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七年秋季的一天，北京大學西齋丙字十二號宿舍裏，後來成了著名歷史學家的顧頡剛，與後來當過北京大學代理校長的傅斯年正在商談，是不是要將一個叫胡適的新教授從北大哲學系的課堂上趕走。
兩人雖住在同一宿舍，卻不是一個系的，顧是哲學系，傅是中文系。這一年顧二十四歲，傅二十一歲，同是二年級學生。他們不知道他們後來的事業，更不會知道他們商談的事情，將決定北京大學學術史上一個重要的時期。
顧頡剛説，他們系這一學期來了一位新教授，叫胡適，是美國留學生。原先的教授從三皇五帝講起，講了兩年才講到商朝，這位新教授卻拋開唐虞夏商，直接從周宣王講起。同學們都説這是割斷中國哲學史，這是思想造反，這樣的人怎麼配來北京大學講哲學史呢。同學們想將這位教授趕走，他自己倒是覺得胡先生講課還有新意，但也拿不定主意，希望對方去聽聽課，作個評價，以決定是不是將這位新教授趕走。
同是二年級學生，僅是學科不同，且顧還要長傅三歲，為什麼顧要如此鄭重地向傅請教以作定奪呢？
這就要説到傅的本事了。
傅斯年天分極高，十一歲時讀完十三經，許多篇章都能背誦。在北大預科三年，已顯出不凡的才學。和他同年級，後來成了著名文史學家的毛子水曾説過：在北大讀預科時，傅曾對他説過：“張皋文在清代學者中，文章和學問都是第一等的，而都不是第一。”毛對傅所説的“第一”的含義雖不甚明確，但頗驚駭他誦讀的廣博，見解的卓異。其時北大預科尚是桐城派經學大師的天下，如此深厚的舊學功底，自然受到老學究們的青睞、新學生們的欽羨。此後不久，章太炎弟子入主北大，所注重者仍是舊學，只是治學方法有所不同。這樣一來，入本科後傅斯年又交了好運，很快便受到劉師培、陳漢章、黃侃等國學大師的器重。其中陳漢章、黃侃均出自章太炎門下。尤其是黃侃視之為高足，期望甚殷。傅斯年在學生中的聲望較預科時更其彰顯。
再則，傅斯年在學生時期，就表現出極強的組織能力，是鬧學潮、趕教授的一把好手。且不説在後幾年的五四運動中，此人是集會遊行的主要組織者，就在跟顧頡剛談話前不久，便做了件漂亮的趕教授的壯舉。據北大同學羅家倫回憶是這樣的：
朱蓬仙是章太炎的門生，學問不能説沒有，只是所教的《文心雕龍》非其所長，在教室裏不免出了好些錯誤，可要舉出這些錯誤，學生們的筆記終究難以為憑。恰好有位同學借到朱教授的講義全稿，交給傅斯年審核。傅用了一夜的時間看完，摘出三十幾條錯誤，由全班簽名上書蔡校長。蔡先生是內行，看了自然明白，可他不信這是學生們自己發覺的，為預防教授們互相攻訐之風，於是突然召見簽名的全班學生。同學們慌了，害怕蔡先生要考，又怕傅斯年一人承擔這責任未免太重。於是大家在見蔡先生之前，一人分擔了幾條，預備好了方才進去。果然蔡先生當面口試，分擔的同學回答得頭頭是道。考完之後，蔡先生一聲不響，同學們也一聲不響，一一鞠躬魚貫退出。過後不久，遇到一個適當的時候，朱蓬仙果然不再教這門課了。(羅家倫《元氣淋漓的傅孟真》)
傅斯年也很自負，聽了顧頡剛的話，同意去聽聽胡適的課，以決定是不是將這個新來的留學生從北大哲學系課堂趕走。認真地旁聽了幾次課之後，傅斯年對那些要趕走胡適的同學們説：
“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
於是胡適留在了北大哲學系。
當然了，胡適繼續留在北大教書，不能説全是此事起了作用，但是對於一個剛剛回國的留學生來説，若是一出馬便失了前蹄，從馬上栽下來，對日後事業的發展，不能説不是一個莫大的障礙。可貴處還在於，傅斯年從未以此自傲，多少年都沒向胡適説過。傅斯年去世後，胡適在緬懷文章中提及此事，不無動情地説：“我這個二十幾歲的留學生，在北京大學教書，面對着一般思想成熟的學生，沒有引起風波;過了十幾年之後才曉得是孟真暗地裏做了我的保護人。”(胡適《傅孟真先生的思想》)
聽過胡適的課之後，傅斯年對胡適的治學方法很是景仰，從此之後，便疏遠了黃侃等太炎門生，投奔到胡適麾下。不時趨訪，請教學問，縱論時局。正是在胡適的家裏，傅斯年結識了同在北大讀書而不在一個系的羅家倫。在上引的文章中羅説：
我和孟真是一九一七年在北京大學認識的……我們開始有較深的瞭解，卻在胡適先生家裏。那時我們常去，先則客客氣氣的請教受益，後來竟成為討論爭辯肆言無忌的地方。這時期還是適之先生髮表了《文學改良芻議》以後，而尚未正式提出“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也就是未正式以文學革命主張作號召以前。適之先生甚驚異孟真中國學問之博與精，和他一起接受以科學方法整理舊學以後的創穫之多與深。適之先生常是很謙虛地説，他初進北大做教授的時候，常常提心吊膽，加倍用功，因為他發現許多學生的學問比他強。(抗戰勝利後的第二年，適之先生於北大校慶之夕，在南京國際聯歡社聚餐時演講，就公開有此謙詞。)這就是指傅孟真、毛子水、顧頡剛等二三人説的。當時的真正國學大師劉申叔(師培)、黃季剛(侃)、陳伯(漢章)幾位先生，也非常之讚賞孟真，抱着老儒傳經的觀念，想他繼承儀徵學統或是太炎學派等衣缽。孟真有徘徊歧路的資格，可是有革命性、有近代頭腦的孟真，決不徘徊歧路，竟一躍而投身文學革命的陣營了。以後文學革命的旗幟，因得孟真而大張。
顧頡剛勸傅斯年聽聽胡適的課，以決定是否將胡適趕走，在其起始，確實算不得大事，但誰又能料到，後來會有這一連串的結果呢。小事中每每隱匿着大的歷史事變的開端，可惜這樣的見微知著，常是許多歷史學家事後的聰明。
胡適晚年也談到了北大的新舊兩派。在與胡頌平談到清華出身的張蔭麟時，胡頌平問：“倘使他不入清華而入北大，能在先生旁邊作研究工作，那他一定會有特殊的成就。”胡適説：“不，北大里邊也有守舊派，就是入了北大，也不一定會跟我學。他是廣東人，或是出於守舊的家庭;如果他有好的師友，造就當然不同了。你不要以為北大全是新的，那時還有温州學派，你知道嗎？陳介石、林損都是。他們舅甥兩人沒有什麼東西，值不得一擊的。後來還有馬敍倫，馬敍倫大概是陳介石的學生。”胡頌平又問：“傅斯年當初不是很守舊嗎？”胡適笑着説：“是的，孟真是很守舊的。那時穿上大袍褂，拿着大葵扇的。”(胡頌平《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第63頁)
還有一件小事，也頗能説明當年北大新舊兩派之間的對峙與猜忌。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傅斯年和羅家倫響應新文化運動，辦起《新潮》雜誌，陳獨秀對他們仍是心存疑慮。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中説：
《新潮》的主幹是傅斯年，羅家倫只是副手，才力也較差，傅在研究所也單認了一種黃侃的文章組的“文”，可以想見一年之前還是黃派的中堅。但到七年十二月，就完全轉變了。所以陳獨秀雖自己在編《新青年》，卻不自信有這樣的法力，在那時候曾經問過我，“他們可不是派來做細作的麼？”我雖然教過他們這一班，但實在不知底細，只好成人之美説些好話，説他們既然有意學好，想是可靠的吧。(《知堂回想錄》第376頁)
傅斯年的轉變，其意義在於，肇始了太炎門生在北京大學地位的衰落，開啟了北大學術史上的一個新紀元，那就是留學英美的一批自由主義學者，終將成為北京大學真正的主宰。而這批自由主義學者和太炎門生的抗爭，也必然會越來越激烈，其中有學術理念的不同，也有政治見解的歧異，有私人間的意氣用事，也有莫名其妙的人事糾紛。就大勢而言，卻是先進文化思想與傳統文化思想的抗爭。起初是學術的牴牾，後來便演變成思想認識的衝突，最終便是社會立場的異途。
當然，兩派明火執仗的對立與打鬥，還在多年之後。歷史老人正在精心地安排着一次大的事業，暫時需要他們同心合力來做，之後才會讓他們分其道而揚其鑣。
這件大事，便是兩派的鼎力合作，共同創建新文化運動初期的繁榮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