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之後有一段很好看，就是上東京鬧元宵。在這之前，宋江要做一番打扮。其中主要便是去掉臉上的金印，七十二回有所交代：看官聽説，宋江是個文面的人，如何去得京師？原來卻得神醫安道全上山之後，卻把毒藥與他點去了，後用好藥調治，起了紅疤;再要良金美玉，碾為細末，每日塗搽，自然消磨去了。那醫書中説“美玉滅斑”，正此意也。
這裏涉及宋代刑罰中的刺字問題。林沖是《水滸傳》中最早被刺字的人物。刺字是較直白的説法，而“打金印”就給人委婉一點的感覺。刺字主要是作為犯人的標記，通過這種侮辱性的刑罰，讓人一望便知這是罪犯。既可以作為前科的記號，又可以在犯人出逃時很快辨認出來。一打金印，身份鐵定。金印所刺的部位，一般在臉頰上，再用燒灼和塗藥，將字塗作黑色，故刺字又稱刺面、黥面、墨面。
刺字是從古代墨刑演變過來的，始於五代的後晉，進入宋代後，五代的刺面與中唐以來的刑罰結合起來，以加重刑罰力度。所以，宋代的刺配法，既要杖脊，又要流配，還要刺其面，等於一人犯罪要受三次刑，林沖便是如此。刺字的格式也有講究。智取生辰綱中，濟州府尹因胥吏何濤緝捕晁蓋不力，便命文筆匠在其臉上刺字，以示警告。這大概已是北宋中期以後的定製，在這之前，官府對這事似乎沒有明確規定。有個故事説：陸東權知蘇州，下令在流犯臉上刺“特刺配某州牢城”，僚屬對他説：“凡‘特’者，指罪不及此，而出於朝廷特旨。現在這人罪應刺配，刺上‘特’字，恐怕有點僭越。”陸東很恐慌，連忙命人將囚犯臉上的“特刺”改為“準條”。後來他被人推薦提職，一位大臣説：“噢，不就是那個在人家臉上打草稿的權知蘇州嗎！”可見在北宋中期以前，刺字方式沒有明確的規定。
犯強盜罪，在耳後刺一個環形;徒刑，刺方形;杖刑，刺小圓形。若杖刑三次，改刺臉上，但直徑不超過五公分。宋高宗和孝宗時，但凡強盜，額頭刺“強盜”，臉頰上刺“配XX州”，這是較嚴重的例子。很明顯，臉頰刺字是對犯人永久性的侮辱，對精神是巨大的創傷。有故事説，因對西夏用兵失敗，神宗要懲罰一位轉運使，宰相提醒神宗，祖宗家法不殺士大夫，神宗便決定刺面發配他，副宰相則以士可殺不可辱為由勸阻了宋神宗。由此可見，刺字對人的侮辱是非常嚴重的。所以林沖發配後，長歎“誰想今日被高俅這賊坑陷了我這一場，文了面，直斷送到這裏，閃得我有家難奔，有國難投”。宋江也在同樣背景下，在潯陽樓寫了反詩：“不幸刺文雙頰，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報怨仇，血染潯陽江口。”可見刺字對宋江的刺激之嚴重。
刺字好像中國式的“紅字”，甚至比紅字還要嚴重。對曾被刺過字的囚犯而言，掩蓋和消除刺字就至關重要。武松醉打蔣門神時，借了小膏藥掩蓋金印。血濺鴛鴦樓後，他受到官府圖形通緝，落腳在孫二孃黑店，寸步難行。小説也有一段描寫：孫二孃道：“阿叔臉上，現今明明的兩行金印，走到前路，須賴不過。”張青道：“臉上貼了兩個膏藥便了。”孫二孃笑道：“天下只有你乖，你説這痴話，這個如何瞞得過做公的？我卻有個道理，只怕叔叔依不得。”武松道：“我既要逃災避難，如何依不得？”孫二孃道：“今既要逃難，只除非把頭髮剪了，做個行者，須遮得額上金印。”
可見他之所以成為行者，主要為了掩蓋金印。宋江上了梁山後，雙槍將董平罵陣時就以“文面小吏”來羞辱他。宋江一做上梁山泊主，就千方百計試圖磨滅臉上的金印。《宋史·楊景宗傳》，也有用藥退去刺字的記載。
除了犯人刺字，當兵的也要刺字，在面部以小刺刺軍隊的番號，或在手上或在手臂上。宋代實行募兵制，軍隊來源很複雜，其中就有罪犯，刺字的目的也很明確，方便對這些士兵的管制。這麼一來，也就有了後人將軍士和流配犯等而視之的情況。高俅對禁軍教頭王進也是開口閉口“賊配軍”。再如狄青，後來身居高位，做到樞密使，是最高軍事長官，在一次宴席中，在旁一位勸酒的藝妓趁酒意嘲笑狄青，“敬斑兒一盞。”他出任樞密使時，副使是狀元出身的王堯臣，有一次也半真半假指着狄青臉上的兩行刺字説：“喲，愈加鮮明瞭麼。”狄青回敬道：“你喜歡，我就奉送一行吧！”有一次，仁宗讓王堯臣勸他去掉黥文，狄青百感交集説：“你是以狀元而致身樞府，我呢，若無這兩行黥字，怎能與你同坐共事呢？這黥文斷不能去，我要讓天下微賤都知道，國家有如此高位相待他們。”由此不難想見刺字對士兵與犯人的心理傷害。
當然，刺字也有為表現某種決心的特例。靖康之難，家破國亡，名將王彥率領士兵堅持抗金，這批鐵血男兒都在臉上刺上“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個大字。另外，就是岳飛。正史記載，岳飛的背上刺有“盡忠報國”四個字。後人根據這一記載，有很多發揮，比如《説岳全傳》有岳母刺字的情節。但這跟史實不符，岳母並不識字，而且刺字在當時是一項專門的技術活，需要有關的工具和手藝。《水滸傳》中為宋江去除金印的描寫，説明這一過程的複雜性，也印證出《説岳》中的描寫並不可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