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把中國變成日本獨佔殖民地的戰略目標上，日本統治集團的意見是一致的，但在具體的策略和步驟上，又有不同的主張。日本和西歐的一些學者按照不同主張將其劃分為兩大派系，一派稱作“強硬派”(或“霸道思想派”)，另一派為“温和派”(或“道義思想派”)，儘管此劃分是不科學的，甚至是美化一部分侵略者的，但是，它反映了帝國主義者兩種侵略手段的爭論。
所謂“強硬派”，主要是日本政府中大本營作戰部門和侵華派遣軍中那些法西斯狂熱分子，如戰爭初期的陸相杉山元、海相米內光政以及關東軍和華北派遣軍的頭子，都屬於這一派，他們瘋狂主張戰爭政策，鼓吹“速戰速決”、“一戰滅亡中國”等。所謂“温和派”，主要是指大本營戰爭指導部門和侵華派遣軍總部的一些積極鼓吹政治誘降的人物，如當時的陸軍作戰部長石原莞爾、陸軍參謀次長多田駿等，他們反對單純依靠武力征服中國，主張政治與軍事相結合，軟硬兼施，雙管齊下，而側重點又主要放在政治誘降上。
這兩種不同主張，反映了日本統治集團關於侵華政策的種種爭論，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對國民黨政府的誘降工作。
盧溝橋事變後，石原莞爾認為戰爭將會曠日持久，“速決戰”是不可能實現的，而長期戰爭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因此，他説服近衞首相應立即飛往南京，去同蔣介石直接會談，通過談判逼迫國民黨政府屈服，但是，這個方案遭到了“強硬派”的堅決反對，迫使近衞在已下令準備飛機的情況下，又取消了南京之行。
1937年11月初，陶德曼調停中日戰爭，參謀次長多田駿為了促成和談，力主在保持蔣介石面子的情況下，誘逼其接受投降條件，因此，他在11月19日下令日軍在南京城外按兵不動，停止進攻，防止蔣介石退出南京，但是，“強硬派”認為，南京陷落就意味着中國投降，他們否決了多田駿的建議，攻佔了南京。
南京陷落的第二天，日寇即扶植漢奸王克敏在北平成立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而對國民黨政權卻追加了更苛刻的條件，時隔不久，又以“期限屆滿”為由，宣佈“不以國民黨政府為對手”。
這些不尋常的舉動，連負責調停的德國駐日本大使狄克遜也看不慣，他認為日本政府並不期望中國接受新的條款，相反，更希望對方加以拒絕，以便尋找藉口繼續進行旨在消滅國民黨政府的戰爭。
近衞內閣發表了“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第一次對華聲明後幾個月，近衞便感到“後悔”，想採取一些“補救”措施，但是，這時他也深感左右不了軍界的形勢，“由於無法控制國家事務而灰心喪氣”，他曾向天皇提出辭呈。
有一次，他悲傷地向自己的密友原田熊雄訴苦：感到自己簡直像個“櫥窗裏的服裝模特兒”，連頭號戰犯都如此牢騷滿腹，其他人則可想而知了。
第二次《近衞聲明》雖然再次向國民黨伸出了誘降之手，但是，在以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同樣由於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日本統治集團內部意見不統一，使日、蔣之間始終未能達成最後協議。
一個突出的事例是繆斌赴日談判問題，如前所述，繆斌應日本首相小磯的邀請，代表重慶政府飛往東京談判，對於繆提出的“和談條件”，日本首相認為是可行的，但是，在最高戰爭指導會議上，不僅遭到了堅決反對，而且小磯國昭連“烏紗帽”也丟了。
由此可見，日本內部兩派勢力因對華意見分歧而引起的相互爭執，是十分激烈的，思想不統一，自然影響誘降的決策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