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的法治建設始終有些搖擺不定，但是元蒙統治者設立的燒埋銀製度，在司法實踐中一直有效執行，後來又為明清兩朝在不同程度上繼承。
這個制度規定，不法致人死亡的，殺人者在接受刑罰之外，還須賠給死者家屬一定數額的賠償，作為燒埋屍體的費用。也就是説，殺人者在負刑事責任之外，還須負民事賠償責任。這是中國法律史上第一個要求在追究行兇者的刑事責任的同時，還要其承擔民事損害賠償責任的法律制度。
唐宋法律對於殺人犯罪僅有刑罰的規定，而無民事賠償責任的內容。對傷害案件，有保辜制度，但僅作為科罪量刑的準則，而不是對民事責任的規定。直到元代，才首次在法律中作出了殺死人命應兼負民事責任的規定。作為一項法律制度，燒埋銀既是對犯罪分子的附加刑罰，更是對被害人及其家屬的損害補償。
忽必烈欽定“死亡賠償金”
大元帝國以法律維護民族間的不平等，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和南人不同等級的人享有不同的社會政治待遇，同時在定罪量刑上也實行差別對待，分別由不同的司法機構進行審理，並實行同罪異罰。元蒙統治者吸收中原法文化制定種種法典，並沒有廢除《大札撒》，他們依靠掌握着政權的強大優勢，把《大札撒》所確立的一些基本的法律制度推向了中原地區，並把它通過新定的法律確立了下來。
元朝沿襲了唐宋以來封建法律的一些基本制度，如五刑、十惡、八議等制度，還在法律上明確規定在許多情況下都可以援引“舊例”，繼續使用先前在各個不同法文化圈內通行的一些制度。也根據蒙古民族的法律文化傳統，確定了許多漢民族法律文化沒有或不曾注重的制度，比如將隋唐以來十為尾數的笞杖刑改為七為尾數，理由是“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皇帝)我饒他一下”，杖刑則每等加七下。此外把凌遲寫進法律，也反映元代法律殘暴的一面。
燒埋銀製度源於蒙古的命價賠償制度。雖然沒有蒙古族賠命價的直接記載，但《史記》記載：成吉思汗曾經在札撒裏規定：“殺一穆斯林者償四十巴里失，而殺一契丹人則僅償一驢”，窩闊台汗並曾背誦這一條文來教訓看不起穆斯林的契丹人。西夏的党項族、金朝的女真族都有以金錢和實物償命的習慣，《金史》記載，西夏党項族規定“殺人者，賠命價錢百二十千”，女真族規定“殺人償馬牛三十”。
忽必烈繼承汗位之後，把命價賠償制度提高到法律層面，“燒埋銀”這個具有元蒙特色的法律術語正式出現在史籍中：“凡殺人者雖償命訖，仍徵燒埋銀五十兩。若經赦原罪者，倍之。”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出現關於燒埋銀的記載，時間是蒙古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二月，《元典章》第四十三卷説的很清楚。《元史·刑法志》也有類似記載：“諸殺人者死，仍於家屬徵燒埋銀五十兩給苦主，無銀者徵鈔一十錠，會赦免罪者倍之。”這是此前的中國法律裏所沒有的內容。
這項制度是儒家文化“人命至重”觀對少數民族“賠命價”習慣法進行的改造，是元蒙統治者附會漢法的制度創新。
“女孩兒折燒埋銀”
《元典章》裏收錄江西行省給元世祖忽必烈關於一樁命案的奏報：
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江西行省據袁州路申報：潘七五打死了張層八。犯人潘七五因為生病死亡，依法潘七五家屬需賠償張層八燒埋銀。依據潘七五親戚謝阿揚口供：潘七五有一個小女兒，三間房子，二畝七分田地由兄弟潘七八代做。沒有其它收入。如果將田產、房子全部轉賣，也不夠賠償張層八的燒埋銀。現在將潘七五的小女兒，恭敬地依照旨意，判給張層八的家人做賠償。行省考慮再三，即使是賣掉潘七五所有財產也不夠喪葬費用，請皇帝裁決將潘七五的小女兒判給張層八的家人收管做賠償。
這就是被學者普遍引用的拿女孩摺合燒埋銀的實例。
元朝關於燒埋銀的立法很多。《元史·刑法志》記載的相關律文達五十餘條。而《元典章》卷四十三則專門收錄了十來則徵收燒埋銀的案例。
忽必烈出台燒埋銀製度的時候，元蒙和南宋交戰正酣，忽必烈作出規定一切殺人犯罪均須賠償燒埋銀五十兩，不折不扣。到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元蒙滅了南宋，大元帝國一統天下，疆域空前。中央政府治理社會的各種典章制度也隨之走向正軌，燒埋銀製度相應得到細化和修正。
燒埋銀脱胎自命價銀，它的數量是比照命價銀，也就是人命的價格的標準來確定的。反映在數量上，元朝起初規定賠償的“燒埋銀五十兩”，不僅僅是喪葬費用，而是有很重的人命賠償和安慰苦主的因素。當然，也含有對殺人者加重懲罰的意思。
實際上這項規定在司法實踐中並沒有完全執行，至元二年開始實施殺人犯罪須賠償“燒埋銀五十兩”，殺人犯罪者實在拿不出五十兩銀子賠償，“徵鈔一十錠”頂替燒埋銀也行，到了至元十九年，燒埋銀“徵鈔二錠”。
“鈔”是忽必烈中統元年(公元1260年)發行的紙幣，二貫合銀一兩，十五貫合金一兩，後來這種紙幣漸漸成為不可兑換現銀的純紙幣。元蒙和南宋戰事不斷，元蒙政府加大發行額，造成紙幣貶值，物價上漲。反映在司法實踐中，以紙幣頂替白銀充當燒埋銀，必然大打折扣。
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中書左丞相耶律鑄上疏元世祖忽必烈，對燒埋銀製度提出修訂意見。耶律鑄是蒙古初立汗國時的名臣耶律楚材的兒子，他繼承其父“以儒治國”的家教，輔佐忽必烈治理國政。針對燒埋銀問題，耶律鑄認為殺人一命“徵鈔二錠”做燒埋銀，處罰太輕，應該“依蒙古人例”：“犯者沒一女入仇家，無女者徵鈔四錠。”
在至元二年到至元十九年這十七年裏，司法官員將燒埋銀“五十兩”減至“徵鈔二錠”，這説明在實踐中，五十兩燒埋銀的數額太大，缺乏徵收可能，政府才會主動減徵。白銀是從清代才由歐洲大量流入中國，元代之銀價較之後來要貴得多，按照史籍記載，有些罪犯家中因賠償燒埋銀，而不得不將“女孩兒折燒埋銀”。
只要出了人命均徵燒埋銀
元代以前，中國法律對犯罪被害人的利益及保護沒有專門的規定，皇帝和官員關心的主要是懲罰犯罪。雖然法律上也出現過要求“過失殺人”者給付死者之家喪葬之費的規定，但其立法本意並非是為被害人利益，而且數量甚少，不成系統。只有元代出現的燒埋銀製度，才是真正的人命賠償制度。
燒埋銀製度不僅僅是賠償喪葬費，徵收燒埋銀的充分必要條件是被害人的生命權遭到了侵害。其徵收與否跟殺人是故意還是過失、刑罰是輕還是重，均沒有關係。只要侵害了被害人的生命權，就徵收燒埋銀。反之，如果殺人未遂，或者並非對生命的非法剝奪，殺死的是“應捕殺惡逆之人”，則不徵燒埋銀。
元代法律區分犯罪的具體情況，《元典章》列舉了八種情況“誤殺”，均屬於徵燒埋銀的犯罪：“牛駕車碾死人”、“車誤碾死人”、“因公驚死人”、“急走車輛碾死人”、“月黑走馬撞死人”、“走馬誤撞死人”、“因鬥誤殺旁人”、“持刃誤殺旁人”。又如“殺死姦夫姦婦”犯罪，有徵與不徵兩種情況，《元典章》分別列舉如下：“旁人殺死姦夫”、“夫非奸所殺死奸人”、“夫打死強姦未成人”，杖一百七，不徵燒埋銀;“夫奸所殺死姦夫或姦婦”，無罪，但須徵燒埋銀。
除個別情況外，只要出了人命均徵燒埋銀。無論蒙古人殺死漢人、官員殺死貧民，還是漢人殺死蒙古人、驅口殺死娼妓，良人殺死奴隸，都要徵收燒埋銀。醫療事故、嫌犯在拘押期間被刑訊致死等情況，均亦需徵收燒埋銀。這實現了一定程度上的平等。法律還保證家屬對燒埋銀完整的所有權。被害人親屬是唯一的受益者。官府不能有任何染指。
法律上還作了一些免徵的規定，對一些情有可原或沒有必要的情況，免徵燒埋銀。如被害者身份卑賤(“有罪驅”、“無罪驅”、“同驅”、“放良年限未滿年驅”和“為伴娼女”)，雖不免罪，但免徵燒埋銀。殺死同居親屬或奴婢殺主，徵收燒埋銀沒有意義，雖不免罪，但免徵燒埋銀。為鼓勵和保護正當防衞，打擊犯罪，法律還規定“殺死賊人”，不但免罪，而且免徵燒埋銀。
官府是當時司法的主體，對於燒埋銀的順利徵收至關重要。法律賦予官府以重要的責任。如果“被殺之人或家住他所，官徵燒埋銀移本籍，得其家屬給之”。還有一種官府支付的情況：“諸鬥毆殺人，應徵燒埋銀，而犯人貧窶，不能出備，並其餘親屬無應徵之人，官與支給”。對於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如奴僕、瘋病之人等)的殺人犯罪，法律規定由其監護人負責交納燒埋銀。如元朝私家奴僕眾多，法律明確規定：“諸庸作毆傷人命，徵燒埋銀，不及庸作之家”;“諸奴毆人致死，犯在主家，於本主徵燒埋銀，不犯在主家，燒埋銀無可徵者，不徵於其主”。
燒埋銀製度很人道
《元史·刑法志》中所載之元代五刑，為“笞、杖、流、徒、死”，與中國古代其他朝代的刑法並無二致，五刑是司法中之主刑。燒埋銀製度是附加於主刑之上的刑罰，“諸殺人者死，仍於家屬徵燒埋銀五十兩給苦主”，具有附加刑和賠償性質。一如現代司法制度中所謂“刑事責任附帶民事責任”。
縱觀《元史·刑法志四·殺傷》篇目所羅列之具體罪名中，凡屬人命案者，均需徵收燒埋銀，且對徵收對象，並無民族身份之特殊規定。
《元史·刑法志四·殺傷》所規定的第一條“諸殺人者死”，不容置疑。還有一條規定：“諸蒙古人因爭及乘醉毆死漢人者，斷罰出徵，並全徵燒埋銀。”這曾經引起歧義。
其實兩者並不矛盾，前者是針對謀殺，後者是針對失手殺人。“因爭及乘醉毆死漢人者”，也就是説，應當具備以下幾個條件：首先事出有因，爭執、醉酒;其次毆打致死。這一界定，與“諸殺人者死”並無衝突。或者説，這一規定，實際上指的並非是“故意殺人罪”，而是“傷害致死罪”。如果蒙古人故意殺死漢人，那麼依照元代法律，亦屬於死刑，而非判處充軍就能了事。當然燒埋銀必須徵收。
而元代法律中公然偏袒蒙古人，也是不爭的事實，“諸蒙古人與漢人爭，毆漢人，漢人勿還報，許訴有司”，就證明了蒙漢兩族在元代法律體系中的不平等性。那麼在司法實踐中，“乘醉殺人”也會理所當然地成為一些蒙古人減輕罪責之護身符，因為“如爭執、醉酒”等情形，不好界定。
元代的燒埋銀製度，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犯罪被害賠償法律制度。中國封建朝代歷史上，一向缺少對犯罪被害人家屬的法律保護。皇帝和官員關心的是犯罪的懲治和教化的實行。翻翻二十四史刑法志裏，基本上每一頁少不了的都是對犯罪分子的寬恕和人道，監獄環境好壞，用刑輕重，無不在漢唐等明主的考慮之中。每逢新皇帝登基，免不了大赦天下，有時連死囚都能保命。然而就是沒有幾個人關心被害人家屬的狀況。而元朝的燒埋銀製度背後的法律規定是殺人者死，並向家屬徵燒埋銀五十兩給苦主。五十兩銀子可不是個小數目。有這樣的法律規定，大元帝國的蒙古人誰能肆無忌憚殺漢人？
更重要的是，對被害人來説，燒埋銀製度可謂是“良法美意”。不但使得對罪犯的刑事處罰達成了報仇雪恨的心願，精神上得到了安慰，由於親人死去而遭受的物質損失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補償。
燒埋銀製度很有人道主義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