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5月前後，中央已提出要爭取傅作義。當時華北局城工部派地下黨員曾平到天津《大公報》找傅冬菊，要她做傅作義的工作。傅冬菊向我們彙報了這個情況，我們對曾平毫無所知，覺得如此重大的事情應該通過組織系統來安排，就決定讓傅冬菊不必答覆曾平。到1948年11月初，人民解放軍解放了瀋陽，東北野戰軍即將入關解放平津。城工部的劉仁同志專門派撤退到城工部的南系地下黨黨員回來傳達指示，説北平很快就要解放，為配合解放，黨中央決定找傅冬菊做爭取傅作義的工作;平津南北地下黨立即合併。
根據劉仁同志的指示，南系地下黨學委立即把傅冬菊從天津《大公報》調來北平，全力做爭取傅作義的工作，同時又佈置職業青年支部書記李炳泉通過他的堂兄、“華北剿總”聯絡處長李騰九做傅作義的工作，並調來周毅之做傅冬菊的聯絡員，以便隨時同傅冬菊聯繫。
我是城工部與傅冬菊之間的聯絡人
當時，傅冬菊每天都到傅作義的辦公室觀察情況。我每天同傅冬菊會面一次，她向我彙報傅作義的情況。然後，我將傅作義的情況報告給城工部。傅冬菊在與父親傅作義談的時候，一再勸傅作義要跟共產黨談判，不然沒有出路。當時，傅作義提出：“共產黨裏面我就相信兩個人，一個是王若飛，一個是南漢宸。”我們琢磨他的意思是想讓南漢宸來跟他談判。我們認為這個情況很重要，就發了電報報告了城工部。
傅冬菊根據城工部指示跟傅作義擺明，要麼投降，要麼起義。但是傅作義都不接受，他説：“起義，我就對不起蔣先生;投降，我傅作義的面子太難看了。”當傅冬菊向傅作義提出希望他放下武器，與共產黨合作，接受和談，和平解放北平時，傅作義很有政治經驗，怕是“軍統”“中統”特務通過他的女兒套他話，於是就追問：“是共產黨還是‘軍統’？你可別上當！”傅冬菊肯定地回答：“請爸爸放心，我們的同學，是真共產黨，不是‘軍統’。”傅作義告訴傅冬菊：“你每晚從我這裏回家是否有人跟蹤？一定要當心！”又問：“你是不是參加了共產黨？”傅冬菊説：“我還不夠格。”在談判時，傅作義還一再讓我們把電台放到他那裏，説放到外面不安全，我們沒敢答應。
1948年12月10日左右，解放軍攻佔豐台。第二天傅冬菊告訴我，傅作義昨夜兩三點從位於萬壽路的“剿總”總部跑回中南海，因為事先一點兒情報也沒有，解放軍就突然出現在豐台了。傅作義對傅冬菊説：“迴天津去，你在這兒礙事。”傅冬菊表示鐵路都斷了，無法回去。傅作義説派飛機送她回去。傅冬菊説：“我是你的大女兒，現在你遇到這麼大的困難，我還得陪着你，不能離開。”對這些情況，我們都隨時向城工部作了彙報。此外，北平地下黨通過多種途徑對傅作義施加影響。當時，曾由北平地下黨學委祕書長崔月犁，請出傅作義的老師劉厚同勸説傅作義放下武器。鄧寶珊當時是國民黨“華北剿總”副總司令兼榆林地區國民黨軍司令。鄧寶珊與崔月犁曾多次接觸，並多次出城與我前線總指揮部商議起義的具體條件和細節問題。
傅作義最終同意和談
經過傅冬菊反覆勸説，在解放軍攻佔新保安、張家口的壓力下，傅作義被迫同意派代表同地下黨的代表談判。開始談判時，我們考慮還要李炳泉通過李騰九做傅作義的工作，決定派《益世報》記者劉時平為地下黨的談判代表，同傅作義的代表李騰九進行談判。劉時平也是西南聯大同學，他是綏遠人，同傅作義“華北剿總”的人比較熟悉。在談判進行中，劉時平因一件涉及民主人士的案件被捕，我們又改派李炳泉為談判代表。經過雙方商定，傅作義派崔載之為代表，由李炳泉帶領，於1949年1月13日出發，一同到解放軍前線司令部談判。崔載之是平明日報社社長，深得傅作義信任。傅作義通知其政工處長王克俊挑選可靠人員做好祕密出城的安排。我們通過地下黨的電台，把李、崔出城的事報告城工部。根據城工部佈置，我們安排李、崔二人坐吉普車從西單出發，經廣安門到豐台，由解放軍派人將他們送到解放軍平津前線司令部。後來傅作義又調來周北峯、鄧寶珊，幫助做和談工作。
在談判過程中，有些問題同傅作義的意見還有距離，遲遲未能達成協議。在這種僵持的局面下，黨中央決定先攻打天津，對傅作義施加壓力，從1月14日發動進攻，只用29小時就打下了天津。這時傅作義着急了，提出要立即同共產黨談判，表示解放北平可以迅速達成協議，還説天津其實也可以不用打。1月15日，傅作義派出的和談代表——國民黨“華北剿總”副司令鄧寶珊和周北峯到解放軍平津前線司令部談判，雙方達成和平解放北平的基本協議。1月21日，傅作義在北平召開高級軍官會議，宣佈接受和平改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