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中宗李顯(656年—710年)，曾經兩度擔任唐朝皇帝。第一次剛剛登基36天，旋即被廢為廬陵王;第二次是在武則天退位後再度登基，名副其實做了6年皇帝。兩度為帝的李顯，一生幾乎毫無亮點。其所作所為，基本屬於亂作為。其亂作為，主要表現在徇私封官方面，短短數年違規“斜封”官員成千上萬，以至於給自身與國家帶來諸多禍患。
唐代制度比較健全，所有重大事項必須按規則與程序辦理，並不是皇帝一人説了算。就官員任用而言，文官由吏部銓選，武官由兵部銓選，提名上報中書省，中書省草擬文書，送皇帝批閲裁定，經門下省審核副署，方可生效;門下省認為不妥，有權否決，駁回再擬。也就是説，官員任免權其實取決於中書門下兩省長官(宰相)。唐代沿用了隋代創立的科舉制度，官員的選用必須具備相應的任職條件，講究選賢任能、論功行賞。
唐中宗任用官員，並非出於公心，而是徇於私情。他心知肚明，中書門下二省的宰臣有制度意識，原則性強，被他提拔的官員大多不符合當時的幹部政策或任職條件，難以通過正常程序任命那些官員。所以，他採用變通手法，不經過二省而私自封官。由於底氣不足，他所裝置詔敕的封袋，不敢按常規格式封發，而改用斜封;書寫“敕”字，也不敢用硃筆，而改用墨筆。當時，人們稱之為“斜封墨敕”，所任命的官員叫作“斜封官”。據史料記載，唐中宗僅通過吏部員外郎李朝隱一人暗箱操作，就破格提拔“斜封官”1400餘人。
唐中宗身邊主要有三個女人，皇后韋氏、女兒安樂公主和昭容上官婉兒，這三個女人對他影響很大。韋氏是李顯原配夫人，李顯幽禁於均州、房州期間，她一直陪伴着，兩人患難與共，感情甚篤。武則天曾派使者前往探視，李顯驚惶失措要自殺，幸虧韋氏勸慰，情緒才得以穩定。李顯當時就對韋氏發誓：“將來有幸重見天日，一定會讓你隨心所欲，不受任何限制。”他是這麼説的，也是這麼做的。再做皇帝，他就聽任韋氏弄權，無論韋氏要給誰封官，他都一概答應。
安樂公主是李顯與韋氏的小女兒，出生於李顯流放房州途中，姿色美豔，聰明伶俐。李顯與韋氏對她十分寵愛，自幼聽其所欲，無不允許，故而養成驕橫脾氣。中宗復位後，她恃寵驕恣，窮奢極欲，大興土木，花錢如流水。她把賣官鬻爵作為斂財的渠道，大肆收受賄賂;後來她膽子越來越大，竟私自起草任命官職的制敕呈送中宗，中宗不分青紅皂白，欣然提筆簽字，一批批“斜封官”就這樣輕易出爐。數年間，她躍升為官帽“批發商”，史書稱“宰相以下多出其門”。
上官婉兒曾是武則天身邊紅人，掌管宮中制誥多年，有“巾幗宰相”之稱。中宗欣賞她的才華，仍以她為心腹，加封昭容，讓她以皇妃的身份執掌機要文書，權勢益重。史書記載，“上官婕妤及後宮多立外第，出入無節，朝士往往從之遊處，以求進達”。只要打通上官婉兒這一環節，就能獲得一官半職;崔湜容儀俊美，與上官婉兒“拍拖”之後，居然被提升為中書侍郎兼知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宰相)。
毫無疑義，唐中宗違規任用官員，在當時就造成極為惡劣的影響，也給自身和國家帶來極大禍患。就他自身而言，由於聽任妻女賣官鬻爵，不斷滋長她們的權欲與野心。嚐到弄權的甜頭，韋氏和安樂公主的權欲急劇膨脹，最終並不滿足於借中宗名義封官，而是要直接走上前台，仿效武則天掌握最高權力。為此，母女倆不惜踐踏人倫底線，合夥將中宗毒害。中宗絕未料想到，他所寵愛的妻女，不僅向他要官，而且向他要命。就國家而言，由於“斜封官”不由兩省所授，導致“政出多門，濫官充溢”。最為惡劣的是，它破壞了規則，敗壞了風氣，助長人們投機取巧，不依規章制度辦事，導致賄賂公行，歪風邪氣滋生。此外，供養大量的“斜封官”，更是國家難以承受的負擔。
實際上，對於那些“斜封官”來説，雖然花錢獲得一官半職，最終可能得不償失。因為當時主流社會看重正途出身、正規任命的官員，而“斜封官”壓根兒被人看不起，人格尊嚴自然低人一等;再者，隨着最高領導人變換，幹部政策也會隨之改變，他們隨時面臨着被精簡分流的危險，即便朝廷容許重新敍用，也得拿出乾貨展現才能，要麼就跑關係走後門，還得破費錢財，何苦呢？
總而言之，辦任何事情都要有好的制度與規則。如果有好的制度與規則，而不能很好地執行，必然會種下禍根。唐中宗違規徇私封官，就是一個沉痛的教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