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皇十七年不僅僅是突厥再亂，隋朝與高句麗的關係也降至冰點，到了戰爭邊緣。十七年，隋文帝楊堅下詔切責高麗王，“明年，元率靺鞨之眾萬餘騎寇遼西，營州總管韋衝擊走之，高祖聞而大怒，命漢王諒為元帥，總水陸討之”，高麗與突厥同年與隋朝走向衝突，當不是偶然，突厥與高麗之間的關係，雖史無明言，但《隋書·突厥傳》的一條史料或許可為此提供些許信息，“先是高麗私通史啟民所”，此事雖記於大業三年，但兩國之間的交通應不是突然產生，筆者推測開皇十七年之際，高麗與隋的衝突當時東北亞局勢的聯動反應。隋文帝於開皇十八年征伐高麗開啟了此後數度東征之局，當此之時，山東人士對此事的態度值得深思。
“會議伐遼東，(高)熲固諫不可”，此係於“時太子勇失愛於上，潛有廢立之意”下，而此前上述突厥動亂，楊堅遣高熲伐突厥，“近臣緣此言熲欲反，上未有所答”。伐遼東與徵突厥兩事與高熲相連，穿插楊勇此時為隋文帝楊堅所惡，聯繫劉居士引突厥南下事，更加明晰太子集團與外族有牽涉。此外“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遼東為意，(劉)炫獨以遼東不可伐”，前面已經論及劉炫與楊勇的曖昧關係，而楊勇深為舊齊之地人物文化所陶染，筆者推測，高熲劉炫之不願征伐遼東，二人作為楊勇的支持者，又都是山東人士，這應就是楊勇政治態度的反應。前面已經提及楊勇與突厥之間的曖昧關係，緊接着發生的隋朝與高麗的衝突之下，支持楊勇的山東人士出面反對，是否也暗示着楊勇、山東與高麗的某種牽連？筆者推測其間存在可能。
墓主韓暨父韓詳在北魏末年的動亂中被高麗擄至遼東，韓暨應該也在被擄之人之中，從墓誌可以看出，高麗一方對韓詳極為優待，授官任職，雖然沒有就職，但韓家父子在高麗的這段時間，應該對高麗有了很深的瞭解，建立起某種關係可想而知。
隨後韓詳率眾五百餘户歸齊，可見在高麗的漢人為數不少，歸齊後韓暨頗為北齊當朝看重，墓誌中出現的崔季舒和斛律金都是高歡的心腹重臣，韓暨出仕極有可能進入了北齊的核心圈，處理北齊與東北亞之間的交往。而他入隋之後在開皇初期的任職也都是與此相關，前面我們已經論述到，太子楊勇在開皇初曾兩度出鎮山東舊齊之地，對山東人士大相接引，山東人士對楊勇也頗為傾心，像韓暨這樣一個可以進入北齊高層的名士，自然也不會為楊勇忽略，墓誌雖為明言，但筆者推測，“衣纓世載，蟬冠相習，毗贊六條，儒宗王邑”的韓暨和同樣來自河北的當代儒宗劉炫、劉焯一樣，也應該進入了太子楊勇的徵召之列。
且韓暨既以善撫東夷，對東北事務極為熟悉而著稱，蓋因其早年隨父入高麗而為高麗一方所重有莫大關係。韓氏歸齊之時所率五百餘户中，像韓暨這樣的人物應該也不在少數，那麼除去這歸齊五百餘户，是否仍有被留在高麗的山東之人便可想見了，此外高熲作為開皇重臣，其族屬也頗值得懷疑，“高熲字昭玄，一名敏，自言渤海蓨人也。其先因官北邊，沒於遼左。曾祖暠，以太和中自遼東歸魏，官至衞尉卿”，高熲自言渤海高氏，其並非山東高門可知，而從其祖曾沒於遼左一語來看，遼左乃高麗之地，疑其出自高麗高氏。如此一來，筆者臆測山東舊齊之地通過這樣一條紐帶與以高麗為代表的東北之間存在某種聯繫，而與山東相得的楊勇便通過這種方式將其勢力延伸至東北亞。
那麼楊勇與高熲、劉炫之不願征伐高麗的態度或可從中得以解釋。而其與高麗之間的曖昧與攜突厥以自重便如出一轍。這一點從韓暨墓誌似亦可證，上引錄文中提到，開皇十年，韓暨被從東北敕追入朝，理由是其久在邊疆，勞苦功高，命入朝將養。開皇十年正是隋朝南平陳之際，據考，隋文帝與楊勇的矛盾漸顯正是在開皇十年左右。而也正當此之際，隋麗關係出現了某種破裂，“開皇初，頻遣使入朝。及平陳之後，湯大懼，治兵積穀，為拒守之策”。在十年之前，隋麗關係尚屬和諧，其中應有韓暨這類人物從中調和之功。但正當雙方關係惡化之時，韓暨卻被調回中央，令人頗為不解。若將隋文帝與楊勇的矛盾置於這條線上，或可得以解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