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同印度的戰爭也是一場政治鬥爭，真正的目標不是尼赫魯，而是在幕後陰謀反對中國的美國和蘇聯。至於尼赫魯，毛澤東想通過給他一記“重拳”，把他從美國和蘇聯的影響中喚醒，這樣他就能恢復理智從而結束戰爭。
這不是否認，也不是健忘，但是中國人從來沒有因為在1962年對印戰爭中獲勝而沾沾自喜。在中國，沒有人談論這場衝突，也沒有建博物館和紀念碑來彰顯民族自豪感，這與東京的靖國神社完全不同。
靖國神社使中國人感到難受。他們看到，在那裏曾經的戰犯被奉為“戰爭英雄”。這些戰犯在南京於1937年落入日本軍隊手中之後對無辜公民進行了強姦和屠殺。在中國，沒有人做出類似事情，拿1962年的印中衝突來羞辱印度。
“中國從來不想羞辱印度，但是在印度國內卻一直被誤解。”1956年到北京從事文字編輯工作的姚納基·巴拉布説，“我的中國朋友為兩國不得不訴諸戰爭感到難過。那場戰爭並沒有改變普通中國人對印度的熱愛和尊重。”中國政府專家聽起來幾乎像是為取得這場戰爭的勝利表示抱歉，他們傾向於用一種在印度幾乎從來沒有過的方式來解釋這場戰爭。這從過去幾十年來中國報紙上的幾篇文章中可以得到體現。
中國社科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副祕書長洪源去年6月在《環球時報》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寫道，中國領導人毛澤東認為這場同印度的戰爭也是一場政治鬥爭，真正的目標不是尼赫魯，而是在幕後陰謀反對中國的美國和蘇聯。至於尼赫魯，毛澤東想通過給他一記“重拳”，把他從美國和蘇聯的影響中喚醒，這樣他就能恢復理智從而結束戰爭。
北京更傾向把達賴喇嘛1959年逃到印度，甚至1962年同印度開戰的原因歸咎到美國頭上。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劉學成曾經表示，美國中央情報局支持西藏叛亂、印度收留達賴喇嘛以及印度支持“西藏流亡政府”，最終演變成誘發1962年邊界戰爭的原因之一。劉學成説：“隨後中印關係從兄弟朋友急劇下滑，朝着敵對和對抗的方向發展，進入持續近20年的冷戰時期。”
劉學成表示，(現在)局勢已發生變化，“中國和印度不會對彼此構成威脅，它們的共同利益遠遠超過分歧。良好的中印關係會帶來雙贏局面，而對抗關係則會讓雙方成為輸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