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793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八年夏天，英國派出的第一個訪華使團到達中國。英國人對這個神祕的國度充滿好奇。他們相信，中國就像《馬可·波羅遊記》中所寫的那樣，黃金遍地，人人都身穿綾羅綢緞。然而，一登上中國的土地，他們馬上發現了觸目驚心的貧困。
使團成員約翰·巴羅在《我看乾隆盛世》中説：“不管是在舟山還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裏，沒有看到任何人民豐衣足食、農村富饒繁榮的證明……觸目所及無非是貧困落後的景象。”
乾隆時代的盛世在英國人眼中為何如此黯淡
乾隆統治下的中國，縱向比，是中國幾千年歷史中人口最多、國力最盛的時期;橫向比，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最富庶的國家。何以我們五千年文化得出的這個集大成的盛世在英國人眼中如此黯淡？
原因是，乾隆時代中國人和歐洲人的生活水平差距實在太大了。
14世紀，歐洲人並不比中國人富裕多少。他們的食物中肉食比重並不算高，一大塊麪包加一碗濃湯就已經讓辛苦了一天的英國農夫心滿意足。但是隨着社會的快速發展，歐洲人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極大的提升。
幾千年來，中國農民的主要食物一直是粗糧和青菜，肉、蛋、奶都少得可憐，通常情況下，在春荒之際，還要採摘野菜才能度日。乾隆時代，民眾吃糠咽菜的記載比比皆是。據《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農民卷》介紹，普通英國農户一年消費後，可剩餘11鎊，約合33～44兩白銀。而一箇中等中國農户一年全部收入不過32兩，而年支出為35兩，也就是説，辛苦一年，還要負債3兩，才能過活。所以一旦遇到饑荒，普通人家會立刻破產，賣兒賣女的情況十分普遍。
乾隆盛世的貧困，不僅僅體現在物質上，更主要的是體現在精神上
到達浙江沿海後，因為不熟悉中國航線，英國人請求當地總兵幫他們找一個領航員。總兵痛快地答應了。
英國人看到了意想不到的一幕。總兵的辦法是派出士兵，把所有從海路去過天津的百姓都找來。使團成員巴羅説：“他們派出的兵丁很快就帶回了一羣人。他們是我平生所見神情最悲慘的傢伙了，一個個雙膝跪地，接受詢問……他們徒勞地哀告道，離家遠行會壞了他們的生意，給妻子兒女和家庭帶來痛苦，總兵不為所動，命令他們一小時後準備妥當。”
這一幕在歐洲是不可想象的。英國人説：“總兵的專斷反映了該朝廷的法制或給予百姓的保護都不怎麼美妙。迫使一個誠實而勤勞的公民、事業有成的商人拋家離子，從事於己有害無益的勞役，是不公正和暴虐的行為。”
而同時代的歐洲，人權觀念已經深入人心。一個人不管地位多高，都不能任意將另一個人置於腳下。
乾隆所處的18世紀，政治文明的進步並不慢於物質文明
乾隆盛世的出現，有賴於乾隆皇帝最大限度地調動了傳統人治明君的所有技術資源。如果這一盛世出現在漢朝或者唐朝，當然無愧於“偉大”二字。
然而不幸的是，乾隆所處的18世紀，是人類歷史偉大的轉折點。在這以前，人類進步的腳步一直是遲緩的。而從這個世紀起，歷史開始跑步前進。戴逸先生在他的《論乾隆》文中説：“乾隆在位六十年，正好是英國經歷了產業革命的全過程。”戴逸先生又在他的著作《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一書中提及：“在此之前……地球的底層藴含着龐大的資源和能量，人們一直在探求而少收穫。18世紀，一下子得到了打開寶庫的鑰匙，新的生產力像蟄伏地下的泉水，突然地噴湧迸射出來。工農業產值幾百倍、成千倍的增加，物質財富滾滾而來，源源不絕。”
而這個世紀政治文明的進步並不慢於物質文明。乾隆十三年(1748年)，孟德斯鳩發表了名著《論法的精神》。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美國宣佈獨立。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法國爆發資產階級大革命，提出了“主權在民原則”。乾隆皇帝退位後的第二年(1797年)，華盛頓宣佈拒絕擔任第三任總統，完善了美國的民主政體。18世紀，世界文明大潮的主流是通過立憲制和代議制“實現了對統治者的馴化，把他們關到法律的籠子裏”。
而在地球的另一端，乾隆皇帝卻在做着相反的事情。他視民間社會的活力和自發精神為大清江山永固的最大敵人，積六十餘年努力，完成了中國歷史上最縝密、最完善、最牢固的專制統治，把民眾關進了更嚴密的專制統治的籠子裏。
乾隆盛世不過是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的大總結和大重複
乾隆盛世的功績是創造了空前的政治穩定，養活了數量空前的人口，奠定了中國今天的版圖。然而乾隆時代給中華民族精神上造成的永久性創傷，遠大於這一時的成就。
橫向對比18世紀世界文明的發展，乾隆時代是一個只有生存權沒有發展權的盛世。縱向對比中國歷史，乾隆時代也是中國歷史上民眾權利被剝奪得最乾淨、意志被壓制得最靡弱的時代。乾隆盛世是一個飢餓的盛世、恐怖的盛世、僵化的盛世，是基於少數統治者利益最大化而設計出來的盛世。
雖然登峯造極，但乾隆的統治並沒有任何新意。乾隆盛世不過是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的大總結和大重複。不幸的是，這個盛世出現在不應該出現的時候，因此其成就如燭火遇到了太陽，一下子暗淡無光。
張宏傑：搜狐歷史自媒體專欄作者，百家講壇特邀主講嘉賓 ，作家 、歷史學者 。復旦大學歷史學博士 ，清華大學博士後。著有《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飢餓的盛世：乾隆時代的得與失》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