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后婉容，當年病死於何處，不同版本、説法各異，死後如何安葬，墓地設在哪裏？60多年來撲朔迷離，一直缺少直接證據。2009年6月21日，我的幾位叔伯姐姐來家裏做客。閒談中自然談到了我對“川島芳子生死之謎”的歷史考證，在國內外引起了轟動一事，連帶又談起愛新覺羅家族;談起溥儀和婉容。此時，我的智姐(李萬智，吉林省司法系統退休幹部)突然插話：“婉容的死我知道，是咱李家幫助安葬的……”智姐這一插話，立刻使我感到新鮮和好奇，這難道是真的嗎？在我和姐姐們的追問下，智姐向我們打開了記憶的閘門，使末代皇后婉容病死延吉監獄並被妥善安葬這段歷史，重現世間……
一
我們李家是上世紀初從山東逃荒落户吉林延吉的。我的父親李延田，是1935年參加革命的“老紅軍”，曾任延安八路軍總政治部敵工科幹部，當年受審查恢復黨籍時曾由朱德總司令親筆簽字作結論。1945年日本投降後，父親被黨派回東北，先後在撫順、吉林(市)、延吉公安局任職。1946年，在延吉公安局第一科(社會科)任科長的父親，介紹我老叔、18歲的李延俠參加了革命。當時，智姐記得，延吉監獄(當地稱江北大獄)剛剛回到人民手中，正缺人手，老叔曾有一段時間在延吉監獄工作。
1946年的五六月間，末代皇后婉容和末代王妃嵯峨浩(溥傑的日本妻子)等，被我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從吉林(市)轉送到延吉，就安置在延吉監獄。原來，1945年8月13日清晨，在蘇聯軍隊將佔領偽滿首都新京(長春)前夕，曾經不可一世的日本關東軍不戰自退，並向通化轉移。身體衰弱、終日與鴉片為伴的婉容，也由太監揹着，跟着偽滿康德皇帝溥儀的小朝廷，尾隨關東軍向東潰逃。8月14日，溥儀一行逃到了臨江的大栗子溝。8月17日，在大栗子溝日本人開的鐵礦住所，傀儡康德皇帝溥儀宣佈退位，“滿洲國”宣告滅亡。8月19日晚，溥儀在日本人的安排下，轉道奉天(瀋陽)準備逃往日本(在瀋陽機場被蘇軍逮捕)，就把婉容等家眷扔在了大栗子溝。不久，婉容等被我黨領導下的東北民主聯軍收容。
智姐回憶説，當年她雖然只有8歲，但家裏的事記得都很清楚。一天早上，老叔回家説：“皇后娘娘來了，昨晚上鬧了一宿，我也不能睡覺。”老叔説完，扒拉幾口飯，又到監獄上班了。他説的皇后娘娘就是末代皇后婉容。在那段日子裏，因看護婉容的僅他一人，老叔上班時間沒有規律，經常是一天一夜才回一趟家，回來每次都湊在奶奶耳邊説些什麼。智姐聽不清，但她記得老叔當年親口對家裏人説：“皇后娘娘自己住一個房間，身邊沒有人照顧，因抽不到‘大煙’，所以，一犯煙癮，她就連翻帶滾，又哭又叫，甚至把被褥和衣服都撕成了布條，精神很不正常。”奶奶聽了之後，十分同情，就對老叔説：“不管怎樣，人家也是皇后娘娘，一定要照顧好。她過去已經抽慣了‘大煙’，如今沒有了，肯定受不了，再折騰下去就沒命了。去找你二哥(我父親李延田)，就説我説的，給皇后娘娘點‘煙’，讓她安靜下來再説。”老叔特別聽奶奶的話，立刻找到在公安局任社會科科長的二哥李延田，説明了來意。其實，當時身為公安局社會科科長的李延田，可能負責婉容等的安置看護工作，他又派了自己的弟弟具體負責看護。為了不擴散影響，父親李延田親自用繳獲的大煙土熬成煙水，讓李延俠分時限量給婉容喝，減輕她的毒癮發作。由於當年仍處於國共兩黨爭奪東北的戰時狀態，因此父親李延田的真實身份(從事特工工作)是不公開的。恐怕到今天，也沒有人知道當年婉容喝的“大煙”水是誰給煮的。
在那段日子裏，為了照顧婉容，老叔李延俠沒日沒夜地待在監獄裏，整天吃不好飯，睡不好覺，胃病都犯了。那時，老叔的行動挺詭祕的，有一件事智姐當時覺得很奇怪：老叔下班回家，説領她出去玩兒。老叔騎一輛破自行車，沒有後支架，下了車就往牆上靠。這次老叔是騎車帶智姐去一家離市(縣)公安局不遠的飯館，是朝鮮族人開的。老叔進屋就問：“好了嗎？”服務員説：“沒好。”老叔對智姐説：“走吧，你自個回家吧。”智姐只好自己回到家。隔一兩天，老叔又騎自行車帶智姐去那家飯館，進屋仍然問：“好了嗎？”服務員回答：“好啦！”老叔進去拎出一個飯盒，用白包皮包上，放在自行車把上，又告訴智姐：“你自個回家吧。”智姐生了氣，回家對奶奶説：“奶，老叔下館子去了。”當時家裏窮，老叔又是“供給制”，是沒有工資的，奶奶又管得嚴，老叔哪有錢下館子？可是，奶奶聽了智姐的“告狀”話，沒驚訝也沒生氣，只是點點頭。現在想起來，老叔去飯館，可能是給婉容買好吃的，也可能按我父親李延田的吩咐，在送煮好的大煙水。可見，都是為了照顧好婉容，儘可能地減輕痛苦，延長她的生命。
智姐還清楚地記得：有一天早晨，老叔李延俠急急忙忙地回到家中，對奶奶説，皇后娘娘天沒亮就嚥了氣，死時也沒有親人在身邊。當時沒上班，獄門開不開，手續還沒辦。辦完手續，上了班才抬出去。不知是否領導有話，還是因為監獄條件太差，幾個犯人用炕蓆裹了婉容的屍體，抬到了監獄東牆外的水溝旁。
奶奶一聽老叔的介紹就急了，馬上囑咐老叔説：“這可不行，不管咋的，人家也是有身份的人，大清朝皇帝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皇后娘娘，人死了連棺材都沒有，這事説不過去。不管怎樣，也要弇裝入殮，有葬身之地。快去找你二哥(李延田)想辦法。”老叔聽奶奶這麼一説，也犯了難。他十分委屈地對奶奶説，現在這條件，棺材鋪早就關板(關門)了，上哪兒弄棺材去？再説婉容是個被推翻的封建皇后，誰還願意跟她“沾邊兒”？奶奶激動地説：“不行！不行！皇后娘娘活着富貴，死了也要安身，一定要弄口棺材給安葬了，延俠你要是不去找你二哥，我去！”
奶奶説話挺嚴厲，老叔扒拉幾口飯，出門就走了。奶奶在家裏等老叔的回信。因為老叔當年才18歲，又剛參加工作，弄棺材安葬婉容這麼大的事，他肯定自己做不了主。老叔一整天沒有回家，奶奶仍不停地念叨，盼着。下午三四點鐘，老叔回來了。向奶奶彙報説，又忙活了一大天，在監獄裏找到幾塊木牀板，和犯人一起釘了口棺材，雖然簡易，但還挺結實。他指揮4名犯人抬着棺材來到監獄東牆外水溝旁，打開棺蓋，又將裹屍的炕蓆打開，把婉容小心抬進棺內。其間還有什麼細節老叔沒有説，只講了婉容沒有什麼東西(遺物)隨葬，只有一杆黃色的煙槍是她生前喜愛之物，不棄不離，乾脆當做隨葬品放在了棺裏。之後，釘上棺蓋。老叔領着犯人，走了挺遠一段路，挖了個大坑將婉容安葬。老叔還説，皇后娘娘人不胖，抬着很沉，走了挺遠才挖坑埋的。這回埋得挺深，狗也扒不出，漲水也淹不着。奶奶聽了老叔的“彙報”，臉色方才舒展開來。接着，奶奶問，這個事(婉容安葬)還有誰知道，老叔説，此為“祕密安葬”，不能“聲張”，沒有什麼人知道，對幾個犯人已下了“死令”，不許對外説。奶奶才放下心來，又去燒香拜佛祈求保佑。
智姐講完這段往事後，在場的我和其他幾位姐姐都説我們李家為“皇后娘娘”做了一件大好事，做得“值”。這時，我玉姐(我大伯父之女李萬玉)突然想起一件更值得注意的事，她當場插話説，當年她曾經去過二叔(我父親)辦公室，是一幢舊式平房，室內有一排拉板式的格子，裏面裝被褥和物品。二叔沒在辦公室，勤務兵孫鳳鬆接待。玉姐看見桌上放了一個燈樣之物，就問孫鳳鬆：這是什麼？孫鳳鬆神祕地回答：“這是皇后娘娘留下的大煙燈，首長(我父親)指示登記入庫。”值此，在場的姐姐們都分析説，安葬婉容，老叔肯定向父親彙報了，父親同意了，大煙燈只是對婉容安葬的一個報告和證明。玉姐的回憶使我們將婉容的安葬和父親緊密地聯繫起來。
二
智姐(李萬智)、玉姐(李萬玉)對婉容安葬的經過的回憶，我們家人當然相信這全是真的，可是他人會怎樣看呢？為此，我亦作了詳盡的考證分析：智姐為省司法系統(長春監獄)退休幹警(科級待遇)，今年雖已72歲，但身體尚好，記憶清楚，無智力障礙;當年，即1946年，已經八九歲，應有完全之記憶，相信不會説假話，且此事曾在幾年前和老叔的大女兒李萬軍説過，他們均有證實。
玉姐(李萬玉)1932年生人，今年77歲，退休前是長春第十中學高中語文教員，為人直爽，一生“以德為教”。當年在父親辦公室看到的婉容遺留的大煙燈一事真實可信，至於大煙燈現在何處則不得而知。後來，我又見玉姐一面，玉姐談起當年告知大煙燈為婉容所用的勤務兵孫鳳鬆時説，他是永吉人，已去世。智姐所説奶奶李邢氏，是信佛之人，素來行善，且一貫實行家長制。他老人家讓老叔去找二哥(我父親)，安葬婉容，是在意料之內、情理之中。符合她老人家愛管“閒事”、“助人為樂”的一貫人生。
老叔李延俠在上輩人中年齡最小，雖比父親小十多歲，但做事踏實認真，解放後即擔任一定的領導工作，是説老實話辦老實事的老實人。因當年有劃清“階級界限”問題，相信對重新安葬婉容這如此“重大行動”，年僅18歲的他，絕不會個人貿然所為。一定是按奶奶的要求，前去“請示”了我的父親。至於老叔當年到底是什麼身份，在得知婉容安葬這件事情之後，我們(老叔之女李萬華)專門到敦化市委組織部查閲了老叔(離休前曾任敦化市交通局長)檔案。只見，在老叔的簡歷表上填寫“1946年3月—12月在延吉(縣)公安局司法科科員”。可見，老叔當年並不是延吉監獄的看守。因為按管理職能，未判刑之人不應收監，因此，也不應用監獄的看守。況且，當時是“戰時狀態”，我黨領導的東北民主聯軍(八路軍)正有計劃地從長春、吉林撤退。婉容雖在延吉監獄留置，不屬於收監，故不需用看守，是特殊時期應急之便，具體護管工作當然由公安機關(司法科)派專人了。而護送和管理職責應在公安局的第一科即社會科(戰時比較重要的部門)。
婉容遺體被扔在水溝旁，顯然父親當時並不知道。又獲重新安葬，顯然是經過父親李延田同意的。為何祕密安葬，是為不擴大影響。玉姐(李萬玉)在父親辦公桌上所見的、婉容所用的煙燈就是證明(煙燈和煙槍是配套的，缺一不可)。至於我父親李延田當時是否在延吉公安局社會科，查《中共長春黨史人物傳第十三卷》(中共長春市黨史研究室編，何景方著)中《李延田傳》寫道：解放戰爭時期，“他先後在我黨領導下的撫順、吉林和延吉公安局擔任社會科長”，“1946年1月，李延田回到闊別10年的家鄉(延吉)”。這裏，“延吉公安局社會科長”和“1946年1月”正好對應。檔案又記載：“1947年1月，調任額穆縣合併到敦化縣，李延田被任命副縣長，不久任縣長。”而老叔此時也離開延吉監獄、延吉公安局跟着父親去額穆和敦化縣了。我又翻到父親早年在筆記本中所寫的簡歷，也明確記載：“吉林省延邊公安局社會科長，1946年6月至12月。”
由此可以看出，1947年1月前，即1946年6月，父親李延田正在延吉公安局任社會科長，他作出決定，理所當然。老叔等人予以執行，將婉容重新安葬，也在職責之內、情理之中。至於父親上邊還有什麼人，不甚清楚。不過，按職責，此類事父親即有權作出決定。也許父親當時是“個人行為”，所以才讓老叔進行“祕密安葬”吧(由此推測完全可能，因為此過程至今未發現有官方登記)，因此，其後許多年父親和老叔也無需再提。查閲歷史資料又得知，1945年日本投降後，東北民主聯軍(八路軍)進入東北時，毛主席、黨中央曾經下達“妥善保護”愛新覺羅家族的命令，在力所能及的條件下安葬婉容，也是一個具體落實吧。
又聽智姐介紹，1946年延吉的公安局長正是父親當年由黨派去在東北軍學兵隊從事“兵運”工作的老戰友聶懷德(曾任吉林省高級法院院長)。父親自西安事變後，一直從事黨的祕密工作，而聶則受黨安排做其他工作，因而，初期父親職級晉升很慢。雖然擔任第一科(社會科長)，聶局長很多事都讓父親來決定。又查，當年，在吉林省委、省政府(1946年5月28日)即遷往延吉，可見延吉公安工作十分重要。
至於為什麼由老叔前去安葬婉容，我理解，由於當時延吉剛剛解放，人們對偽滿洲國充滿了仇恨，“恨屋及烏”，對婉容可能也會很有敵意，去看護管理和掩埋屍體，不太情願吧。這事只有老叔來幹了，因既有奶奶的囑託，又有我父親的“命令”，且不能對外聲張。老叔上了一宿夜班，又不顧疲勞擔當起重新安葬婉容的“任務”，很夠忙活，難怪下午三四點鐘才回到家。
現在，我和姐姐們又議論起婉容之死和進行安葬這件事，這麼些年怎麼從未聽長輩説過。我打電話問老嬸，老嬸不知道。老叔8個子女，也未有一個人知道此事。只是我問起老叔之長女李萬軍姐時，她説，前幾年曾聽智姐(李萬智)説過此事，也沒在意。由此可見，智姐絕不是偶然起意，而是“早就知道”，隨感而發。我的父親生前也從未説過此事。他就是這樣的一個人，生前從未向我們談過他英勇機智的特工經歷。老叔和父親做了好事都不願留名，這大概是家族的傳統。還有可能，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也怕政治上會受到“影響牽連”吧。文革後的1984年，老叔來長春時，智姐曾問他安葬婉容的事在文革中挨鬥時説沒説，老叔忙擺手説：“沒説，沒説，不知道，不知道，別再提了。”智姐也趕緊捂住了嘴。
事隔多年，我的父親已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老叔也於上世紀80年代逝去。安葬婉容的更詳盡情況已無從調查。在安葬婉容的事情上，我的家族無疑起了重要作用。然而，我想這絕不僅僅是“家族行為”，父親和老叔只不過是盡了責任，奶奶此義舉只不過反映了中國人之善良願望和仁愛之心。歸根結底，是黨的政策的結果。
三
以上關於婉容之死和安葬經過被重新發現，不免引起一系列史學研究問題。首先，是婉容病逝何地。王慶祥先生所著《婉容文繡傳》、安龍禎等著《末代皇后婉容》書中提到：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披露：“‘八一五’後，她(婉容)和我分手時煙癮已經很大，又加病弱不堪，第二年就病死在吉林了。”溥傑夫人嵯峨浩在她所著的《流浪的王妃》中提到：“婉容在曾經是朝鮮邊境的圖們，身邊一個親人也沒有的情形下，結束了她那悲劇的生涯”;李玉琴、李淑賢、王慶祥所著《末代皇后和皇妃》一書摘錄了李玉琴的回憶錄：“……部隊正在為解放全中國而南征北戰，帶着她極不方便，加上她當時又病重，生活不能自理，部隊到延吉時，只好把她留在那裏，以後聽説她死在敦化了。”此外，於友發著的《從皇帝到公民》一書，《故宮舊藏人物照片》中的記載及《國舅·駙馬·學者》等等書中的記述，也提出了當年婉容可能客死於吉林、通化、圖們、敦化、延吉等地。但現已查明，兵荒馬亂之際，上述説法都是傳聞，並未親見，因此皆缺乏有力的證據。而智姐和玉姐的回憶及我的考證，則再一次説明婉容當年確實病死於延吉監獄。
其次，關於婉容安葬經過。一種説法是：“用舊炕蓆卷着扔在北山上”(王慶祥在《溥儀和末代皇后婉容》一書中記載)，另一種説法則是“延吉監獄為她製作一口棺材”，“軍區衞生部張連長帶了一個排的戰士，手拿鍬、鎬在鐵道以南、帽兒山下的南山根，挖了個深坑。戰士們把婉容的棺柩頭靠長白山，依圖們江掩埋了，堆成一個高高的墳頭”(安龍禎等編著的《末代皇后婉容》一書中記載)。筆者以為，婉容死後“用舊炕蓆卷着扔在北山上”只説了一半，這一半也未完全説對，婉容開始是用炕蓆卷着扔在延吉監獄東牆外的水溝旁。2009年7月18日，我和智姐、玉姐等赴延吉，來到延吉監獄舊址，現已為延吉藝術劇場，旁邊立有紀念碑。我們沿着劇場的外圍，繞過延邊歌舞團等樓宇，由南向東，一直走到水溝邊。智姐肯定地説，老叔講的婉容先前用炕蓆裹着就應該是扔在這兒。後又用棺木裝着往前走(向東)埋的，前面是東山。陪我們來的姐夫楊立德(今年73歲)介紹説，我從小在這附近長大，一生未離開過延吉。監獄東牆外當年是埋(扔)死人的地亂石崗子，現在建起了一羣樓。他們的説法也和婉容安葬地相吻合。至於安葬的具體地點，可能在樓宇之中，也可能再往前不遠——東山角下。另一種説法重新安葬沒有指明。“軍區衞生部張連長帶了一個排”，這事不可能。安葬婉容，挖墓坑根本用不了一個排。另，婉容當時並不歸軍區看護，此事與軍區無關。
且當時是否已組建軍區，待查。如當時真有一個排參與婉容的安葬，也夠“隆重”的，這不符當時的歷史條件。並且，那麼多人蔘與安葬，其安葬地早就會有人指出，不至於直到現在仍是謎團一個了。智姐所説我老叔帶4個犯人前去安葬比較確實可信。這次經李家智姐和玉姐的回憶，等於“婉容安葬經過”被重新發現，不但進一步驗證了婉容的死地，而且更是填補了歷史上的這段空白，否定了“用炕蓆卷着扔到北山上”的説法，使愛新覺羅家族和郭布羅家族減少了痛心和遺憾，增多了心靈上的些許安慰。
第三，安龍禎等編著《末代皇后婉容》一書中，關於護守婉容的戰士和軍區衞生部李科長二人引起筆者注意，此二人與我老叔和我父親極有關聯，現摘要如下：
和吉林市不同的是，在延吉的監獄中婉容、嵯峨浩和嫣生分別被安排在不同的牢房裏。毓嵂、溥儉和毓岷和男犯人住在一起。婉容自己一人住在單獨的監舍內，位於獄中的第一個房間。姚殿君(書中寫該人為省公安局司法科副科長，其實當時“省公安局”未成立)同志回憶説，她當時不能行走，給她送去的飯菜也不吃，全都剩在牢房裏。毓嵂也回憶説：“當時婉容患病，精神失常，還要吸鴉片。公家(指東北抗日民主聯軍——作者)特地給她吸煙。除嵯峨浩照顧他以外，還有個犯人名叫周冷蘭，也經常照顧她的生活。”嵯峨浩最關心的就是皇后婉容，因為她和婉容不住在一起。所以，當她帶孩子嫣生外出玩耍時，她便向那位態度可親的戰士説：“我很不放心婉容皇后，能讓我去看看皇后嗎？”當時的嵯峨浩身着中國服裝，彬彬有禮地向戰士請求着。
“好吧，你去看看吧。”戰士也客氣地應允了嵯峨浩。但當嵯峨浩一走進婉容的牢房時就大吃一驚，只見婉容從牀上掉到了水泥地上，而且她已經不會動彈了。嵯峨浩對戰士説：“要是這樣，皇后就要死了，最好能讓她吃點東西才好。”戰士説：“她的房間那味臭得都進不去人了，誰走進去都會染上病的！”“請允許我走進她的房間，給她洗乾淨，只在用飯的時候去，行嗎？”嵯峨浩真是好心腸。
那個態度親切的戰士痛快地答應了嵯峨浩的要求。“那麼，你明天再來看她吧。”嵯峨浩次日剛走到婉容的房間時，就看見那位戰士正在打掃房間，婉容身上也只剩下貼身的內衣。嵯峨浩到洗衣房一看，放滿熱水的洋鐵水桶裏泡着婉容又髒又臭的衣服，由於失控的大小便污染婉容的衣服，真是臭氣熏天！以後，這位熱心的戰士常給婉容清掃屋子。嵯峨浩天天給婉容送飯，她回憶道：“她(指婉容)看見我就叫起一個宮廷侍女的名字，同時還説：‘把手提包拿來，洗澡還沒準備好嗎？’婉容臉上居然露出了一縷笑容又説道：‘快把衣服拿來，大家也要早做準備。’‘好！是要早一點，請先用飯吧！吃完了再換衣服！’我(嵯峨浩——作者)耐心地勸她吃飯。‘還不快把衣服拿來！’婉容還是那句話。此刻的婉容把嵯峨浩當成了李玉琴，她又想起了在大栗子溝李玉琴給自己洗衣、洗被的情況。所以，婉容高興地説：‘好！好！還是先吃飯’。於是，她真的開始吃飯了。住在“天一芳”飯店裏的吉林軍區衞生部的材料科李科長，時常用大鍋熬大煙。當時負責打更的張傳志同志好奇地問他：“熬那玩意兒幹什麼？”李科長答道：“這是蔣部長讓給‘皇后’熬的。”監獄把衞生部送來的鴉片，定時定量送給“皇后”。
通過以上摘錄分析，筆者認為，守護婉容的戰士即應為我老叔李延俠，因為，看護婉容的只有一名戰士，而老叔那段時間整天整宿不回家，其服務態度和熱心都是老叔所為。而那位軍區衞生部材料科李科長，即應似為我父親李延田。其理由如下：由於當時為“戰時狀態”，我父親的身份並未公開，以“軍區衞生部”名義，照顧婉容，較為合情合理，容易被接受。但對“軍區”、“衞生部”、“蔣部長”的提法尚需考證。軍區衞生部材料科李科長為婉容熬大煙水，和我智姐所講述二大爺(李延田)親自煮大煙水，吩咐老叔分次定量給婉容喂服之情節驚人地吻合。在當時情況下，對婉容的管理和治療應該是一致的，不可能再出一個“軍區衞生部”，故管理和治療事宜都應有公安局社會科負責。
至於婉容的安葬地，智姐聽老叔説，當年是在原用炕蓆裹屍的地方又向前(向東山)走了很遠才埋葬的，仍需進一步考證。能否尋到，仍然是一個歷史謎團，有待於完全破解;尋到之後，如何再進行重新安葬等，這一切則要靠組織、靠社會了。筆者願意會同相關部門、相關人員，以及愛新覺羅和郭布羅家族，繼續進行考察和勘驗，相信會有切實的結論。而且，應不會忘記作為重要物證——隨婉容一起安葬的那杆漂亮的“煙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