“在人類戰爭的領域裏,從來沒有過這麼少的人,對這麼多的人作出過這麼大的貢獻”。這句話所表達的意思,套用在湟水谷地之於中央之國的地緣作用上也同樣適用:“在中央之國的形成過程中,從來沒有這麼小體量的地緣板塊,對中央之國滲透、控制這麼大的地理單元作出過這麼大的貢獻”。

對於華夏文明來説,她的幸運來自於,湟水河谷並非獨立存在於青藏高原腹地,而是與黃土高原緊密相連。黃河之於二者之間,更象是一條使之聯繫更為緊密的紐帶,而非一條地理分割線。在漢帝國開始研究這個滲透青藏高原的前進基地之前,居住於湟水河谷與隴西高原的居民,就已經通過水運而關係密切了。只不過,這種交流中的重要載體,並非是我們常見的木製船舶,而很有可能是更有地緣特色的“羊皮筏子”。

僅僅是在上世紀初,那些操弄皮筏的“筏子客”還經常順湟水而下,與隴西、河套地區進行商業交易。那時候充沛的河水,使得從西寧到寧夏的水上運輸線毫無障礙。相比之下,在河西走廊與黃河流域的交往當中,就無法利用到“水運”這種量價比最高的運輸手段了。

湟水河谷(湟水谷地)並非是中央之國在這個方向上,唯一有可能強力滲透的地理單元。不要忘了,湟水河谷是一個更大的地理單元——河湟谷地的一部分。也就是説,在湟水河谷的旁邊,最起碼還有一段黃河谷地有着類似的地理條件。從地理結構上看,一條支流與幹流基本都是呈“丁”字相交的。那這是不是意味着,湟、河相匯處的黃河上下游地區,都是“河湟谷地”的一部分呢?

答案並不是這樣的。包含在河湟谷地這個地理單元中的黃河谷地,僅指的是湟、河交匯點上游的一段黃河河谷,而包含這個點在內的下游河谷,則隸屬於隴西黃土高原板塊了。細分這種差異的原因在於,被歸入“河湟谷地”的那部分黃河河谷和湟水河谷一樣,是在青藏高原中殺出了一條血路。也就是説,無論從內部地理環境,還是周邊山地的狀態來看,“河湟谷地”都更容易形成類似的地緣特色。

假如你的手邊沒有大比例的地形圖,而只有一般的行政地圖的話,要想認定河湟谷地的範圍也並不是一件難事。它與隴西高原的地緣分割線,就是青海省省界的最東端。在青海省會西寧,與甘肅省會蘭州之間,我們很容易看到這條帶有地緣分割性質的行政分割線。至於為什麼會這樣“巧”,我只能説,這就是“地緣”的力量。

在行政地圖上找到河湟谷地的西部邊界,也並不困難。在青藏高原東部最顯眼的地理特徵——“青海湖”的東邊,我們可以沿湟水一直向東,依次找到海晏、湟源、湟中、大通、西寧、互助、樂都、民和八個縣市;而在湟水之南的黃河兩岸,與湟水相對應的區域裏,貴德、尖扎、化隆、循化四縣,則基本覆蓋了青海境內,能夠適合開發為耕地的,所有的黃河谷地了。加上這段黃河谷地,整個河湟谷地能夠佔據青海省的耕地、人口數量都超過八成了。説一句“得河湟者得青海”並不為過。

有一些資料,將河湟谷地描述這一個由黃河、湟水包夾而成的三角洲地帶,但實際上這種在低地區經常見到的地理形態並不存在。即使是河、湟相匯的甘肅省永靖縣,你也幾乎找不到這種三角洲平原的影子。事實上,河、湟兩水能夠在青藏高原東部,衝出兩條稍具規模河谷已是相當不易,要想沖蝕掉河、湟之間的分水嶺——拉脊山,估計要等到人類滅亡那一天了。也就是説,河、湟谷地,其實是兩條線性排列,相對獨立的農業帶。不僅如此,由於河谷的橫切面寬度有限,周邊山地又過於強勢。每一個今天能夠成為縣市級行政中心所在地的河谷,都可以看成一個相對獨立的點。這種地理結構使得河湟谷地內部的地緣特色,並非以統一的面目出現。

一些古典時期的邊緣民族,在向華夏文明學習農耕技巧的同時,依然有機會保有自己獨特的民族文化。體現在現在“五十六個民族,五十六朵花”的中華民族體系中,就是覆蓋河湟谷地的十四個縣市中,有五個是民族自治縣(分別是大通回話自治縣,互助土族自治縣,民和回族自治縣,化隆回族自治縣,循化撒拉族自治縣)。

隴西高原與河湟谷地密切的地緣關係,也可以從這兩個地區民族自治縣的分佈當中看出一二。在隴西高原西南部的甘肅省境內,與河湟谷地的“河”谷相連處(黃河南岸)你一樣會看到相似的民族自治地區——臨夏回族自治州。而在這個自治州所轄的縣級行政區內,又夾雜有“東鄉族自治縣”、“積石山保安族東鄉族撒拉族自治縣”。這種因複雜地理結構而出現族羣相雜的地緣結構,也正是兩千多年前,漢帝國西境地緣結構的輪迴。當然,這些民族自治地區的存在,並不意味着中央之國對這一板塊的控制力會減弱,只是出於在大板塊相接地帶的一種地緣現象吧。同樣的,基於大的地緣背景(如共同的氣候、生產方式),板塊、民族之間相互交融的情況會更多。

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我們現在在全國各地,都可以看到的和“沙縣小吃”東西對立的小吃網絡——帶有強烈民族色彩的“蘭州拉麪”店。其實並不是發明這種小吃的蘭州人建立的,而是由那些走出河湟谷地民族地帶的居民所開(象沙縣小吃一樣,政府當然起了主導作用)。只不過最近不知道是蘭州方面還是青海方面的版權意識加強了,我見到有一些“蘭州拉麪”店已經更名為“高原拉麪”了。

來自漢帝國的探險家們,在經行蘭州進入湟水河谷時,應該還沒有機會品嚐任何一方所做的“拉麪”。不過他們此行除了驗證湟水河谷的農業潛地以外,很有可能還承擔着另一項政治任務,那就是尋找中央之國的西部地理邊界。

在華夏文化“海中地”的地理觀中,這一邊界是用“海”來標定的。就湟水河谷所處的方位來説,如果存在這樣一片“海”的話,那就是“西海”了。僅僅是湟水流域尋找,這些東來的旅行者一定會感到失望。因為整個湟水流域,並沒有一片水域在體量上有“海”的潛質。不過當他們沿着湟水上溯到它的源頭處時,就離成功不遠了。因為他們再往前走一點,很快就真的可以看見一片“海”了,這片青色之海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説的“青海湖”。在現在的藏文化中,青海是籠罩着宗教光環的聖湖,不過在中央之國的地理格局中,它很早就開始承擔着另一項重要的地緣任務,那就是為華夏之地標定西部的極限。由此,青海湖這個高原鹽湖也榮幸的得到“西海”的標籤。

事實上,如果漢帝國有意尋找西海之地的話,他們很可能並不是盲目的把目標指向湟水河谷以西。那些口口相傳的,帶有神話色彩的文化記憶,足以為帝國指明方向。唯一難以確定的,是華夏文明到底從什麼開始,認為青海湖是自己對西部認知的邊緣。假定湟水河谷真是華夏文明的起源地,那麼這種認知就很有可能上溯到一個非常久遠的年代。有可能記錄這種記憶的最早的文字,除了那部被認為性質在神話傳説與地理文獻之間搖擺的《山海經》之外(西海之名,最早見於山海經),就是我們之前提到的《穆天子傳》了。作為源自黃土高原的周人來説,如果他們在成為天下共主,並在東部獲得巨大的發展空間後,希望回到自己文化記憶中的起源地,來一次尋根之旅的話,應該並不意外。就好像現在的西方人,非常熱衷於尋找諾亞方舟最終停靠的地點一樣。

“我是誰,我來自哪裏”的問題,是人類共同的疑問,對於家國天下的華夏文明來説,這一點尤為重要。

按照這個思路接下去推理的話,已經進化為父系文明的周人,在到達湟水河谷之後,看到的是還處在母系氏族階段的,由“西王母”領導的部族,也是符合人類社會進化的規律的。只不過在後世悶騷文人加工的神話故事中,“西王母”變身成為了一位女性神袛,甚至最終成為了玉皇大帝的另一半。而為華夏文明標定西部極限的“西海”,也香豔的變成了西王母洗浴的“瑤池”了。

湟水河谷一帶,能夠承載華夏文明記憶的地理標籤,並不止於西海,事實上在華夏文化當中有着更高、更神聖地位的一個符號——崑崙,也應該源自於此。我們知道,在大部分的人類文明中,都會有一座代表自己對相關板塊控制權的“聖山”存在,華夏文明也不例外。用五嶽來標定華夏文明區的框架,只是其中一個典型案例罷了。在上古文明中,“崑崙山”才是華夏文明的核心地標所在。

而這樣一座華夏聖山,卻並非是我們今天在地圖上所看到的,縱橫於青藏高原西北部邊緣,為西域盆地西南邊緣滋養綠洲的“崑崙山脈”。這樣一個標註,其實只是漢武帝為了坐實帝國對西域的統治,而刻意玩弄的一個帶有政治色彩的,移花接木之術罷了。就好像為了適應華夏核心區向南北兩個方向的擴張,五嶽之中的南、北兩嶽都曾經變化過位置一樣。

實際上,如果古崑崙山是以一個點,也就是山峯的形式存在的話,那它最有可能存在的地方,就是橫亙於湟水河谷之北的“達阪山”。具體的説,就是最有可能存在於達阪山的東端那部分與湟水最接近的山體中。在所附的《西漢隴西地區地緣結構圖上》,我們可以清晰的在青海、甘肅省界,與湟水包夾的夾角之間,看到這段山體的存在(也就是我標註“金城郡”的位置)。對於最初生存在湟水河谷的華夏先民來説,崑崙山既是他們生存之地的東大門,又是他們以後走出湟水河谷後,在隴西高原都可以回望到的“聖山”。至於説到底是哪個點,就需要做更深入的研究了。只能説,如果現在有多地來爭奪帶有華夏聖山地位的“崑崙山”標籤的話,出自湟水河谷的競爭者,應該説是最有地緣基礎的。(有資料表明,西寧以東,湟水中游的青海省樂都縣,最遲在上世紀初已經在自己的行政區內開始建築有關“崑崙山”的地標建築了)。

儘管湟水河谷在中央之國的地緣結構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遺憾的是,大家現在在一般比例的行政地圖上,很可能看不到它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條位置與之相鄰的河流——大通河。其實位於湟水之北,以“達阪山”為二者之間分水嶺的“大通河”,與黃水屬於同一水系。

二者在達阪山東合流之後,共同匯入黃河。也就是説,整個水系既可以稱之為“湟水水系”,也可以稱之為“大通河水系”。關鍵就看用什麼標準來界定了。從歷史以及地緣結構的角度看,湟水河谷的地位無疑是要遠高於大通河河谷的。相比湟水河谷,近似於黃土高原的自然條件,大通河谷的地理、氣候條件,就呈現出青藏高原的特點了。河之南的達阪山,河之北的冷龍嶺,並沒有給大通河留下太多橫向發展的空間。除了部分河谷地段,發育出了些許河谷平原,能夠用於農耕之外。大部分的河谷深、窄,呈峽谷結構。這種地理結構也不可避免的造成了大通河流域水勢湍急,下切力強的水流狀態,同樣也使得在大通河上通航幾乎成為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在古典時期,一條河流即不能提供成規模的沖積平原用於農耕,又不能為成為水路交通的重要載體,那它的地緣價值無疑就被大大壓縮了。

當然,大通河流域對於人類來説,也並非一無是處。只不過在古典時期,大通河流域的森林、草場,更多吸引的是從事牧業的邊緣部落罷了。而在工業化之後,象大通河這種水資源豐富、有足夠落差的河流,又有機會以一種新的形勢,為人類提供資源了。那就是通過興修水電站,為人類提供電力。不過大通河能夠在幹、支之名的爭奪戰中,勝過湟水,並非是因為它現在能夠奉獻更多的資源。事實上,這只是一個技術問題。因為按照現在劃定流域干支的標準,一般是取長或取量。也就是説,一個水系上流最長或水量最大的那條支流,一般會被認定為幹流。很不幸的是,在中華文明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並作為青海省毫無疑問地緣中心的“湟水”,無論是在長度還是流量上,都比不過它北面的大通河。所以在相關技術人員的標準下,大通河替代了湟水,出現在那些只標註幹流的低精度地圖上。

如果從地理的標準來看,這種做法並無可厚非。問題是,一張地圖所顯示的並非只是地理結構,而是包含人類存在信息的“地緣結構”。在這種情況下,僅僅以地理標準,而把湟水這樣一條極其重要的河流,從地圖上抹掉是不可接受的。這樣的話,不僅會讓人無法直觀認識到,湟水河谷的存在。亦會對一些朋友造成認知上的困惑,那就是:為什麼西寧作為青海的省會,卻沒有處在一條大河之側。而它北面被明顯標註出來的“大通河”,邊上卻沒有什麼重要城市?

在物理標準和地緣標準之間,找到平衡點來解決這樣一個問題並不難,那就是將湟水和大通河作為兩條單獨的河流分別標註,並加以研究。這種認知,其實也是千百年來,居住在達阪山南北的居民共同的認知。也就是説,這兩條河流在匯入黃河之前,曾經出現的短暫合流,並不應當,也不會讓人認為,它們應該被歸入同一地緣板塊。真正能和湟水河谷放在一起研究的,是之前我們解讀的,南邊那段黃河河谷。

之所以會在這裏為“湟水”鳴不平,是因為這條河流對於華夏文明來説實在太重要了。即使不考慮它與華夏上古文明之間的關係,僅從政治角度來看待中央之國的形成問題,我們也能夠湟水河谷的地理位置推測出,如果中央之國想進一步滲透青藏高原腹地,湟水河谷將會是二者之間的必經之路。不過這樣一條貫穿整個青海高原核心地帶,由關中(長安所在地)直達青藏高原南部地緣中心——雅魯藏布江流域(拉薩所在地)的通道,正式為中央之國所知曉,要等到下一個強大帝國“唐”的出現了。那時候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部族,正處在“事業的巔峯期”,強大的吐蕃王朝史無前例的完成了青藏高原的統一工作。所以這條連接兩大地緣板塊的通道,被稱之為“唐蕃古道”。而行走在這條道路上的,最重要的歷史人物,就是我們所熟知的“文成公主”了。

需要注意一定,在我們所吸收的歷史知識裏,經常會提到一些道路的開闢。然而這種道路的開闢,僅僅從官方角度來看的,我們可以稱之為“官道”。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表明,一條重要官道的產生,是不需要在前人開拓的基礎上來做到的。即使是史家把開闢東西方交通大動脈的功績,安全歸功於張騫“鑿空”西域,我們依然可以看出張騫在整個行程中,其實是在對已存在道路的一種考察。從這個角度説,貫穿青藏高原與黃土高原的交通線,也並非出現在唐代。最起碼,藏族的先民應該很早就利用這條交通線,滲透到了青藏高原的南部。

雖然經過幾千年的演變,華夏文明已經融合了諸多邊緣文化,佔據了足夠多的地理單元,成為這個星球上最重要的地緣板塊之一,但總的來説,華夏文明是一個缺乏主動擴張力的文明,這當然也可以理解為,是“愛好和平”。在經由夏、商、周、秦四代,華夏文明終於基本完整控制了地球上農業基礎最好,面積最大的東亞核心區之後,中央之國的歷史,開始推進到了王朝循環的怪圈之中。農業文明所帶來的,對土地的強烈依附感,以及盡得天下可用之土的優越感,都使得華夏文明如果不是承受到了特別的壓力,是很難再有向外擴張的慾望的。

對於漢帝國來説,最終擴張到河湟谷地這個青藏高原的突出部,也決非看中了這個板塊當中,那對於羌、戎來説彌足珍貴的農耕之土。真正讓漢帝國對河湟谷地感興趣的原因,是帝國對這個板塊的經營,有助於幫助穩定河西這條脆弱的走廊地帶。

河西走廊的價值,無疑是體現在連通西域的樞紐位置上。

相對充裕的水資源,使得漢帝國在從匈奴手中,奪取這塊戰略要地後有基礎移民實邊,將其經營成一塊有自給能力的戰略級板塊(而不僅僅只能提供戰術通道)。然而這條通道,實在太過狹窄了,僅僅依靠來自隴西高原的戰略支援,就要想將其穩定的留在中央之國的版圖中,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來自北方蒙古高原的遊牧民族,以及來自青藏高原的農牧民族,都有可能憑藉他們強大的機動性,從中原王朝手中奪取河西走廊的控制權。

要想緩衝來自蒙古高原的壓力,儘量延伸在額濟納河、石羊河下游的控制權是唯一的選擇。佔據這兩個綠色突出部的意義,不僅在於把防線推進到了阿拉善戈壁的腹地,更在於讓來自蒙古高原的遊牧部落,在漠南缺乏向右翼滲透的跳板。這也是現在甘肅為什麼,在中部有兩個凸起的地緣原因。在華夏文明對河西走廊長達兩千多年的經營史上,河西走廊的耕地已經沿着兩河,穩定的滲透入了戈壁之中。

河西走廊的北線,已經依靠祁連山的恩賜而得到了兩個緩衝點,那麼南線呢?自然就只能靠農耕文明最有可能滲透的“湟水河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