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族的先人是女真人。女真人起初並沒有自己的文字，金建國後，公文曾經使用過契丹字。公元十二世紀初，金太祖完顏阿骨打創制了女真大字。它以契丹大字和漢字為基礎，加、減或變化其筆畫而製成。現今存世的絕大部分女真文字資料都是用女真大字所書寫的。公元1138年，金熙宗又頒佈改造後的新字，稱為“女真小字”，並將女真文字作為金國的官方文字使用。但在金統治中原的百餘年間，女真字應用者實際上僅限於統治階層，蒙古滅金以後，進入中原的女真人逐漸漢化，大都改操漢語，依然生活在東北地區的女真人仍用女真文，並持續使用到明朝正統年間，以後逐漸消失。女真字由此成為無人可識的“密碼”。元明時期，女真人一度使用蒙古文。努爾哈赤時代，女真人講女真語，卻使用蒙古文字，語言和文字二者間的差異，成為文化發展和社會發展的嚴重桎梏。
用雛形滿文記錄的《滿文老檔》
原藏於瀋陽故宮崇謨閣的《滿文老檔》是在滿文剛剛形成過程中，第一次用雛形的滿文記錄的史書。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建州女真首領努爾哈赤基本上統一了女真各部，女真社會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方面都得到迅速發展，與明朝和蒙古各部的聯繫日趨頻繁。仍借用蒙古文字已經不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於是創制滿文提到了工作日程上。
明萬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努爾哈赤“欲以蒙古字編成國書”，命令精通語言文字的官員額爾德尼和噶蓋創制滿文。額爾德尼和噶蓋推辭説：“我等習蒙古字，始知蒙古語。若以我國語編創譯書，我等實不能。 ”努爾哈赤説：“漢人念漢字，學與不學者皆知。蒙古人念蒙古字，學與不學者亦皆知。我國之言，寫蒙古之字，則不習蒙古語者不能知矣。何汝等以本國言語編字為難，以習他國之言為易耶？ ”見二人仍然面有難色，不得要領，努爾哈赤接着又説：“寫阿字，下合一瑪字，此非阿瑪乎(阿瑪，父親)？額字，下合一默字，此非額默乎(額默，母親)？吾意決矣，爾等斌寫，可也。 ”於是，額爾德尼和噶蓋奉命在蒙古文的基礎上，遵照努爾哈赤創制滿文的基本原則，即參照蒙古字母，協合滿族語音，創制了無圈點的滿文，史稱“老滿文”。
新滿文用10年才完成推廣使用
老滿文誕生後，完全借用蒙古文記錄，存在諸多弊病，有時候寫一個詞，有幾種讀法，因讀法不同，詞義也截然不同，遇到人名、地名，困難更大。於是，達海奉命改革老滿文，老滿文的改革時間是滿族史研究中的疑案之一，史載有四個時間：天聰六年(公元1632)正月、天聰六年三月、天聰三年、天命年間。史載不一，莫衷一是。天聰六年，皇太極命令達海等將滿文加以圈點，以做區別。達海遵旨改造滿文，經過改造的滿文臻於完善，通常被稱為“新滿文”或“有圈點滿文”。改進後的新滿文，其推廣使用也經過了一個很長的過程，同樣是在女真最高統治者的決策和指導下完成的。從現存的滿文檔案看，新滿文使用初期，存在新老滿文兼用的情況。截至崇德末年，在公文檔案中才完全用新滿文書寫。新滿文的推廣使用，足足用了十餘年的時間，至崇德末年才基本完成。
清入關後，除滿族原先居住的東北地區、中央國家機關和宮廷各部門普遍使用外，派駐八旗滿洲兵丁的全國各重鎮要地也都使用滿文。在漢族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影響下，加之滿族人積極學習借鑑，滿文吸收了大量的音譯漢語藉詞，大大豐富了自身的詞彙，從而推動了滿文的發展。這期間除滿族使用滿文外，與其相鄰的或編入滿八旗的達翰爾、錫伯、鄂温克等民族也都曾用過滿文。
但隨着滿族接受漢文化的程度越來越深，滿漢的全面融合逐漸限制了滿文的應用。自乾隆時起，滿文的應用越來越少，發展出現了轉衰的趨勢。同治以後，滿語逐漸失去了行政上的重要應用，連公文也被漢文所取代。1911年，隨着辛亥革命的爆發和清朝的覆滅，滿文也退出了歷史舞台。時至今日，能夠讀懂滿文的人不多。而滿語在全國也僅有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一些滿族村屯的少數幾位老人仍能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