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志》與《三國演義》：熟知三國歷史的人必然會讀過這兩本書，前者是正史，後者是小説，這是兩書最大的區別。
《三國志》是一部記載魏、蜀、吳三國鼎立時期的紀傳體國別史。其中，《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吳書》二十卷，共六十五卷。記載了從魏文帝黃初元年(220年)，到晉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六十年的歷史。作者是西晉初的陳壽。 陳壽所著的《三國志》，與前三史一樣，也是私人修史。他死後，尚書郎範頵上表説：“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朋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採錄。”由此可見，《三國志》書成之後，就受到了當時人們的好評。陳壽敍事簡略，三書很少重複，記事翔實。在材料的取捨上也十分嚴慎，為歷代史學家所重視。史學界把《史記》、《漢書》、《後漢書》和《三國志》合稱前四史，視為紀傳體史學名著。 而三國志是三國演義小説的基礎。
《三國演義》是長篇小説，由於它根本不是正史——如果雷同正史，則《三國志》成書後就無須再編撰甚麼《三國演義》了。 《三國志》為晉朝陳壽所寫，記載了三國時期魏，蜀，吳三國的歷史，是寫實的，為二十四史之一。 《三國演義》為明朝羅貫中所寫，是在《三國志》所記載的歷史的基礎上加以改編的文學作品，內容與歷史事實不完全吻合，為中國古典四大名著之一。 若論史學價值，前者高於後者;若論文學價值，後者高於前者。
《三國志》是所謂的正史，而《三國演義》是根據《三國志》記錄的歷史演繹出來的小説、故事，是文學作品。如果要學歷史，當然要讀《三國志》;如果是為了於消遣中獲取某些歷史知識，《三國演義》足已。演義與正史的最大區別就是，演義不是全部真實的，演義是小説。人人都説《三國演義》是七分史實，三分虛構。
主要的區別有三點：
一是體例不同。《三國志》是史書，是對三國曆史的較為客觀的敍述。而《三國演義》則是歷史小説，是對三國曆史的人為演繹，其中加入了很大成份虛構的內容;
二是成書時間不同。《三國志》成書於西晉初年，距離三國很近，因而可以保證這部史書的真實性。而《三國演義》成書於元末明初，摻入了大量民間傳説;
三是承續關係不同。陳壽寫作《三國志》依靠的是他自己多年收集的歷史資料，而羅貫中撰寫《三國演義》則主要取材於《三國志》。也就是説，《三國志》是《三國演義》的母體。
在《三國志》裏那個文韜武略、心胸開闊、英雄豪俠的周瑜，到了《三國演義》裏卻成了心胸狹窄、疾賢妒能的“小氣鬼”。 《三國志》中，周瑜從小就多才多藝，年青時就精通音樂。只要奏樂有錯誤，他必定會發現，發現了就一定會加以指點，所以當時有民謠説：“曲有誤，周郎顧”(周郎會發現，可以請周郎指點指點)的説法。赤壁之戰中諸葛亮出使東吳，説服孫權，聯吳抗曹，這個戰略起了關鍵性作用。但是整個戰役的指揮計劃者實際上是周瑜。周瑜在説服孫權上起了重要作用，而《三國演義》中是諸葛亮激將法激的;利用火攻是黃蓋提出來的，後來都改成諸葛亮，這些都是出於突出諸葛亮這個主要人物的創作需要。突出了羅貫中對諸葛亮的喜愛，小説中周瑜的性格特點主要是心胸狹窄，特別忌妒諸葛亮。這是小説為了使不同人物性格區別鮮明的創作需要。
歷史上的周瑜胸襟廣闊，氣度寬宏。老將程普因周瑜年輕，對他不服，多次當面侮辱他，周瑜都不跟他計較，程普最後被周瑜的才華和品德所折服，感動得説：“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和他成為好友。《三國演義》描寫的心胸狹窄的周瑜是羅貫中為了襯托諸葛亮而刻意塑造的配角形象，是藝術處理，不可當真，“三氣周瑜”當然就更是毫無歷史根據，周瑜最後是病逝於出征途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