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究竟為什麼冒險扣蔣，又轉而決定放蔣，説法甚多，海外一種比較盛行的説法就是把張學良説成是受人欺矇，直到扣蔣後方才發現自己之幼稚、魯莽，因而悔悟。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要算是蔣介石《西安半月記》中12月14日“日記”中記述的張學良的一段談話了。據蔣説，當日晨張學良淚流滿面而來，半晌無語，自行退去。正午又來，再流淚稱：
委員長之日記及重要文件我等均已閲讀，今日始知委員長人格如此偉大，委員長對革命之忠誠與負責，救國之苦心，實有非吾人想象所能及者，委員長不是在日記中罵我無人格乎？餘今日自思，實覺無人格，然委員長以前對部下亦如太簡默，如餘以身獲知日記中所言十分之一二，則此次決不有如此輕率鹵莽之行動。現在深覺自己觀察錯誤，既認識領袖人格之偉大，即覺非全力調護委員長，無以對國家。
按照蔣介石的這一説法，張學良自事變之次日，即13日就已經讀過蔣介石的日記和重要文件，發現蔣早在祕密準備抗日，因而開始悔悟，決心全力保護蔣介石並千方百計要將蔣安全送回南京。於是，更衍生出一些極端的説法，説張學良一再向蔣介石、宋子文等表白自己與楊虎城不同;張學良當時主和，楊虎城主戰;張學良竭力保蔣安全，楊虎城堅持扣蔣甚至試圖對蔣不利，等等。
此種説法雖有張學良20世紀50年代發表之《西安事變懺悔錄》等可為參照，但因蔣、張兩文均系事後特殊背景下的產物，且有由人捉刀之嫌，其可靠性頗足懷疑。而且，縱使真有蔣介石準備抗日之日記及相關之文件存在，其對張學良思想觸動如何，亦值得考慮。因為，還在1935年10月中旬，南京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部即派熊斌分別向西北國民黨高層軍政要員“宣述參部對日計劃”，1936年7月中旬，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蔣介石又有表示一旦到“最後關頭”一定抗日的報告，這些張學良早就一清二楚，他如何會讀了蔣準備抗日的日記突然間感動得淚流滿面？
其實，説張學良自事變第二天就因為看到蔣介石的日記等轉而深感悔悟，相信自己在抗日問題上錯怪了蔣，以致與楊在和戰及對蔣問題上態度衝突，與我們今天看到的各種第一手的文獻史料所記述的情況也是完全矛盾的。至於一些研究者堅持説，張學良在12月14日至18日之間“心理惶惑”、猶豫動搖，而因17日周恩來等來到西安，態度“又突趨強硬”，更是離事實甚遠。根據第一手的文獻史料，可以肯定地説，張學良絕不是那種對自己的所作所為魯莽到完全不計後果的人，同樣，他在整個西安事變的過程中，也不曾對自己的行為有過悔悟自責、痛不欲生的情況。
張學良自始至終都很清楚，其扣蔣行動將會導致什麼樣的結果，因此，他從一開始就做了最壞的打算，這既包括積極準備為自衞而戰，也包括準備不得已時對蔣“取最後手段”，直至“自殺”，或“入山為匪”。
這樣説的根據何在呢？我們在這裏不妨將張學良從12日事變爆發之初至20日雙方代表開始在西安進行談判之間的各種信函和電報，在和戰與對蔣處置問題上的言論，做一概要的排列。這些公開或內部發表的重要言論，都是當時有關張學良思想行為的最真實的記錄，相信要比那些事後整理過的和幾十年後的回憶更加可信和可靠。
12日晨，在張學良第一次向中共中央通報事變消息的電報中，他就明確宣稱，他之決心與蔣破裂，純粹是因為蔣“反革命面目已畢現”，已沒有辦法與其理論，因而他從一開始就要求紅軍準備與他“共同行動”，同中央軍作戰。
同日，張學良分別致電孔祥熙、宋美齡及馮玉祥、程潛等，指責蔣介石“違反眾論，一意孤行，舉整個國家之人力財力，消耗於內戰”，“對於青年救國運動，則摧殘備至”。“伏思中華民國，非一人之國家，萬不忍因一人而斷送整個國家於萬劫不復之地”。故“為國家計，為民族計，不得不請介公暫留西安，以得覺悟”。
13日下午5時，張學良對原西北剿匪總部全體職員訓話，嚴厲批評蔣介石對內鎮壓愛國運動，強調“如蔣委員長能放棄過去主張，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們馬上絕對擁護他，服從他！那時甚至他對我們這次行動，認為是叛變而懲處我們，我們絕對坦然接受，因為我們所爭的是主張，只要主張能行通，目的能達到，其他均非所計！”
14日晚8時，張學良與楊虎城在西安廣播電台發表公開談話，張學良一面嚴厲批評蔣介石“自誤誤國”，要求蔣介石“能有最大的反省”，一面強硬地宣稱：“我們這次舉動，完全是為民請命，決非造成內亂。一切辦法，決諸公論，只要合乎抗日救亡的主張，個人生命，在所不計。若有不顧輿情，不納忠言，一味肆行強力壓迫者，即是全國之公敵。我們為保有國家民族一線生機打算，不能不誓死周旋，絕不屈服於暴力之下，即不幸而剩一兵一卒，亦必用在抗日疆場上。”
15日，張學良分別致電宋美齡、孔祥熙、閻錫山等，強調：“良等此舉，純為抗日，絕無造成內亂之意，並盡其所能，避免內戰。如中央不顧民意，肆行壓迫，則是中央自造內亂”。而此一事變“是否演成國內殘殺，須視大眾之覺悟如何。如大眾徹底覺悟，則必共趨對外，而殘殺可免，否則即無國內殘殺，亦豈有不亡國之理”。
16日，張學良進一步在西安市民大會上講演，説明自己與蔣介石“所爭的就是政治主張”。自己之所以下決心捉蔣，就是因為蔣介石如今已經與袁世凱、張宗昌沒有區別，“用口頭或書面的勸諫，是決不能改變的”。同時張電告馮玉祥：“良等此舉，對事而非對人，介公果能積極實行抗日，則良等束身歸罪，亦為(所)樂為。”但抗日主張及行動未能實現以前，要送蔣回京，“勢難遵辦”。
17日，張學良與楊虎城聯名覆電程潛等，強調“只求主張貫徹，決不稍為身謀”。至於放蔣，除非蔣承認西安方面政治主張，否則，“在抗日主張及行動未實現以前，尚難辦到”。不僅如此，張學良第一次公開表示贊同“容共之論”，並且開始同意中共代表周恩來的提議，當內戰爆發，西安被圍時，對蔣“行最後手段”。
18日，張學良覆電孔祥熙、何應欽等，提出：除非中央確有改變政策，積極領導抗日，否則“委座南歸，尚待商榷”。張甚至直接警告何應欽：“在此期間，最好避免軍事行動，……否則彼此軍人，誰有不明此中關鍵也哉？”
19日，張學良致電蔣鼎文及孔祥熙等，對中央軍繼續進攻反應更加強烈，再度警告説：“弟等發動此種驚天大事，豈能視同兒戲！一條生命，早已置諸度外。為自衞計，為保存抗日力量計，絕不憚起與周旋。”
20日，張、楊聯合發表告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將士書，更是下定破釜沉舟之決心，準備與南京開戰，故一面揭露蔣介石南京政府以抗日為名行欺騙之實，一面號召兩軍將士準備決一死戰。書稱，綏遠抗戰，中央只派出兩個師，閻錫山要求調20萬大軍援綏，中央答覆無法抽調。“然而到西北打紅軍的內戰卻源源而來了幾十萬大軍”。在綏遠的抗戰中，中國飛機半架也沒有，據中央説是天氣太冷，而西安事變發生後，中央飛機數十架一齊發動到西安來偵察、轟炸，再不管天氣冷不冷了。“這是抗日嗎？這是真心抗日嗎？如果這樣就算抗日，試問我們的東北四省，察北六縣，我們的冀東二十二縣，什麼時候才能收復回來？這是敷衍欺騙的抗日，絕對不是我們要求的徹底抗日。”而西安事變的行動就是因為再不能聽任那些“變相漢奸”，或者是“犯了恐日病”的領導人“欺騙”、“敷衍”才不得不武力制止之。任何人敢以武力壓迫，“使我們不得貫徹主張，那我們為掃除誤國誤民的分子，爭取民族的最後生存，當然我們要起而自衞，並且要粉碎這種惡勢力。”
在以上所列各種電報和講話之中，顯然看不出張學良有任何退縮的表示。僅以張學良14日晚在廣播電台的強硬表示與蔣介石《西安半月記》中所記張14日中午痛不欲生的悔悟談話相比較，就不難讓人對蔣介石事後的説法產生嚴重的疑問。
事情很清楚，在14日晚上張學良的公開講演中，我們不僅完全看不到蔣介石後來所説的那種悔悟的表示，而且就是在對張學良始終強調的絕對保證蔣介石個人安全的問題上，其態度也是不那麼確定的。張學良在講演中含蓄地表示，無論是對整個事變之解決，或是最關鍵的處置蔣的問題，他都主張“一切辦法，決諸公論”。
至於對可能到來的戰爭，張學良這時的態度更是再明白不過了。那就是，假若南京方面“不納忠言，一味肆行強力壓迫”，張將不惜視之為“全國之公敵”而與其“誓死周旋”。換言之，張將不再承認其為正統，而必欲將此全國公敵推倒之。試問，説張學良在14日中午對蔣痛哭流涕，悔悟自新，當晚又對全國民眾慷慨激昂地公開宣告，決心與敢於褫奪其權力的南京政府“誓死周旋”，甚至準備將蔣之命運“決諸公論”，這是否能讓人信服呢？
再對照張、楊20日告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將士書，其為達到事變目的，不惜以戰爭為抗日“清道”的態度，與其14日之態度事實上不是如出一轍嗎？有什麼理由説，張學良曾經因讀蔣介石的日記或文件改變過自己的主張？又有什麼根據説，張學良曾經在事變過程中有過明顯的動搖和悔悟？
有必要強調指出的是，正如張學良自己所説，他所爭的是政治主張。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他曾“再三再三地考慮”，正是因為他堅信此舉對國家民族有利，他才下定決心“一定要幹！”因此，他既不是魯莽行事，也不會輕易放棄。主張實現，捐七尺之軀亦在所不惜;若主張不能實現，縱使因此爆發內戰，對蔣“行最後手段”，戰敗“自殺”、“入山為匪”，也義無反顧。那種認為張學良在事變過程中並無固定的政治主張，因而事變後因情勢與想象不同而左右搖擺，也是説不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