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發生於1947年2月28日，是台灣人民反專制、反獨裁、爭民主的羣眾運動。 1947年2月27日，國民黨軍警在台北打死請願減税的商販。1947年2月28日，台北市民罷市、遊行請願，又遭國民黨當局的鎮壓，激起了民眾的憤怒，爆發了大規模武裝暴動。幾天之內，暴動民眾控制了台灣省大部分地區。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急電南京求援，國民政府調駐守上海的21軍在基隆登陸，進駐台北，對羣眾進行大規模鎮壓，運動最終失敗。
台灣二二八事件過程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取得勝利。消息傳來，台灣同胞歡欣鼓舞，奔走相告，歡慶台灣重新回到祖國懷抱。1945年10月25日，日本投降儀式在台北公會堂(現改稱中山堂)舉行。日本投降代表、台灣總督安藤利吉大將，向台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司令陳儀將軍呈遞降書。
陳儀代表中國政府正式宣告：自即日起，台灣及澎湖列島正式重入中國版圖。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軍皆已置於中國主權之下。第二天，台北市學生及各界民眾數萬人舉行大遊行，歡慶祖國收復失土。全省家家户户張燈結綵，祭告祖先，通宵歡飲。縱情慶賀抗戰勝利，台灣光復。
戰爭結束時，整個台灣工農業生產處於癱瘓狀態，物資缺乏，米荒嚴重，物價飛漲，百業蕭條，人民大量失業，社會治安惡化。更為嚴重的是，台灣經歷了日本50年的殖民統治，剛剛重回祖國，國民黨當局和台灣人民之間彼此都不大瞭解，容易產生矛盾，需要一段時間進行磨合。而恰恰是在這一段磨合期，國民黨當局採取了非常錯誤的政策，激化了與台灣人民的矛盾。
台灣迴歸祖國後，蔣介石在大陸大打內戰，大陸的經濟危機也波及到了台灣，島內通貨膨脹，物價飛漲，台灣光復僅一年，台灣物價漲了100倍。台灣中小企業在國民黨官僚資本的劫奪下，紛紛破產倒閉。加之農業歉收，致使當時台灣600多萬人口中，有近三分之二的人貧困交加，飢寒交迫，人民怨聲載道。
日本殖民者對台灣人民進行了長達半個世紀的統治，給台灣人民帶來了無窮的災難。老百姓們原以為台灣回到祖國懷抱，可以揚眉吐氣過幾天舒心日子。哪知他們美好的願望很快就破滅了。人們對國民黨政府的態度，由歡迎變為失望，最後成為仇恨。這種仇恨的情緒，由一件偶然的事情，點燃了全島人民的反抗怒火。
1946年10月25日，在台灣光復一年後，蔣介石來到台灣，親自參加光復一週年紀念會。雖然台上眉飛色舞，意氣風發，但台下卻反應冷淡。台灣人民歡天喜地迎國軍的熱情早已在一年的親身經歷中灰飛煙滅，跟大陸人民一樣，他們“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有人在舊總督府門前掛上一幅“狗去肥豬來”的漫畫。
光復一年，台灣人民的興奮變成了積怨，烏雲籠罩在整個台灣島，反專制、反獨裁、爭民主的羣眾運動一觸即發，山雨欲來風滿樓。1947年2月27日下午，時近黃昏。台北市南京西路天馬茶房。中年守寡、帶着一兒一女艱難度日的林江邁守在自己的煙攤旁，招徠顧客。突然，人羣開始騷動，等林江邁反應過來時，已來不及跑了，台灣省專賣局專員葉得根帶着另外9名緝私隊員已將煙攤圍住。
林江邁向緝私隊員解釋、哀求，均無濟於事。在拉扯中，一名緝私隊員用槍托將林江邁打得頭破血流。憤怒的圍觀羣眾與緝私隊員發生衝突，打傷了緝私員趙子健與警員張啟詳，緝私員傅學通向人羣開槍，當場打死無辜市民陳文溪。當天晚上，部分羣眾擁到台北市警察局和憲兵團，要求嚴懲兇手。28日上午，更多的市民圍攻了台灣省專賣局。
下午，約有四、五百名羣眾來到行政長官公署，向行政長官陳儀請願，竟遭衞兵開槍射擊，當場打死數人。於是事態迅速擴大，遊行、示威、請願很快演化為大規模武裝衝突，一場反獨裁、反專制、反暴行、爭民主、爭自治的運動在全市漫延。陳儀隨即宣佈實行戒嚴，派出大批軍警在全市大街小巷巡邏。
台北市民罷工、罷課、罷市，包圍行政長官公署、警察局、日產處理委員會、電台等機關，放火燒掉台北專賣分局，甚至開始搶劫軍用倉庫，釋放獄中囚犯，與軍警不斷髮生流血衝突。起義民眾還通過電台向全省廣播，控訴軍警的暴行，號召人民起來反抗。各地民眾聞風而動，羣起響應，圍攻所在地機關、部門。由於當時國民黨剛剛接管台灣，兵力不足，起義羣眾很快控制了除高雄、基隆以外的所有地區，國民黨對整個台灣省的形勢已失去控制。
1947年3月2日，台北市民眾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並隨後在各地成立分會，代表民眾就事件處理和台灣的政治改革與行政長官公署交涉。陳儀也派人蔘加了這個委員會。1947年3月8日，委員會通過其宣傳部長王添丁起草的“三十二條要求”，包括實行地方自治、保障人民基本權益、廢除專賣制度、減免苛捐雜税等條款，基本反映了台灣各界人士要求民主和自治的合理願望。
但是，隨着起義規模的不斷擴大，起義隊伍中也混進了一些不良分子，包括與日本關係密切的地方紳士和流氓，他們將三十二條擴大為四十二條，增加了一些不切實際甚至錯誤的主張，例如要求接管行政長官公署等，致使陳儀怒而撤出了派往委員會的代表，並加緊部署鎮壓行動。
早在1947年3月2日，陳儀見形勢不妙，就急電南京：“台灣發生暴亂，已及全省，形勢危急，請速派國軍赴台救援。”蔣介石接報，經與國民黨要員商量，均認定“二·二八起義”是“暴亂”，為防止事態擴大，必須採取果斷措施，進行鎮壓。蔣介石立即電令駐守上海的21軍火速乘船趕赴台灣增援，並限令於8日前趕到。
1947年3月8日中午，21軍先頭部隊在基隆登陸。遭到起義羣眾阻攔後，21軍竟在船上架起機槍向碼頭上的羣眾掃射。9日，國民黨主力部隊在血洗基隆後，進駐台北，與駐守在台灣南部地區的國民黨“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聯手，對起義羣眾進行大規模鎮壓。
經過近半個月的艱苦鬥爭，“二·二八起義”最終失敗。大批台灣市民、學生及社會知名人士包括教授、作家、醫生遭到屠殺，確鑿死亡人數難以計算，此外，還有不少人被捕、逃亡和失蹤。“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也被當作非法組織遭取締。3月，國民黨還在台灣進行了大規模地收繳槍支和肅清“暴亂”分子活動。1947年4月24日，國民黨政府撤消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成立台灣省政府，陳儀被撤職賦閒，魏道明被任命為台灣省政府主席。
二·二八事件中犧牲受難者的詳細明確數目因發生年代久遠，加上國民政府的漠視，一直都有所爭議。若引自若林正丈，他的估算數字是15，000人至28，000人。事實上由於種種塬因，例如當時政府所主導的濫殺行動，很多沒有書面資料遺留，各界對二·二八事件確實的犧牲者人數，一直有極不一致的估算。
從不到一千人，一直到十幾萬人不等。如Lai， Myers， and Wei所估算的數字是10，000以下。李喬則推估死亡人數為18，000人左右。傷亡人數估計值依統計的方法論不同而異，取中間數並沒有意義。至於向二·二八基金會申請賠償的有效案件，截至第119次董事會已審：2728件，其中成立2264件(死亡680件，失蹤179，羈押、徒刑等1405件)，不成立464件。惟此補償案件數不等同於實際傷亡數字，塬因有七項，在二二八基金會官網有詳細説明.....
若干人士引用楊逸舟的着作《二二八民變》指出1960年行政院下令註銷十二萬有籍無人的户籍，做為二·二八罹難人數的一個參考數據。但是台灣户籍法規定申報過死亡就不再有户籍，民法規定失蹤七年也能報死亡。所以這十二萬人，沒有一個在二·二八事變當年被申報死亡或失蹤，才會十幾年後還有户籍。
而真正在二·二八當年罹難，申報過失蹤或死亡的人，都已除户沒有户籍，不會落在有籍無人的清單。所以所謂有籍無人，跟二·二八事變罹難人數無關。二·二八事件死傷人數各方數字整理如下：楊亮功調查報告 死190人 傷1761人。白崇禧報告書 死傷1860人。《紐約時報》霍伯曼南京專電 死2200人。台灣警備總司令部死3200人。保安司令部 死6300人。監察委員何漢文至少死7000至8000人。
《紐約時報》記者杜爾曼德丁專電 死1萬人。台灣旅滬六團體1947年《台灣事件報告書》 死1萬人以上。民政廳長蔣渭川1947年《二二八事件報告書》 死1萬7000人至1萬8000人。日本《朝日新聞》調查研究室 死1萬至數萬人。美國駐台領事館副領事喬治柯爾死2萬多人。行政院官方調查報告 死1萬8000人至2萬8000人。
台灣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列表
以下所列人物為台灣二二八基金會所認定並公告的部分受難者列表，僅限於在二二八事件中及之後的屠殺行動中喪失生命或下落不明者，被捕入獄者則不記;由於該事件受難者過多，這裏只是較有名的人物，不完全具備代表性。並按照受難者姓氏教會羅馬字拼音順序排列。
蔣渭川：知名非武裝抗日人士蔣渭水的弟弟。當時國民黨派特務暗殺，蔣渭川僥倖逃過一劫，但其女兒蔣巧雲遭到殺害。蔣渭川雖然還是與國民黨合作，但只是樣版，而且失去台灣人的信任。
莊木火：瑞芳國小校長。
楊元丁：藝人伊能靜的外公，基隆市副議長 被軍人槍殺後踢入河中。
陳澄波：東京美術學校研究所畢業﹐畫家;時任嘉義市參議員，擔任和平使者去水上飛機場慰問國軍，卻被逮捕，未經審判公開槍斃於嘉義火車站前。
陳炘：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大公企業公司”創辦人;“二二八事件”後被警察帶走而遇害。
陳能通：淡水中學校長。
簡錦文：基隆要塞司令部軍醫，在軍中被殺。盧園：淡水中學化學科教師。叁芝北新莊田心仔人。訂婚當日早上，聽聞陳能通校長長女之哀求，出門查看校長而遭兩個持槍士兵射擊中彈。陸路封鎖，經淡水河以舢舨送雙連馬偕醫院救治，不治身亡。
顧尚泰：西醫。
廖進平：社會運動家。
許朝宗：藝人許效舜的祖父，八堵火車站副站長。
郭章垣：宜蘭醫院院長;遺言：“生離祖國，死歸祖國，死生天命，無想無念”。
郭守義：基隆名醫。黃媽典：日佔時代任朴子街長，事變時任台南縣參議員;在新營被槍斃示眾。
李瑞峯：律師。李瑞漢：曾任台北律師公會會長。李丹修：八堵火車站站長。
林連宗：台灣前制憲國大代表、台灣省參議員、台灣省律師公會會長、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二二八事件”死難者。
林茂生：台灣歷史上第1個哲學博士(1929年)和留美博士;曾於終戰後協助接收台灣大學，並創辦《台灣民報》;“二二八事件”後無故被捕，一去不回。
藍燈旺：基隆社寮島居民。阮朝日：《台灣新生報》總經理，“二二八事件”後在自宅被強行逮捕，從此失蹤。女兒阮美姝至今仍積極從事“二二八事件”研究，2002年叁月十二日曾在屏東設立私人紀念館(阮朝日228紀念館)，2007年六月紀念館經營結束，文物分為四部份，分別保存於台北的台灣神學院、台南的真理大學麻豆分校、阮美姝228紀念室及施國政先生(阮朝日228紀念館執行長)。
黃阿統：淡水中學訓導主任。
施江南：醫學博士，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內科專攻。日佔時期曾任台北州議員、“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參事、“台灣奉公醫師團”本部理事。戰後曾任“台北市醫師公會”副會長、“台灣省科學振興會”主席。
宋斐如：台北高等學校﹑北京大學經濟系畢業﹐行政長官公署惟1的1位做到1級單位副首長(教育處副處長)的台籍高級官員，《人民導報》創辦人，“二二八事件”後在自宅被強行逮捕，從此失蹤。
湯德章：律師。1946年參選省參議員，被列為候補參議員。228事件爆發後，3月6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台南市分會”成立，被推為治安組長。3月11日被捕，3月12日，湯德章被反綁懸吊刑求一整夜，肋骨被槍托打斷，在遭受酷刑後，雙腕被反綁，背後插有書寫名字的木牌，押上卡車，繞行市街，然後押赴今日台南市民生綠園(已更名為湯德章紀念公園)槍決。湯氏被槍決後，士兵不讓他的家人立即收屍，任其屍體暴露，經過家人一再哀求，才准許以毛氈覆屍，但屍體仍不得立即移走。3月中旬，國府派國防部長白崇禧來台“宣撫”。白氏來台後，下令將被關在軍法看守所的所謂“二二八疑犯”，全部移送台灣高等法院審理，結果高等法院的判決書下來----“湯德章無罪！”
王添燈：日佔時期實業家，戰後曾任《人民導報》社長;“二二八事件”中被中國人張慕陶的憲兵用汽油燒死。
王育霖：日佔時期的律師，戰後曾任新竹地檢署檢察官;“二二八事件”中被祕密處死。
吳金鍊：《台灣新生報》日文版總編輯。日佔時期曾任《台灣新民報》台南支局長、宜蘭支局長，並曾任職於總社社會部、政治部。因刊登“二二八事件”之報道被害。
吳鴻麒：吳伯雄之伯父。戰後曾任台灣高等法院推事;“二二八事件”中在法院被帶走，四、五天後，陳屍於南港坑道口。曾因判定一件軍民糾紛，得罪一位軍官而惹禍。
蕭朝金：日佔時期牧師;“二二八事件”時出面交涉被捕青年，一去不回，受盡酷刑後遭槍斃。
許錫謙：花蓮人。戰後參加叁民主義青年團花蓮分團，擔任宣傳幹事及該團7名幹事之一，“二二八事件”爆發後擔任“青年大同盟”總指揮，“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花蓮分會”成立後為該會重要幹部。後走避台北，經當時官派花蓮縣長張文成及憲兵隊遊説其叔父勸説回鄉，於返回花蓮途中遭埋伏的軍憲人員捕殺。楊照的外祖父。
張七郎：醫師;曾任花蓮縣參議會議長、台灣省制憲國代;“二二八事件”後，與其叁弟張果仁醫師與長子張依仁被軍隊帶走，一家叁口均遭殺身之禍。後來證明是被當時的花蓮縣長張文成挾怨報復。其二子張依仁曾前往中國東北病院服務，醫治過蔣介石腹瀉。張依仁被搜身時，衣袋內有一枚現職軍醫上尉證章，及蔣的親筆手條，才免去殺身之禍，後避居日本。當時，台籍人士林頂立任職保密局，借職務之便，誣告張七郎。官派花蓮縣長張文成請廿一師獨立團第五連連長董至成密裁張家。因張依仁特殊的遭遇，保密局南京站在此事爆發，震驚地方之後，指示台灣調查站明確指出“張為一良善之代表，未曾參與事變之活動，似此不分善惡而捕殺，今後公家之事何人敢為。”爾後，林頂立定居中台灣安享天年至1980年。張文成下落不明，一説他後來返回大陸。
潘木枝：醫生，免費醫治付不出醫藥費的窮人，救了蕭萬長在內的許多市民的生命，事變時任民選嘉義市參議會參議員，1947年3月25日與畫家陳澄波等多人沒有經過公開審判就被公開處決，兒子潘英哲死在不久後的清鄉掃蕩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