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當天，王景芳的長官劉多荃擔任捉蔣行動總指揮，而身為軍官的王景芳則按照命令指揮所在連隊包圍驪山華清池。他參與了那場改變中國歷史走向的“凌晨槍戰”，他親睹了曾經兵強馬壯的東北軍一夜之間的四分五裂……
只一個鐘頭蔣介石衞隊全被幹掉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凌晨4時許，酣睡中的蔣介石突聞槍響，在兩名侍衞攙扶下倉惶從華清池五間廳後窗逃跑，藏於半山腰一虎斑石東側的石峽洞後，後被搜山部隊發現扶持下山。
當時，王景芳是上尉副連長，奉命帶兵控制華清池外圍。雖説“服從命令是軍人的天職”，但接到去抓蔣介石的命令時，王景芳大吃一驚。“我一個上尉副連長只管聽命令，但聽到去抓蔣介石？我還嚇了一大跳呢！我們的校長張學良，膽子也忒大了吧？ ”
直到今天，王景芳想起西安事變那天的槍戰場景還後怕，“那天晚上，槍聲四起，蔣介石的衞隊都是駁殼槍。可我們都是用的捷克式輕機槍和7.9毫米口徑中正式步槍。激戰近一個鐘點，蔣介石的衞隊都被我們打死了。 ”
第二天，王景芳和其他人因好奇去蔣介石的住處看看。“牆上、窗子上，盡是槍眼兒呢！按理，事變第二天，驪山、華清池都戒嚴了，誰都不讓靠近的，可是，我們都是東北軍的呀，就悄悄地去瞧瞧。 ”
等到了蔣介石房間的門口，把門的不讓進，幾個軍官大罵，把門的一看，這羣人氣勢洶洶，還都是當官的，又是東北軍自己人，就敞開大門聽之任之了。
“我們這些小軍官進去就不老實，有的拿條毛巾，有的拿一條毯子，那上邊有槍眼兒呢！留個紀念！是蔣委員長用過的。 ”王景芳回憶道。
2009年12月26日，作家方軍在天津採訪過一位原東北軍的老軍官的家屬。老軍官叫陳維剛，在劉多荃部當上校。西安事變時，陳維剛到蔣介石住過的房間裏拿走一條軍毯，因為軍毯上面有一槍眼兒。新中國成立後，劉多荃當上全國政協委員，還專門去天津看過陳維剛。
“中央軍”發十塊錢雜牌軍只給五塊
方軍曾向王景芳老人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您是否贊成捉蔣介石？”王景芳回答： “我是東北人，眼看着日本人佔領東北，當然希望張學良逼蔣抗日。西安事變後，蔣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同抗日’的主張，東北軍終於要開赴前線抗日了，就衝這點，東北軍官兵還是高興的，打回老家去嘛！ ”
王景芳説，西安事變是被逼出來的，蔣介石不光對東北軍另眼看待，對所有地方勢力、雜牌軍，都認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所以，不僅不撥供給，還想方設法削弱排擠，必欲滅之而後快。
二十九軍在盧溝橋一帶英勇抗擊日軍，大刀隊殺得日軍鬼哭狼嚎，但就因為是西北軍，處處遭到蔣介石打壓。宋哲元部孤軍奮戰，彈盡糧絕，幾乎整營整團打光。最需要援助的時候，只有蔣介石的“口頭嘉獎”，卻得不到“中央軍”的一點實際支持。實在頂不住了，宋哲元被迫率殘部南撤，面對的竟是自己人黑洞洞的槍口！裏外夾擊下，宋哲元只得沿黃河西撤，到山西后，又備受閻錫山的排擠。這位在喜峯口、盧溝橋和北平抗擊日寇侵略的愛國將領，終於被蔣介石逼得精神失常了。
1940年4月，宋哲元在四川綿陽病逝後，八路軍朱德總司令和彭德懷副總司令在給他的輓聯上寫道：一戰一和，當年變生瞬間，能大白於天下;再接再厲，後起大有人在，可無憂於九泉。這些“後起之人”，指的是出自二十九軍的張自忠、何基灃等愛國將領。
“七·七”事變爆發後，二十九軍一七九師師長何基灃因寡不敵眾在泊鎮突圍，率部撤到大名府。日軍的追擊部隊尾隨而至，一七九師的將士們視死如歸，與敵血戰三天兩夜，大名府終因一七九師彈盡援絕而失守。何基灃悲憤已極，仰天長歎：“敵人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抵抗政策！ ”他痛感報國無門，拔槍自戕，不惜一死以謝天下。但自殺未成只打傷了左肺，被送進醫院搶救脱險。
二十九軍老兵王世江回憶説：“我們突出重圍後，匯合了部隊向南撤退。我是個傷兵，到黃河南岸總該可以了吧？他們竟連傷兵也不許過去治療。蔣介石排斥異己的做法，在二十九軍將士中引起極大的憤慨！蔣介石派特務乘坐鐵甲車，打着馮玉祥的名義，説是到前方督戰，在連鎮車站停着。我和被打瞎左眼的一班楊世亨被連裏士兵強行抬上鐵甲車。特務們怕發生兵變，不得不把我們幾個重傷員帶到濟南。到處是河北逃難來的難民，他們無依無靠，行乞度日，傷兵雜在難民中根本無人過問。而國民黨軍要員只顧自己逃命要緊，誰來管我們幾個叫花子似的傷兵！我們託人情，苦苦哀求，才能在濟南市協和醫院掛上號。一個醫生一打開我臂上纏的裹腳帶，臭氣四溢，傷口裏的爛肉膿血中已經生蛆，蛆蟲四處亂爬。醫生掩着鼻子皺着眉，十分武斷地説：‘必須把胳膊鋸掉！ ’抗日戰士怎麼能沒有胳膊？不得已，我們含恨離開濟南。 ”
王世江等人逃離濟南之後，打聽到兗州有個第三醫院。楊世亨架着他上了火車到了兗州，住進第三醫院。在醫院裏，看到蔣介石嫡系部隊的病號住在整齊乾淨的房間裏，而東北軍、西北軍這些從抗戰前線下來的重傷員卻擁擠在鋪着麥草的地鋪上。嫡系部隊的病號每天吃大米白麪，而“雜牌軍”傷員卻連粗糧都不管飽。嫡系部隊病號要什麼藥有什麼藥，雜牌軍從前線回來的士兵每天只能用消毒水和鹽水洗傷口。最令人難忘的是那年的“雙十節”，慰問傷病員時，給嫡系部隊的病號每人發十元錢，給“雜牌軍隊”的傷員每人發五元錢，扣了一半！
由於“雜牌軍”在醫院受到排斥，激怒了傷員，東北軍和西北軍的傷員聯合起來，砸了醫院，打了院長。大家就是要爭這個理，憑什麼都為抗戰流血犧牲，都是保家衞國，卻人分三六九等？難道雜牌軍官兵就不是人？之後，凡能行動的傷兵大部分都離開了醫院。王世江因為參加了這次活動，雖然傷未痊癒，也實在難繼續住院治療，便隨之自動出院歸隊。
蔣介石不發動人民羣眾起來抗日，害怕人民羣眾起來危及他的獨裁政權，認為羣眾不過是一幫烏合之眾。但實際上，人民羣眾在抗戰中表現出來的覺悟之高令世人感佩讚歎。老戰士沈甸之回憶説，盧溝橋事變爆發後，二十九軍傷亡慘重，大量傷兵被運往後方。一天下午，他們隊裏的四個同學護送兩車傷員進城，行經板壁店時，把在馬路上跑來跑去的一個小男孩軋死了。車子停下來，羣眾馬上圍上來，堵住了前進的道路。孩子的父親聞訊從家裏跑出來，一看車上拉的都是傷員時，把右臂一揮，大聲喊道：“你們快走！ ”當這四位同學回來講述這件事情的原委時，大家都情不自禁地流下感動的熱淚。
蔣介石的倒行逆施，使東北軍、西北軍的廣大愛國官兵看清了國民黨政權的腐朽本質，於是紛紛踏上革命的道路。王世江出院後，眼見部隊減員嚴重，蔣介石又不給補充，比較之下見真偽，王世江覺得，只有跟共產黨走，參加八路軍才是光明的前途。而和他想法一致的二十九軍官兵，當時大有人在。 1938年11月1日，王世江祕密參加了共產黨，邱曉亭是他的入黨介紹人。
1939年，一七九師師長何基灃也祕密加入共產黨，和王世江在一個支部，何基灃和王世江當時都是我黨的祕密黨員。後來在淮海戰役中，何基灃率部起義，使得國民黨軍的運河防線裂開一大缺口，為解放軍的三個縱隊迅速渡過運河，切斷黃百韜兵團與徐州的聯繫，贏得了寶貴的時間。而黃百韜兵團的覆滅，吹響了我軍淮海戰役的勝利號角！
前有東北軍的西安事變，後有西北軍的臨戰起義，與其説東北軍、西北軍與蔣介石心懷二心，還不如説是被蔣介石給逼反的！
羣龍無首東北軍兄弟相殘
西安事變後，張學良護送蔣介石回南京，蔣介石背棄承諾不放張學良回西安，東北軍內部四分五裂，自相殘殺。王景芳感歎道：“張學良和蔣介石走了！這下可是亂套了，羣龍無首了！ ”
張學良被軟禁後，東北軍內部立刻分裂為“主戰派”與“妥協派”兩大陣營。孫銘九是張學良的副官，是“主戰派”的核心人物。孫銘九揚言：“如果不放張學良，我帶手下30萬人投靠共產黨！”而作為“妥協派”的王以哲，則堅持認為，東北軍必須與蔣介石合作，才有出路。
1937年2月2日，孫銘九、苗劍秋、應德田等人召開會議，決定除去東北軍上層的妥協派，徹底改造東北軍領導核心。王景芳説，孫銘九視王以哲為叛徒，和王以哲同坐一輛車時，在車裏將王以哲打死了。隨後，孫銘九等人指揮的特務團在西安城內四處搜尋追殺東北軍的所謂妥協派。不僅王以哲遇害，就連對軍政決策並不起重要作用的原西北剿總參謀處處長徐方、交通處長蔣斌和副處長宋學禮等亦相繼被殺。何柱國等最主要的主和首領，因事先得到消息躲入楊虎城的公寓，才倖免於難。
回首這段悽慘往事，王景芳感歎説：“1937年的‘二·二’事件極大地分化了東北軍，蔣介石迅速利用這一時機，將東北軍這個“中央軍”之外的中國最大的軍事集團消融於無形，曾經威風八面的東北軍自此滑入了覆滅的軌道！ ”
1937年2月3日，駐蒲城的東北軍騎10師首先叛變，將楊虎城在蒲城的民團全部繳械。幾乎與此同時，駐周至、眉縣的東北軍106師也宣佈效命南京，脱離西安。接着，過去深為張學良所信任的東北軍105師劉多荃部也轉而與潼關“中央軍”接頭，逮捕和槍殺曾經積極協助張學良聯共的高福源等少壯軍官，反過來向西安方面警戒……先是“主戰派”打殺“妥協派”，隨即，在蔣介石的買通串聯、封官許願與軍事威懾下，“妥協派”又轉守為攻，扭轉被動局勢反佔上風，東北軍就這樣被分化瓦解，西北“三位一體”的局面已難以維持。
幾天之後，蔣介石就作出決定，所有宣佈忠於中央的東北軍部隊仍留原防不動，其餘東北軍則被東調豫皖，接受整編。1937年2月8日，“中央軍”開入西安。次日，顧祝同率西安行營人員正式進駐西安。隨後，紅軍與東北軍、十七路軍分別開始與顧祝同談判，“三位一體”事實上已趨於瓦解。至1937年3月初，東北軍正式開始東調。不久，十七路軍總指揮部也被撤銷，楊虎城被逼出國。
國難當頭，東北軍還在自相殘殺。想起這事，王景芳到今天心裏還覺得難受，“西安事變後，近20萬東北軍羣龍無首，並在主戰主和問題上發生嚴重分歧，最後竟發展到內部殘殺。真是親者痛、仇者快！蔣介石也不是勝利者，最終漁翁得利的，是日本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