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9年(清道光十九年)6月3日(農曆四月廿二日)，永載史冊的“虎門銷煙”開始了。林則徐在這一天的日記裏寫下“未刻消化煙土，至晚上共化一百七十箱”。從6月3日午後的未時(下午一時)起，這一國際禁毒史上的壯舉拉開了帷幕。此前的1839年5月18日(農曆四月初六日)，林則徐日記裏記載了“統計前後所收煙土，截至本日止，共一萬九千一百八十七箱，又二千一百一十九袋”。這一萬多箱毒害中國人民的鴉片，在隨後的十餘天裏被一批批徹底銷燬。林則徐日記詳細記錄了每一天銷燬鴉片煙的進展(日期均為農曆)——
農曆四月初六日至五月十一日(公曆6月21日)，總共銷煙一萬九千一百十箱又二千餘袋(取整數記錄，零散未計入)，收繳的鴉片銷燬完畢。虎門銷煙帶來了“國際反響”，遠在歐洲的馬克思為此記述到“這些措施(注：指禁煙措施)的頂點是欽差大臣林則徐到達廣州和按照他的命令沒收、焚燬走私的鴉片”。美國來華傳教士兼外交官衞三畏(iams)，後來評論道：“鴉片是在最徹底的手段下被銷燬了……全部事務的處理，在人類歷史上也必將永遠是一個最為卓越的事件”。
然而，距虎門銷煙開始的日子(1839年6月3日)僅三個月之後的1839年9月4日，不甘心失敗的帝國主義者就把戰火引到了中國。這一天，中英即在廣東省新安縣九龍山(位於今天的香港九龍)附近海面展開了第一次戰鬥，史學界將之視為改變中國歷史進程的鴉片戰爭的開端：“鴉片戰爭爆發於1839年9月4日(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的九龍之戰。這是由英國侵略者在廣東九龍洋麪首先開炮引起的。自此以後，戰爭斷斷續續地進行了三年”。
人民英雄紀念碑的碑文上，這一段話字字擲地有聲：“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鬥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劃分近代史上烈士的年份“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實際上是指從鴉片戰爭開始。嚴格意義上講，發生在1839年當年的一系列戰鬥，已在這個統計之中。而鴉片戰爭的第一戰“九龍之戰”裏犧牲的烈士，就是近代史上最早的烈士。
九龍山坐在的九龍半島位於珠江口東側，與香港島隔海遙望。當時這一帶屬於清軍大鵬營的防區。大鵬營是清軍的水師部隊，其營地位於今天的大亞灣畔鵬城村的大鵬城。該營“管轄洋麪四百餘里”，但此時“弁兵只九百九十八員名”。英國侵略者企圖以此兵力薄弱的區域為突破口。於是，鴉片戰爭的序幕之戰在此打響。
1839年9月4日(農曆七月二十七日)上午9時，英國駐華商務總監(Chief Superintendent of the Trade of British Subjects in China)查理·義律(Charles Ellio)同“窩拉疑”(Volgge)號的艦長士密(Smith)一起登上了“路易莎”號(Lousia)船，在“珍珠”號(Pearl)船和“窩拉疑”號放下的小艇陪伴下向九龍進發。大鵬營參將賴恩爵率船隊正在這裏停泊。就在雙方進行交涉的時候，義律下令發動突然襲擊。作為挑起鴉片戰爭的人，退役英國海軍上校義律也從在中國海域下令開炮的這一刻起，正式走上武力侵略的道路。
義律祕書的弟弟、“路易莎”號船的水手亞當·艾姆斯(lie)，在後來的家信裏詳細敍述了英方首先開炮和中方堅決還擊的事實：“士密艦長下令他的小艇開火，命令馬上被執行了……我們向他們開了第一發炮，他們馬上用密集的炮火準確地朝我們的方向射擊”。很可惜的是，清軍的炮術存在不足，未能擊沉敵船。艾姆斯在信裏回憶：“這些船的炮火，多謝上帝！炮口壓得不夠低，要不然就沒有人活着來説這個故事了。——他們的十幾發炮彈都打到我們的主桅上”。
澳門的報紙後來也報道了這次戰鬥，據《海國圖志》轉載的該新聞稱：“得忌喇士船主遵義律之命，去攻打九龍山炮台，正在出力時，已經衰敗，被中國打退。又另有三板(舢板)幾隻趕前幫助，亦皆退回，陸續歸尖沙嘴”。從這篇新聞報道可知，英方先開炮攻擊的船隻被擊退，增援的船隻也被擊退。從戰鬥目的實現的角度來看，清軍獲得了戰鬥的勝利。
當天，剛剛巡閲了澳門的林則徐又身在虎門，他在這一天的日記裏記下“接大鵬營稟報洋麪情形”。後來，林則徐在上報道光皇帝的《會奏九龍洋麪轟擊夷船情形折》裏，轉述了大鵬營稟報的戰鬥開始的情況：“七月二十九日接據大鵬營參將賴恩爵稟稱……該將正遣弁兵傳諭開導間，夷人出其不意，將五船炮火一齊點放”。林則徐在這份奏摺之中，指出了中國軍隊“不打第一槍”的原則，並且分析了英方先開炮的心理根源：“向來師船未與接仗，只系不欲釁自我開，而彼轉輕視舟師，以為力不能敵。此次乘人不覺，膽敢先行開炮，傷害官兵”。
依據上述史料，九龍之戰是帝國主義先開炮挑起的，中國軍隊的抵抗則是一次正義的還擊。英國資料記載，英方參戰的“路易莎”號載炮十四門、“珍珠”號載炮六門，另有“窩拉疑”號的小艇載炮一門。戰鬥開始後還有“威廉要塞”號(Fort Williams)等船的小艇來增援。中方水師船隻僅有三艘，而且船上大炮無論是火力還是精度都不及敵方。在實力上敵強我弱又是敵方先下手為強的情況下，依託岸邊炮台的支援，水師成功擊退了敵船，並且曾經駛出海岸進行了勇猛追擊。英方船隻在傍晚被迫撤出戰鬥後承認被清軍擊傷數人。其中包括率眾划船來增援的“岡不裏奇”號(Cambridge)船的船長得忌喇士(Douglas)。這樣的戰鬥結局都展現出了水師營愛國官兵們在正義還擊時的英勇和奮發。
就在這次正義的還擊之中，前述《會奏九龍洋麪轟擊夷船情形折》記載了近代史上最早的兩位烈士姓名。戰鬥剛開始的時候，記名外委：“有記名外委之兵丁歐仕乾，彎身料理軍械，猝不及防，被炮子打穿脅下殞命”。戰鬥進行之中，士兵陳瑞龍又在持槍射擊時陣亡：“有兵丁陳瑞龍一名，手舉鳥槍，斃一夷人，被回炮打傷陣亡”(英方檔案裏沒有參戰人員被擊斃的記載，應為擊傷一名敵人)。此次戰鬥中犧牲的陳瑞龍的武器是落後的鳥槍。這是一種用火繩發射的滑膛槍，命中精確度、射程和射擊速度都低於英國軍隊此時裝備的前裝燧發滑膛槍。而且鳥槍一旦受潮就無法使用，在海上作戰尤其不利。使用如此落後武器的清軍士兵，在與敵人激戰對射中陣亡，這也展現出了可貴的戰鬥精神。
歐仕乾和陳瑞龍的犧牲情況上報給道光皇帝之後，1839年10月11日(農曆九月初五)道光皇帝在“上諭”裏專門提到二人的名字並且要求“賜卹”。他們的名字作為近代史上最早的烈士姓名，也隨着歷史檔案記錄了下來，在今天還可以從塵封的史冊裏查詢到，受到應有的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