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湘軍最高統帥，曾國藩一年淨收入可達五千四百兩，帶兵十二年，合法工資收入可達六萬四千八百兩。何況他又擁有絕對的財政權。湘軍軍費的發放，全靠他一支筆。從咸豐三年創建湘軍到同治七年戰事基本結束，曾國藩先後支出軍費三千五百萬兩左右，由於沒有正規的財政制度，曾國藩完全可以上下其手，大筆納入自己的腰包。如果曾國藩稍有貪念，則十多年軍旅生涯，積累百萬資財實在是太輕鬆的事。
但曾國藩卻沒有因此而發財致富。雖然可以支配的金錢如沙如海，他寄回家裏的錢，卻比以前當京官時還要少了。從軍之後，他每年寄回家中的銀兩，大率在一百兩之數，低於他清苦的京官時期。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出山帶兵時所發的那個“不靠當官發財”的誓言。曾國藩在家信中這樣説：“餘在外未付銀寄家，實因初出之時，默立此誓，又於發州縣信中，以不要錢不怕死六字，明不欲自欺之志。”
當然，發誓在軍中“不要錢”，並不只是為了保持個人的清名，更重要的原因是曾國藩深知廉潔對戰鬥力之重要。只有立定“不要錢、不怕死”之志向，才能組織起一支真正有戰鬥力的隊伍。
那麼，曾國藩自己的合法工資，都用到哪了呢？
第一是用於軍隊開支。咸豐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夜，他在給曾國荃的信中説：“餘有浙鹽贏餘萬五千兩在江省，昨鹽局專丁前來稟詢，餘囑其解交藩庫充餉。”
第二個方向是用於地方公益事務。家信中有多次記載，他寧肯把收入捐給戰區災民，也不送回家。咸豐八年正月十四日，他居鄉期間，曾指示弟弟曾國荃，在應酬及救濟紳士百姓上，要放手花錢。
寧可把大量錢財用於施捨他人，也不寄回家裏，除了不靠做官發財之誓言外，曾國藩還有更深入的考慮。曾國藩有一個獨特的金錢觀：奢侈的生活環境不利於子孫的發展。
他曾在家信中説：“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無一不與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貴習氣，則難望有成。”他説他決不“蓄積銀錢為兒子衣食之需，蓋兒子若賢，則不靠宦囊，亦能自覓衣飯;兒子若不肖，多積一錢，渠將多造一孽，後來淫依作惡，必且大玷家聲。”
所以，他不多寄銀錢回家，也是擔心家風因此而壞。他在家信中説得很明白：“吾不欲多寄銀物至家，總恐老輩失之奢，後輩失之驕，未有錢多而子弟不驕者也。”
這一思想是曾國藩教育觀念的一貫基礎。所以他在給曾國潢、曾紀澤的家信中，對後代的生活作風反覆絮言。然而曾國潢對曾國藩的這些話，執行得並不到位，曾國潢自認為作為湘鄉“第一鄉紳”，他生活已經十分節儉了，但在曾國藩看來，他在許多地方浪費了銀財。咸豐六年三月，曾國潢因事在省城向李仲雲家借銀二百兩，事後希望曾國藩代為償還。曾國藩寫信拒絕，要求家中賣地償還此項：“前三月間，澄弟在長沙兑李仲雲家銀二百兩，刻下營中實無銀可撥，只得仍在家中籌還。前年所買衡陽王家洲之田可仍賣出，以田價償李家之債可也。”
因為這件事，再加上前年衡陽買田的舊賬，曾國藩對曾國潢十分不滿，咸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致曾國潢的信中説了十分重的話：“澄弟與我湘潭一別之後，已若漠然不復相關，而前年買衡陽之田，今年兑李家之銀，餘皆不以為然。以後餘之兒女婚嫁等事，弟儘可不必代管。千萬千萬！”
從萬眾期待到千夫所指，袁世凱本有機會成為“中國之華盛頓”，卻最終成為舉國唾罵的“竊國大盜”，在眾叛親離中羞恨而死。相傳袁世凱彌留之際的最後一句話是：“他害了我。”“他”是誰？有人説是一心想當“皇太子”的袁克定，有人説是一心想做“帝王師”的楊度，也有人説是袁世凱自己的帝王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