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與其他朝代最大的不同是其人性意識的覺醒，突出表現為兩類人的地位空前高漲：一是文人，二是女人。趙匡胤深知，馬上可以得天下，但不能治天下，因此對子孫留下“不得殺士大夫文人及上書言事之人”的囑咐。在這樣的氛圍下，文化人的地位自然不必説，知識分子受寵，自然會拉高女人的地位。北宋時期，經濟發達，社會富足，百姓的日子過得很不錯。富足之下，自然會產生許多超前意識。
比如娛樂消費。皇家喜歡熱鬧，逢年過節喜慶祝壽都喜歡請樂隊、戲班子捧場。為皇家表演的樂隊全部由年方二八的美眉組成，她們經過時，市民爭相追星，場面很瘋狂。年青男子吹着口哨，向女藝人獻花獻水果，還有的莫名興奮，端着酒杯頻頻放電眼。
這些女藝人可不是金玉其外撒嬌發嗲只知騙老闆錢的花瓶，她們個個有真本事，演奏樂器、舞槍弄棍、填詞作賦，無一不精，還能當眾表演騎驢擊球、下棋、演説歷史、打鼓擊樂、射擊、雜劇、作詞開賦，她們是百樣技藝集於一身的表演家。《四朝聞見錄》記載了這麼一件事：慈聖太后未進宮時，經常玩一種擲錢遊戲。她擲出的銅錢可在地面上旋轉多時而側立不倒。此事傳進宮中後，她被特招入宮。從那以後，有無才藝就成了皇家選秀響噹噹的硬標準。
從東京、臨安兩大城市的“御前應制”看，皇家召集最多的就是女藝人。那些熱鬧非常的活動如小唱、嘌唱、叫果子(以上是宋代流行的歌唱藝術)、雜劇等都由女藝人領銜擔綱。元宵節的傀儡表演，也全部由裝扮豔麗、婀娜多姿的美女來演。一名才藝俱佳的女藝人身價是官券千緡。如果她僅僅擅長唱歌也不遜色，一天工資輕輕鬆鬆可拿到數百券，而且豪門“爭延致之，日擲與金釵”。官員在這方面的消費從不吝嗇，一出手賞錢數萬。反正打着考察學習的旗號，公家埋單，不大方才是真傻。那些一夜暴富的土包子花起錢來更是囂張。他們喜歡附庸風雅，喜歡那些年輕漂亮的女藝人帶來的各種新奇體驗，這些人僱人打理生意，自己每天揣着錢，到處捧角兒，把女藝人的身價越抬越高。
以至於那些沒有顯赫地位和社會關係的小户人家，全視女孩兒為掌上明珠。生下男孩，哭天抹淚兒感歎命苦。若生下丫頭，全家歡天喜地。只盼女孩快快長大，選擇合適的技藝讓她拜師學藝，然後待價而沽，直到成為家裏的頂樑柱。宋元時期的戲曲《宦門子弟錯立身》刻畫了一位官二代的追星情形。
這位叫完顏壽馬的發燒友對散樂女伎王金榜十分崇拜，愛到不能自控。王金榜也確有偶像範兒，她“有如三十三天天上女，七十二洞洞神仙，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鵲飛頂上，尤如仙子下瑤池;兔走身邊，不若姮娥離月殿”。完顏壽馬甚至要拋家舍業，與王金榜一起去“衝州撞府，求衣覓食”，併發誓“不圖身富貴，不去苦攻書，但只教兩眉舒”。這種瘋狂是當時許多空虛的年輕男子共有的狀態。心靈手巧、多才多藝、年少靚麗的女藝人引領着他們的心靈走向，撫慰着他們莫名的憂鬱與惆悵，成為無數人的夢中情人。
除了歌舞藝人，還有一些分散在各行業的手藝人。她們走出家門，與男人一樣投身社會，靠技術養活自己。這些職業包括供過人、身邊人、拆洗人、堂前人、針線人。與歌舞藝人相比，她們無論手藝還是收入，都絲毫不遜色。《單符郎全州佳偶》中説：李英是個靠縫補刺繡的針線人，技術十分了得，可以暗中縫紉，分毫不差。一位踏青的郡王，偶然看見一女子腰間掛了一條手繡腰帶，大為欣賞，派人一打聽，原是臨安橋下“璩家裝裱古今書畫”店家18歲的女兒璩秀秀。從此她被郡王賞識，接進了府中。
璩秀秀的刺繡功夫有詞為證：“斜枝嫩葉包開蕊，唯只欠馨香。曾向園林深處，引教蜂亂蝶狂。”寺院的老尼姑們聽説了刺繡奇遇，紛紛扔掉原來的行當，全都拿起針線做繡工，增加寺院收入。廚子雖然不太有地位，但廚娘們個個技藝精湛，用一雙纖纖玉手，為那些挑剔的食客烹調着各種美味。臨安有位當過太守的官員，讓人為他物色一位家庭廚娘。他開出的條件不僅要求廚娘模樣上乘，還要能書會算。
宋代男子爭着迎娶擅長煎炒烹炸的女子。對進門的媒婆，女孩父母誇女兒的口氣都如出一轍：“我家女子不善裁袍補襖，若修治水蛇、黃鱔，一條勝似一條。”那時不流行幹得好不如嫁得好，相反，人家是幹得好才嫁得好。有好廚藝不僅能嫁給有車有房有前途的官員，本人在社會上也相當有地位。當時市場上很多名牌食品和食雜店都以女子名字命名。比如王小姑酒店、李婆婆雜菜羹、王媽媽家茶肆、金明池酒肆賣酒女、汴河岸賣粥嫗。她們廚藝精良，合法經營，食客們交口稱讚，逢人便誇，根本不用花錢做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