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新疆阿斯塔古墓出土的文物中有一則卷宗，比較完整地記載了1200多年前一起交通肇事案的審判程序和處罰原則，顯示出唐律嚴處交通肇事案的態度。
公元762年，也就是唐代宗李豫即位那年，6月，在西域重鎮高昌城發生了一起嚴重的交通事故。有兩個8歲的孩童，一個男孩、一個女孩被一輛高速奔馳的牛車撞成重傷，此事引出一場官司。
事發的高昌城是重要的中西陸路交通樞紐，6月正是驕陽似火，天氣悶熱的時節。高昌人史拂8歲的兒子金兒和鄰居曹沒冒8歲的女兒想子正在商人張遊鶴的店鋪前玩耍，一輛拉土坯的牛車飛馳而過，將兩個孩子撞傷。兩個孩子腰部以下全部骨折，生命危在旦夕。
肇事人是30歲的年輕男子康失芬，他是“行客”靳嗔奴的“年工”。“行客”就是來高昌做生意的外地人，“年工”就是僱傭一年以上的長工。車禍發生後，史拂和曹沒冒分別向官府提交了狀子，除了陳述孩子被牛車軋傷的經過，還向官府提出了處理的要求，把康失芬的僱主靳嗔奴告上庭。
史拂的狀子這樣寫道：“男金兒8歲，在張遊鶴店門前坐，乃被行客靳嗔奴家生活人將車碾損，腰已下骨並碎破，今見困重，恐性命不存，請處分。謹牒。元年建未月日，百姓史拂牒。”
這起案件由一個叫“舒”的判官來處理。在案件調查中，舒先是詢問肇事人康失芬，康失芬説牛車是借來的，自己駕駛技術不過關，在牛奔跑的時候，自己“力所不逮”，以致釀成大禍。舒問康失芬有什麼打算時，康失芬表示“情願保辜，將醫藥看待。如不差身死，請求準法科斷”，按照現在的話來翻譯就是説先請求保外為傷者治療，如果受傷的人不幸身亡，再按法律處罰自己。
要説這位肇事者態度還算可以。康失芬既然“請求準法科斷”，那麼，我們就要了解一下當時的唐律如何來處罰這類交通肇事案。按照唐朝法律《唐律疏議》卷二十六之規定：“諸於城內街巷及人眾中，無故走車馬者笞五十，以故殺人者減鬥殺傷一等。”
鬥殺傷就是故意殺人，最高刑是死刑，比它減一等，就是長流三千里。這是唐代五刑之一的流刑中的最高等級，一般還有附加刑——三年“居作”，就是三年佩戴枷鎖勞動。此案中，判官舒最終判決肇事者康失芬“流放三千里”。
我們今天得以瞭解這個案件，是因為這個案件的卷宗於1973年在新疆阿斯塔古墓出土的文物中被發現。該卷宗比較完整地記載了該案的審判程序和處罰原則，不僅揭開了1200多年前那次車禍的事實真相，也讓今人看到了唐代交通肇事處理的具體方法。
從以上材料可以看出，我國古代對交通肇事的處理非常認真和嚴格。這也説明了當時的統治者對交通肇事案件的重視程度。與現在的飆車肇事、醉駕肇事比起來，唐朝的牛車肇事算是小巫見大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