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改革是歷史上一場非常重要的改革,北魏也由此鞏固了其在北方的統治,但是也難免有其積極意義和消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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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
1、北方社會經濟有了明顯發展:農業生產工具得到改進,興修水利、開墾荒地,糧食產量增多,畜牧業得到發展。手工業生產日益活躍,商業活動也日趨活躍。
2、政權封建化加速:遷都洛陽以後,鮮卑統治者接受了漢族先進文化制度,大大加速了北魏政權的封建化程序,對北魏社會政治生活乃至整個中國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3、促進了民族的交流和融合:北魏孝文帝改革不僅緩和了民族矛盾,鞏固了封建統治,更促進了民族的大融合,為結束長期分裂局面,重新走向國家統一奠定了基礎。促進了民族大融合。
孝文帝的改革是北魏政治、經濟發展以及鮮卑族進一步封建化的必然結果。但從另一方面,孝文帝的改革也促進了北魏政治、經濟的發展,體現了民族融合的巨大作用。鮮卑族用武力征服了漢族及其他少數民族,但卻不得不被漢族較高的文化所征服,並從中吸收了漢族文化精華,更加促進了自身的發展、鞏固了封建統治。同時漢民族也從中吸收了鮮卑族文化中優秀的部分,使自己的發展更為完善。
孝文帝的改革體現了民族融合的巨大推動作用。整個中華民族的文明就是各個民族不斷交流、融合所產生的,中華民族是一個大家庭,我們應該具有高度的民族凝聚力與民族情感,懂得民族間的尊重與友愛。然而孝文帝的改革也遇到了鮮卑舊貴族的強烈反對,在孝文帝的堅決鎮壓下才保證了漢化政策的推行,鞏固了改革的成果,由此也可見孝文帝改革的勇氣與決心以及高瞻遠矚的改革眼光。
負面
一度因改革而強盛的北魏王朝,在孝文帝死後僅30餘年便迅速地分崩離析,走向滅亡了,這事實本身就很自然會引起歷史學者對孝文帝改革(尤其是他的漢化措施)的作用與意義進行深層次的思考,並形成不同的看法。因此,對孝文帝改革持否定態度者也不乏其人(儘管僅佔少數)。早在古代,批評孝文帝漢化政策的言論就多見於有關典籍,馬端臨、葉適、王夫之、趙翼等人均在自己的著作中斥責孝文帝遷都洛陽、推行漢化,是“好名慕古而不實見國家大計”[7] ,強調“國勢之衰,實始於此。一傳而宣武,再傳而孝明,而鼎祚移矣”[8] 。指出孝文帝是典型的虛偽之徒,“拓跋巨集之偽也,儒者之恥也。夫巨集之偽欺人而遂以自欺久矣”[9] 。
當代,對孝文帝漢化改革持否定意見的論著明顯增多。陳漢玉《也談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中國史研究》1982年第4期)、郝松枝《全盤漢化與北魏王朝的速亡──北魏孝文帝改革的經驗與教訓》(《陝西師範大學學報》2003年第1期)、趙向群等《孝文帝的漢化政策與拓跋民族精神的喪失》(《許昌學院學報》2003年第6期)等論著,就是其中的代表者。
其主要觀點是:一是孝文帝改革的思想和內容是恢復禮樂,是“迂腐的儒化”,“消極的漢化”,學來的主要是漢文化的糟粕,漢人的繁縟腐朽。二是孝文帝的改革不但沒有振興北魏,反而加速了北魏國家和拓跋民族的衰亡。認為孝文帝漢化改革,丟掉的是拓跋的長處──勇武質樸,削弱了北魏的軍事力量,這是孝文帝終不能強大魏國的重要原因。三是孝文帝推行的不加揚棄的全盤漢化,尤其是大定族姓,移植門閥士族制度,這使得尚無文化積澱的鮮卑拓跋貴族迅速腐化,這嚴重消蝕了北魏統治者的銳氣與活力,激化了社會矛盾與衝突,致使北魏統治迅速由盛轉衰,歸於滅亡。總之,孝文帝的漢化改革不適合北魏國家的國情和族情,是北魏政治危機的開端,北方的革命性完全被南方的虛腐性所取代,其教訓是極其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