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完整記載周瑜史實的《三國志》作者陳壽(233—297)本身就是三國時代的人，在蜀漢時期和蜀漢滅亡後，他曾先後擔任著作郎、治書御大史等官職，對“當代歷史”相當熟悉，而且親聞筆錄史實甚多，由於年代相近，故而採事更近真實;稍後的北魏學者崔浩就曾高度讚揚《三國志》“有古良史風，其所著述，文義典正……班史以來無及壽者”。距陳壽僅百餘年的裴松之曾為《三國志》作注，“事多審正”——這是裴松之對《三國志》中體現出的求實態度的精闢概括，是對陳壽“不溢美、不隱惡、據實修史”的高度讚揚。由此可以推斷，《三國志》中的周瑜形象比較忠實(或接近)於歷史人物的真實。而成書於元末明初的《三國演義》作者羅貫中系公元1330年—1400年間人，比陳壽晚了千餘年。他對三國曆史人物的評價，帶有“尊劉抑曹”強烈傾向，這是已延續千百年的封建正統觀念使然。
所以，他在創作《三國演義》時，對蜀漢人物(尤其是諸葛亮)大加褒揚讚頌，對曹魏集團人物極力貶斥，對孫吳集團則是有褒有貶。對於周瑜，羅貫中是將他作為孫劉聯盟時期的“障礙”、作為諸葛亮的“陪襯”或“反襯”來寫的，故極力渲染他的“狹隘”一面，甚至虛構周瑜的智拙計窮，以突出諸葛亮的足智多謀。如此貶抑多多，包括説周瑜“氣量狹小”云云，就不足為怪了。當然，他筆下的《三國演義》，畢竟採錄了《三國志》中大量的史實，不過又輯錄了千餘年間有關三國人物的大量傳聞軼事、民間説唱、戲曲話本方面的內容，所以民間文學的色彩濃重;再加上他大量的加工塑造與虛構創作，包括移花接木、無中生有、巧妙生髮、杜撰想象，所以，便離歷史真實有了相當的距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