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6月5日，袁世凱簽署公佈了《官吏犯贓治罪條例》。其中三條規定得極為嚴格：第二條，枉法贓至五百元以上者處死刑(編者注：執法者曲解或破壞法律稱“枉法”，貪污受賄或盜竊所得稱“贓”;據研究，民初銀元一元，購買力相當於今人民幣300-400元);第三條，不枉法贓至一千元以上者處無期徒刑;第四條，卷攜公款潛逃至五千元以上者處死刑。同時規定，本條例實行之期為三年。(《公佈官吏犯贓治罪條例令》，駱寶善、劉路生主編：《袁世凱全集》第27卷，第44頁，河南大學出版社，2013)四個月之後，他就下令槍斃了高官王治馨。
原是袁世凱嫡系
王治馨字奇裁，山東萊陽人，1868年生。副榜(編者注：科舉時代會試或鄉試取士，除正榜外另取若干名，列為副榜)出身。清末在袁世凱手下當差，1900年保舉知州。不久，袁世凱調任直隸總督，命趙秉鈞創辦巡警，王治馨亦投身警界，攀附上趙秉鈞，受到重用。後調奉天，任巡警局總辦。東三省總督徐世昌對他也很賞識。在奉天時，據説他手面闊綽，莫與倫比。其屬僚大多為新進少年，狂嫖浪賭，任性妄為，他不能抑制，還跟着摻和。民國以後歷官內務次長、京師警察廳總監。1913年9月，調任順天府尹，為北京的最高行政長官。
在順天府尹任內，王治馨“無惡不作，引用一羣小人為爪牙，為心腹，如祕書潘毓桂、庶務科員史久延二人，倚勢為惡尤甚。在外招人買缺買差，從中染指。順屬二十四縣已賣去二十二缺。凡一缺之價值須五六千元之巨，凡公署內科員科長之差，署外各局所差，亦賣去一半。以至聲名狼藉，怨聲載道，潘、史二人有內外兩櫃之稱。”(景岱：《書林拾貝》)外間遍傳他在這一任內至少得贓款七八萬元。但他在軍警界很有勢力，而又“狡甚，行隱跡晦”，兼有內務總長趙秉鈞庇護，“故久不敗。”(袁克文：《辛丙祕苑》，第6頁，上海書店，2000)1914年2月27日趙秉鈞死後，袁世凱以其聲名惡劣，將其免職，任為正藍旗漢軍副都統閒職。
拘押王治馨
負責糾舉違法瀆職官員的肅政廳聽説王治馨有問題，派人祕密調查。不久，代理都肅政史夏壽康和肅政史江紹傑、張超南、周登皥聯名糾彈王治馨前在順天府府尹任內，委署各縣知事，幾至無缺不賣，並有藉案乾沒(編者注：侵吞他人財物)婪索(編者注：憑藉權勢向人索取財物)情事，贓款累累，竟至數萬之多，提出亟應從嚴究辦。
6月27日，袁世凱下令，解去王治馨正藍旗漢軍副都統本職，交步軍統領(掌管京師守衞巡警的長官)看管，由平政院(編者注：當時法院組織系統的一部分，主管行政訴訟，負責察理行政官吏之違法不正行為，就行政訴訟及糾彈事件行使審判權)按照所揭各款，嚴行審理。(《袁世凱全集》第27卷，第247頁)步軍統領遂將王治馨、潘毓桂二人先行拿獲拘押，順天府亦將與他們有關係的人及嫌疑人陸續拿到，拘押於宛平縣署之內，聽候平政院提訊。案內要犯惟史久延逃脱。
平政院審訊後，“王治馨仍恃金錢之力，派人各處運動要人，希圖脱罪。”8月長江巡閲使張勛進京，又運動張勛在袁世凱面前求情赦免。張勛為其“屢次哀懇，大有不達目的不止之勢。”(景岱：《書林拾貝》)其他與王治馨有交誼的權勢人物如內史監阮忠樞、軍政執法處處長雷震春、步軍統領江朝宗、督理湖北軍務段芝貴等十數人，均曾跪求於袁世凱之前，“或請褫勛為贖，或請罷職為贖”。袁世凱笑道：“王治馨乃小站舊吏，予必有以處置。”(袁克文：《辛丙祕苑》，第6頁)
8月18日，根據平政院院長周樹模呈請，袁世凱下令將王治馨褫職，並將行賄舞弊的嶽魁、潘毓桂、王丙彝等，一併交由司法部，轉飭檢察廳，依法辦理。
首個被槍斃的省級大員
10月21日，司法部呈報，大理院“判決王治馨於委任嶽魁署理昌平縣知事，枉法得贓逾貫之所為，應照《官吏犯贓治罪條例》第二條處以死刑”。這裏所説“枉法得贓逾貫”，即得贓超過一千元，就是王治馨被判決死刑的主要罪狀，外間傳説的七八萬元和肅政史一開始所講的數萬元基本上都未落實。但袁世凱仍據此批令：王治馨着即依法立予槍斃;潘毓桂詐欺取財，處徒刑十二年，褫奪公權全部終身;嶽魁行求賄賂，處徒刑五年零六個月，褫奪公權全部八年。(《政府公報·命令》1914年10月23日)不論納賄行賄，俱都判刑。
10月23日，袁世凱指令總檢察廳長羅文幹會同步軍統領江朝宗監視行刑。江朝宗哭着哀求，袁世凱對他説：“王治馨不殺，予何以行令！爾監決，詰旦覆命(編者注：第二天早晨完成任務後彙報)，勿違勿緩。”江朝宗只好忍痛將王治馨槍斃。(袁克文：《辛丙祕苑》，第6頁)
民國初年槍斃的省部級腐敗大員，王治馨是第一個。此舉受到人民稱讚。著名記者黃遠庸在報道中寫道：王治馨被捕審理後，“北京各報大多數以一律最大之字恭刊此項策令，表示其痛快人心之意。蓋誠民國成立以來痛快人心之創舉也。”(《老新聞》，第186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另有人寫道：“凡聞王治馨飲彈而死者，莫不大快於心。”(景岱：《書林拾貝》)
殺人滅口？
而國民黨的要人張繼卻持有不同見解，他始終懷疑袁世凱槍斃得贓僅一千多元的王治馨，與1913年3月20日刺殺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案有關，説王治馨“好言不謹，袁氏疑之，殺人滅口也。”(張國淦：《近代史片斷的記錄》，《近代史資料》總37號，第160頁)原來宋教仁被刺身死後，北京的國民黨人在湖廣會館召開追悼大會，要求國務總理趙秉鈞到會，趙秉鈞未去，派京師警察總監王治馨為代表前往。黨員羣起質問。王治馨在會上説：“趙(秉鈞)、宋(教仁)因政黨內閣問題，頗有密切關係。自宋被刺後，獲犯應桂馨，搜出證據，牽涉內務部祕書洪述祖，應、洪又有密切關係。因此，袁總統不免疑趙，而趙以洪時往袁府，亦疑袁授意。及前日趙與袁面談，彼此始坦然無疑。惟袁謂：宋被刺前，洪曾有一次説及總統行政諸多掣肘，皆由反對黨政見不同，何不收拾一二人，以警其餘？袁答謂：反對者既為政黨，則非一二人，故如此辦法，實屬不合雲。現宋果被刺死，難保非洪藉此為迎合意旨之媒。唯有極力拿治，以對死者。”(朱宗震、楊光輝編：《民初政爭與二次革命》上編，第236-237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次日，袁世凱從報紙上看到王治馨的答詞非常氣憤，説：“措詞太不檢點，王治馨可惡！趙總理何以任其亂説，説後若無事然，並不聲明更正。”(張國淦：《近代史片斷的記錄》，《近代史資料》總37號，第159頁)有的學者也據此認為王治馨出賣了袁世凱，袁世凱將其槍斃摻雜了很多私人恩怨因素，或是別有用心。
王治馨的話，確實讓人對兇殺案的主謀者進行猜測。但王治馨説袁世凱並不同意洪述祖提出的“收拾一二人”辦法，指出“實屬不合”，已經將袁世凱開脱出來。故袁世凱雖然非常氣憤，也不過認為王治馨“措詞太不檢點”而已。若僅憑這一點就斷定袁世凱下令槍斃王治馨是進行報復或殺人滅口，恐怕有些武斷。
袁世凱想在開創時代就杜絕貪腐
條例並非針對個人
應該看到，袁世凱制定《官吏犯贓治罪條例》的本意，是防止全國大小官吏貪贓枉法，並非專對王治馨個人。對其他贓官，袁世凱照樣加以嚴處。如同年9月17日，他就下令將枉法得贓二千五百元以上的霸縣知事劉鼎錫槍斃。1915年2月8日，宣告辦理清鄉、遇事婪索贓款的廣東陸軍步兵第二團團長蘇汝森死刑，即日執行。同年4月9日，下令緝拿貪官陝西前任財政司長張益謙;批令通緝被控貪贓的湖南常寧縣知事劉錫珍。王治馨之所以成為民國初年首個被槍斃的高官，只是因為他自認為在軍警界頗有勢力，又有強大的後台趙秉鈞庇護，肆意妄為，聲名惡劣，在眾目睽睽的首都北京，很快為肅政史和袁世凱所得知。大理院根據《官吏犯贓治罪條例》第二條的規定判決王治馨死刑沒有錯，袁世凱下令槍斃王治馨也是以該條例為據，與私人恩怨無關。
在槍斃王治馨的第二天，袁世凱頒發了一道命令，首先説王治馨前曾供差北洋多年，尚稱得力。民國成立，歷官內務次長、巡警總監，亦有微勞。不意在順天府尹任內，改行易操，竟有鬻官納賄情事。其罪既無可宥，未便因其前功足錄(編者注：值得記上一筆)，致使國家法律屈而不伸。繼而指出：京內京外官吏如王治馨其人者，恐怕還有，“毖後懲前，不可不引為大戒。須知國家之敗由於官邪，賄賂公行，闒茸(編者注：音踏榮，低劣無能之輩)競進，國無不亂。”“如果政以賄成，官以利市，不特薰蕕(編者注：音薰猶，香草和臭草)莫辨，曲直混淆，庶政因之墮壞，且長官取諸屬吏，即使為數無幾，而屬吏之倍蓰(編者注：音背西，數倍)取償於人民者，其受害奚啻數十百家。痛苦之深，何堪言喻。……此等枉法婪贓，比諸盜賊殺人劫財，殆有過之。……現今國勢艱危，果令上下一心，孜孜求治，猶慮不足圖存。設再貪濁成風，其何以國。記曰：‘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編者注：各得其所)，國之肥也。’而小廉必自大法始。凡爾有位，其共勉之。”(《政府公報·命令》，1914年10月25日)
從這道命令中不難看出，袁世凱是希望吏治廉潔的。在他看來，賄賂公行，政以賄成，官以利市，貪濁成風，國家就要動亂，就要滅亡。那些枉法婪贓的官員對人民所造成的危害，超過了殺人劫財的盜賊。因此，必須按律嚴懲。只有這樣，才能防止官吏貪贓枉法，使國家安定。
為何《條例》規定特別嚴苛？
比照刑法，《官吏犯贓治罪條例》對贓官處置的規定要嚴苛得多。對此，袁世凱有其獨特的認識。1914年7月7日，他在送參政院代行立法院追認該條例的諮文中有個説明：“竊以為，當此廉恥道喪、綱紀蕩然，非法子產之猛，諸葛之嚴，斷不足以激濁揚清，而使僚屬有所懲勸。若於官吏犯贓之案件，而僅照刑律治罪之條文，則不肖官吏，必不免狎而玩之，馴至毫無忌憚，勢必妨及公安。此本大總統度勢審時，所以有《官吏犯贓治罪條例》之發佈也。”或以為本條例規定未免過於嚴重。“殊不知法律本無寬嚴輕重之別，純以適於國家現情與否為斷。共和成立以來，仕途之龐，流品之雜，殃民蠹國，弊曷勝窮。今雖次第考核，甄別去留，吏治可望漸有起色。然既處積重難返之勢，恐不免有陽奉陰違之徒。若非嚴刑峻罰以繩，其後吏治安有廓清整肅之時。此本條例之規定所以較現行刑律為嚴重也。”況與前清律例枉法贓至八十兩、不枉法贓至一百二十兩俱絞監候相比，本條例之規定並不為重為嚴。“且本條例之如此規定者，原屬刑期無刑、闢以止闢(編者注：指用刑于一人之身，即可使他人畏懼而停止犯罪行為，從而達到不再用刑的目的)之意。故其施行之限，僅期三年。此殆為開創時代權設之制。”(《諮參政院代行立法院文》，《袁世凱全集》第27卷，第340-341頁)
袁世凱認為，立法不重不嚴，不足以激濁揚清，使官吏有所懲勸。條例是根據民國初年的實際狀況制定的，目的是為了廓清吏治，規定刑律是希望防止刑事案件的發生，設立死罪是為了教育人們防止犯下被殺的罪行。此乃開創時代臨時設立的制度，所以規定執行時間為三年。由此可見，其主觀願望是想在開創時代就使吏治廉潔，杜絕貪腐。
民初政府的廉政措施
這種願望除前述之外，還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不準官吏及其家族直接或間接接受任何饋贈。1913年1月9日公佈的《官吏服務令》第十六條規定：凡官吏有統屬關係者，無論涉及職務與否，不得饋受財物。其因家族或用別項名義及其他方法間接饋受者，亦同。第十九條規定：他人對於官吏所辦事件有饋遺者，無論用何名稱，均不得領受。(《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3輯，政治一，第71頁，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其二，只要“犯贓”被發覺，不管是退職、在任，還是轉任、升任，均一律追究。1914年11月12日所公佈的《官吏犯贓治罪法執行令》第一條規定：在任時犯本法之罪，於去任後發覺者，以現任論;在本任時犯本法之罪，於轉任或升任後發覺者，亦以在本任論。(《袁世凱全集》第29卷，第324頁)
其三，官員庇護屬吏要受嚴懲。1914年11月17日，袁世凱諭令政事堂電告黑龍江巡按使朱慶瀾，“如屬吏有違法之事，應指名糾參，以期弊絕風清。倘或瞻徇(編者注：徇顧私情)情面庇護，一經發覺，予以應得重咎，斷不能以失察二字蔽辜。”(《袁世凱全集》第29卷，第365頁)
其四，告誡各級官員戒奢靡。1915年3月30日，袁世凱申令告誡各級官員：戒偷惰，戒瞻徇，戒奢靡，戒嬉戲。其中戒奢靡寫道：“國用浩繁，財政支絀。所有文武官俸，非出之於水深火熱之民生，即挹之於剜肉補創之國債。……稍有天良，顧忍以奇痛之金錢，供無名之揮霍乎。近有藉口進化，務為虛靡，一餐之費至數十金，一日之劇至數千金。祿不足給，勢須改操，假公濟私，何所不至。蓋奢侈雖為私德之失，其流毒足以蕩公德而無遺。既失之奢，必敗於貪，此是相因之勢。前清之亡，由於在位者用財無節，寵賂滋章，鬻爵於朝，伏戎於莽，百事敗壞，顛覆隨之。殷鑑不遠，匪細故也。”(《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3輯，政治一，第333-334頁)
其五，嚴格規定出差旅費。1915年4月19日經袁世凱批准，公佈了財政部擬訂的官吏出差旅費規則。主要規定有：
第三條：旅費分舟車費、膳宿費、電報費、雜費。
第四條：舟車費，簡任以上各職得開支頭等票價。
第五條：膳宿費及雜費應合併計算。特任職每日至多不得逾六元，簡任職不得逾四元，薦任職以下不得逾三元(特任，文官的最高職級，由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特令任命，如政府部長、駐外大使等;簡任，文官的第二級，由政府在合格人員中遴選任用;薦任，文官的第三級，由機關首長舉薦，呈請中央政府任用的官長)。膳宿費及雜費各佔全數之半。
第六條：電報費核實開支，但關係私事者不得計入。
第七條：在奉差地點，除支膳宿費及雜費外，不另支舟車費。
第八條：出差人員隨帶僕從，特任職以三人為限，簡任職以二人為限，薦任職以下以一人為限。所需舟車費應按三等票價支給。交通不便地方，除水程不另支費外，旱道每人每日不得逾一元，膳宿費及雜費合併計算，每人每日不得逾半元。
第九條：官吏差竣，應造具旅費支出計算書，連同證憑單據送審計院審查。
第十條：官吏於俸給外，業已定有公費者，因公出差，不再支給旅費。但系特別差務，不在此例。(《批財政部呈擬官吏出差旅費規則繕具清單呈請鑑核文》，《袁世凱全集》第31卷，第160-161頁)
這些規定極其具體明確，有最高限額，誰也別想搞特權，揮霍國家錢財，浮報冒領。
不論袁世凱在清末和民國後其他方面的表現如何，他當上總統以後，是希望吏治廉潔、反對腐敗的，而且態度還相當堅決。只是《官吏犯贓治罪條例》僅僅執行一年多，他就搞起帝制自為，在國人的強烈反對下，憂憤而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