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史之上，無奇不有。
晚清光緒年間的一天，一個衣不遮體的乞丐在山東堂邑縣沿街乞討。只見他口中唸唸有詞，連説帶唱，時而裝扮成豬狗的模樣，時而又學驢叫。其惟妙惟肖的表演與好玩的唱段，引得圍觀者一陣陣鬨笑。他的唱詞中有這樣的句子：“我乞討，我積錢，修個義學為貧寒。”圍觀者中有不少人搖頭：“乞丐還想興修義學，這不是痴人説夢麼？”
各位看官請注意，以上平凡但有驚心動魄的一幕並非武俠小説裏的情節，這個乞丐也並非北丐洪七公那樣的丐幫高手。他的名字叫武訓，他是當時中國社會最底層的一個普普通通的乞丐。然而就是這個非常普通的乞討之人，卻以非凡的人生名垂千古澤被後世，對中國近代的文化界和教育界影響很大。
唯一被載入正史的千古奇丐
這個名叫武訓的乞丐靠着乞討，經過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修建起了三處義學，購置學田三百多畝，積累辦學資金達萬貫，這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世界教育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事情。《清史稿》宣統本紀記載，“己未，予積貲興學山東堂邑義丐武訓事實宣付史館。”武訓的事蹟後來被編入《清史稿》列傳二百八十六孝義一節中。在中國歷史上，以乞丐身份載入正史的，只有武訓一人。
武訓是清末山東堂邑縣武莊(今屬冠縣)人，他和魯迅筆下的阿Q一樣，都是那種“窮得連名字都沒有”的貧民，因在家族同輩兄弟中排行第七，故名武七。武訓這個名字實際上是個賜名，在他老年時，朝廷為嘉獎他的興學義舉而給他取名為“訓”。
梁啟超先生曾專門為武訓撰寫了《興學節略》，贊武訓的義塾“行之數十年，弟子卒業而去者，不可勝數”，而他始終“日以兩錢粗饅終其身”。馮玉祥將軍稱頌武訓是“千古一丐”。馮玉祥還大聲疾呼“大量辦義學，急務此為最”，並於1932年至1935年間，在山東創辦了十五所武訓國小。
陶行知創辦育才學校，張伯苓創辦南開學校都與武訓精神的影響有很大的關係。陶行知先生的短詩《武訓頌》對武訓的一生做了概括，詩中這樣説：“朝朝暮暮，快快樂樂。一生到老，四處奔波。為了苦孩，甘為駱駝。與人有益，牛馬也做。公無靠背，朋友無多。未受教育，狀元蓋過。當眾跪求，頑石轉舵。不置家產，不娶老婆。為著一件大事來，興學，興學，興學。”武訓辦義學不僅在國內有很高聲譽，在國外也有一定的影響。他被收入《世界教育辭典》中，因為他沒有文化，故稱他為“無聲教育家”、“平民教育家”。
飽受不識字之苦後遂起辦義學之念
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武訓出生于山東堂邑縣武莊(今屬冠縣)，自小家境貧苦，七歲時父親死了，生活更困難了，幼小的他隨着母親乞討為生。武訓年紀雖然小，但對母親十分孝順，每逢要到乾淨可口的乾糧，都一定帶回去給母親吃，從來不肯自己吃，非常之懂事。
每次隨母親路過學堂的時候，幼小的武七都要駐足良久，他總是為裏面的朗朗讀書聲深深吸引，他多麼渴望能讀書呀。然而在當時，就他的家庭條件，上學只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而已。有一天，他鼓足勇氣闖進學堂，請求私塾先生准許他免費入學唸書。私塾先生不但不同情他，反而辱罵了他，並將他趕出門。
十五歲時，武訓來到姨父張老闆家做工。為富不仁的姨父沒有因為他們是親戚而給予些微的優待，反而變本加厲地讓他多幹活，卻從來不給他工錢，還常常有事沒事就打他欺侮他。這一切，小武訓都忍了。十七歲時，武訓又到李舉人家當長工。一天姐姐託人捎來一封信附了幾吊錢，李舉人欺武訓不識字，把信給他，把錢吞了。武訓過後知道提出質問，李舉人不但矢口否認，還把武訓痛罵了一頓。一次餵豬時，武訓不小心把豬食灑在地上，也被打得遍體鱗傷。一年除夕，武訓給主人貼春聯，因為不識字，把春聯上下貼倒了，主人認為大不吉利，拳打腳踢，又吵又罵，不許他吃飯，罰他一夜不睡覺，在風雪嚴寒中在院子裏站了一個通宵。
武訓在李舉人家裏做長工三年，李舉人一直沒給他發過工錢。一次，武訓的母親病了，萬般無奈，他開口向主人討要工錢。沒想到，李舉人拿出了一個假帳本，硬説早把工錢付清了。武訓不識字，氣得目瞪口呆，悲憤欲絕，反被李舉人誣為有意訛詐，最後，武訓被李舉人的家丁打得頭破血流，並被掃地出門。
這次的遭遇對他打擊太大了，受傷害後的武訓在莊子上的小廟裏昏睡了三天。醒來後，他痛定思痛，明白了自己之所以受盡欺辱，都是因為不識字。而周圍象他這樣的窮人還有很多，如果不念書，將永受人無端欺負。於是他萌發了興辦義學的念頭，讓人們都能讀書識字，不再受人欺。
邊走邊唱，快樂行乞集資
然而以赤貧之身辦義學，曠古未聞，難度可想而知。但武訓對此很有信心，他決心以一生的苦行和執着來實現這個偉大的夢想。1859年，21歲的武訓開始行乞集資，掀開了自己人生嶄新的一頁。他手使銅勺，肩背褡袋，爛衣遮體，邊走邊唱，四處乞討，足跡遍及山東、河北、河南、江蘇等地。這個日後在教育史上名垂千古的乞丐，就這樣拉開了行乞集資辦學的非凡人生之序幕。
他一邊行乞，一邊唱着自己編的歌謠，歌詞似詩非詩，但有積極向上的內容，有一定的韻腳，內容全都與興辦義學有關。無論別人問話還是嘲笑，他都以唱歌做答;無論勞作還是休息，他都愉快地歌唱，如扛活受人欺，不如討飯隨自己，別看我討飯，早晚修個義學院。
他到處出賣自己的勞力，苦活累活搶着幹，過着牛馬式的生活，目的就是為攢錢辦學。牲口做的苦力活，武訓不以為苦，還快樂地唱道：
出糞，鋤草，拉砘子來找，管黑不管了，不論錢多少。
給我錢，我砘田，修個義學不費難。
又當騾子又當牛，修個義學不犯愁。
誰知，善良的武訓再遭欺騙。一年後，武訓辛苦積存的一點錢，都被他的姐夫騙去了。武訓為此氣得水米不進，傷透心了。幾天後，他又緩過氣來，瀟灑地唱道：只見好人蓋高樓，沒有惡霸行到頭。
一些人嘲笑他害了“義學症”，他坦然唱歌回答：“義學症，沒火性，見了人，把禮敬，賞了錢，活了命，修個義學萬年不能動。”
要飯時，難免遇到吝嗇不給東西的人，武訓就達觀地唱：“不給俺，俺不怨，自有善人管俺飯。”當遭遇聲色俱厲的謾罵時，他也不生氣，唱歌以對：“大爺大叔別生氣，你幾時不生氣，俺幾時就出去。”
武訓把要來的錢都積攢起來，要來的乾糧，好的完整的賣掉，換成錢攢起來。自己只吃粗劣、發黴的食物和菜根、地瓜蒂等，並以小曲來唱出自己的心聲：
吃雜物，能當飯，省錢修個義學院。
吃的好，不算好，修個義學才算好。
那些歲月，武訓不知吃了多少苦。他一天到晚樂此不疲地幹那些別人不肯幹、不屑乾的累活。如推磨、碾米、替人割麥子等。此外，還替人家大清早打掃茅房，出糞曬乾後做肥料。有時也幫人挑水澆園，挑糧食，挑笨重東西等，按照路程遠近和重量計算報酬，收入還算可觀，就這樣日積月累辦義學所需的資金。
為了賺點錢來辦義學，他有時還象個江湖雜耍藝人一樣到各處的廟會集市上耍把戲，以取賞錢。表演全身倒立“扛大鼎”，以手代腳做“蠍子爬”，翻身跳“打車輪”，趴在地上給孩子做馬騎，還有錐刺身、刀破頭等節目，甚至吃毛蟲蛇蠍、吞石頭瓦礫等等。如此作踐自己的身體，實在是不容易，一切都是為了興辦義學！他還將自己的辮子剪掉，只在額角上留一小辮，裝扮成戲裏的小丑模樣，以獲得別人的施捨。
另外，他還為人做媒紅，當郵差，揀收破爛，軋棉花，紡線等。武訓就這樣到處流浪，工作，要飯，漂泊。晚上就睡在人家的磨房，灶屋，或者是破廟裏。每天深夜他還在如豆的燈光下搓捻線繩，績麻纏線。他邊績麻邊唱道：
拾線頭，纏線蛋，一心修個義學院;
纏線蛋，接線頭，修個義學不犯愁。
二十九歲的那年，武訓已攢下了一些積蓄，他用這些積蓄買了四十五畝便宜的低窪鹽鹼地，並愉快地唱道：
只要該我義學發，買地不怕買鹼沙;鹼也退，沙也刮，三年以後無鹼沙。
只要該我義學發，要地不怕要大坑;水也流，土也壅，三年以後平了坑。
武訓三十八歲那年，山東大旱，餓死不少人。武訓用自己的錢買了四十擔高粱賑濟百姓。武訓的哥哥不務正業，常向他借錢，一些親戚朋友也來要求他資助，武訓都拒絕了，正色答之：不顧親，不顧故，義學我修好幾處。
鄉里一對孤寡的婆媳兩人，靠要飯為生，好心的武訓卻慷慨地贈給她們十畝地，還唱道：
這人好，這人好，給她十畝還嫌少。
這人孝，這人孝，給她十畝為養老。
終生未娶，辦了三座義學
俗語説得好：集腋成裘，聚沙成塔。經過多年的辛勞，武訓終於積少成多，存了一筆。武訓一心一意興辦義學，為免妻室之累，他一生不娶妻、不置家，過着清苦不勘的生活，在自己身上一文錢都捨不得花，傾其所有都辦了義學。他晚年聲名遠播，贏得了廣泛的敬重。
“御史巷義塾”建成不久，武訓就積勞成疾身染重病，卻不肯佔用房間，躺在義塾的屋檐下休養。半個月後，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四月二十三日，武訓在朗朗讀書聲中含笑離世，終年五十八歲，遵遺囑葬於柳林崇賢義塾旁。發喪之日，沿路六十里各村民眾自發設奠路祭，自動送殯者達萬人，沿途來觀者人山人海，師生們哭聲震天，老百姓們亦潸然淚下。
武訓去世十年後，清廷將其業績宣付國史館立傳，併為其修墓、建祠、立碑。武訓的業績受到世人的欽敬，許多名家題詞，劉繼興考證，當時全國出現以武訓命名的學校多處。到了民國時期，為紀念清末聞名中外的“平民教育家”、“義學正”武訓，時任山東教育廳長何思源先生撥款重建了武訓祠。何思源還在武訓祠堂立了尊武訓漢白玉雕像，這座雕像比真人略大。據解放後當地曾見過武訓的老人們都説這座雕塑像酷似武訓本人，可惜此雕像在文革中被紅衞兵毀壞。1932年，當時的山東省主席韓復榘為紀念在臨清倡辦義學的武訓，建造了“武公紀念堂”，並在紀念堂兩側建造了兩個“武公紀念廳”。江蘇南通的一所師範學校還將武訓像與孔子像並列。山東民眾甚至稱其為“武聖人”。
中國共產黨主辦的《新華日報》也曾發表過稱讚武訓的文章，1945年12月1日，郭沫若在《新華日報》紀念武訓特刊上為武訓題辭：“武訓是中國的裴士託洛齊，中國人民應該到處為他樹銅像”。為紀念武訓，抗戰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冀魯豫邊區政府曾明令將武訓的故鄉堂邑縣更名為“武訓縣”，堂邑縣柳林鎮更名為“武訓鎮”，並在武訓誕辰紀念日舉行了各種紀念活動。同年，中共冀南行署在柳林鎮還創辦了武訓師範，以紀念這位為中國教育事業做出傑出貢獻的先賢。
郭沫若稱武訓為“中國的菲斯泰洛奇”，這個菲斯泰洛奇是與武訓幾乎同時代的一個歐洲人，他出生在當時還很貧窮落後的瑞士。他的祖父曾經是一位傳教士。優良的教會傳統，讓他從小就懂得他如何用真誠、善良的心去無私地愛人們。他一生都在教會孤兒院工作，他與武訓一樣，都屬於下層人，他同樣“有一顆偉大的、慈愛的心”。他自述道：“我一直充當一位受冷落的，意志薄弱的初級教師，推著一輛只載著一些基本常識的書籍，空蕩蕩的獨輪車，卻意外地投身一項事業，包括創辦一所孤兒院，一所教師學院和一所寄宿學校。做這些事情第一年就需要一大筆錢，可是即使是這筆錢的十分之一，我也難以弄到”。
這位象乞丐一樣的菲斯泰洛奇，在他畢生的努力下，平民教育最終在瑞士得到普及。教育上的成功使得這個貧窮落後的山地小國，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成為歐洲一流的教育超級大國。瑞士的成功引起各國教育專家和高層政要人士到瑞士學習先進的教育經驗。後來西方稱菲斯泰洛奇為“教聖”，把他為獻身教育的崇高精神，讚譽為“聖心”、“聖德”。法國著名教育史學者康彼耶讚譽説：“他是人類教育發展中最早呼籲和力行‘愛的教育’之典範”。
1951年，電影《武訓傳》錯遭批判。“文化大革命”中，其墓被破壞。撥亂反正後，武訓的冤屈終得以昭雪：1986年，國務院辦公廳作出為武訓恢復名譽的決定。在魯西北的冠縣、臨清，有不少以“武訓”命名的學校：冠縣的武訓高中、冠縣柳林鎮的武訓學校、臨清的武訓實驗國小等。中華大地幸甚，曾出過武訓這樣歷盡艱辛矢志不移獻身教育的人傑，其精神與天地不朽，與日月同輝，將永遠激勵後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