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堂用傳統士子的模式規範學生， 惟恐他們在學習西方海軍技術的同時思想也隨之西化。按照這種“中體西用”的教育原則，學堂培養出來的是掌握了一定“外國之技巧”的士子。
一千個李鴻章都死無完屍
北洋海軍曾是晚清軍事自強的最大成就，也是近代中國人做的第一個強國之夢。但曾幾何時，這支經過數十年努力、耗費數千萬兩白銀建成的亞洲一流艦隊，竟在甲午中日戰爭中不堪一擊，未戰幾個回合便全軍覆滅了。這直接造成了清國在甲午戰爭的慘敗，這種戰局是連日本人自己都並未預想到的。這一戰的另一個重大影響，是激起了日本面對世界的強烈信心，這個剛剛在明治維新中體會到了改革力量的國家，感受到了在亞洲全面稱雄的可能性。躋身世界強國的希望如黎明時分的“阪上之雲”緩緩升起，與之相對應的是，東方老大帝國悲哀的日落西山，迴天乏力。
一時間，國人義憤如潮，將喪師辱國之罪統統劃歸李鴻章名下，使他縱有百口，也莫辯一詞，若非恭親王竭力迴護，只怕一千個李鴻章都死無完屍了。其時，適逢著名的崑劇丑角楊三去世，有人挖空心思，作了一副對聯，把李鴻章捎帶進去加以痛罵：“楊三已死無蘇醜;李二先生是漢奸。”在今天看來，這種指斥在情感上可以理解，但於情理於邏輯都完全站不住腳。看似龐大而強大的北洋艦隊背後，深藏着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乃至於文化上的隱疾，我們也可以將之視為歷史侷限性的東西，才是真正需要挖掘，需要面對並從中汲取教訓的。以史為鏡，前車之鑑是今天發展的契機，將所有責罪歸於一人之身，是對歷史的也是對現實的不負責任。
《龍旗飄揚的艦隊》是一部研究北洋海軍的專著。作者姜鳴指出，在中國海軍現代化過程中，李鴻章無疑傾注了大量心血。至於最後沒有能夠完成援朝任務，在甲午海戰中失敗，最終導致了日軍侵入本土、《馬關條約》的簽訂，這些，也應該承認，從日常管理、建設過程等整個歷史事件中，李鴻章所應當承擔的責任。但到了“馬關條約”簽約的地步，我們是否還要苛求李鴻章呢？
是的，作為戰敗國的一方，外交上絕對處於弱勢地位，這是一千個李鴻章也無法扭轉的。
書生一樣的海軍軍官們
海軍航空工程學院海軍史研究教授蘇小東提出了發人深省的看法。他認為，北洋海軍的失敗還有一重大原因，就是作為前線將領的管帶階層軍事素質普遍偏低。
蘇小東教授説，對北洋海軍的各級指揮將領，人們多以同情之心諱言其咎，盡力去開掘他們的經歷中那些值得稱道的事蹟和言論，並將其昇華為愛國主義精神。然而，這並不能解釋北洋海軍在甲午戰爭中屢戰屢敗直至全軍覆沒後竟連一艘日艦都未擊沉的事實。
北洋海軍的戰艦管帶幾乎均為福建船政後學堂(駕駛班)前幾屆畢業生，福建船政學堂是晚清軍事自強的最早成果之一，也是國內第一所培養近代化造船人才和新型海軍軍官的學校。也許正是這一開先河的性質，決定了它的歷史侷限性亦十分明顯。其本身不論是海軍特色還是一般的軍事特色都極為淡薄。學生不着統一制服， 談不上軍事化管理。學堂的主辦者及管理人員幾乎都不懂海軍，雖然聘用了一批外籍教師， 但中方人員對近代海軍的無知， 又決定了所聘洋員的海軍教育訓練水平極為有限。
學堂用傳統士子的模式規範學生， 唯恐他們在學習西方海軍技術的同時思想也隨之西化。按照這種“中體西用”的教育原則，學堂培養出來的是掌握了一定“外國之技巧”的士子。而傳統士子之“性情”， 經過長期的積澱， 早已形成共有的特質， 即重文輕武， 喜靜不喜動，善思考而惡勞作。這些特質對軍人來説是致命的弱點。
1874 年秋， 英國海軍軍官壽爾(Henry N. Shore)到福建船政學堂訪問。學生們用毛筆繕寫作業及其作業本之整潔，都給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但壽爾在仔細觀察之後，卻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從智力來説，他們和西方的學生不相上下， 不過在其他各方面則遠不如後者。他們是虛弱孱小的角色，一點精神或雄心也沒有，在某種程度上有些巾幗氣味。這自然是由撫育的方式所造成的。下完課，他們只是各處走走發呆，或是做他們的功課，從來不運動，而且不懂得娛樂。”
記者認為，這樣的情形，至今也沒有徹底“根治”。由於中西方的文化差異，壽爾評論，難免會被疑為偏見。但戰爭的規則只承認優勝劣敗，任何國家或民族，評價軍人優劣的客觀標準必然有其相同的素質要求。船政後學堂的學生在校期間沒有受到應有的軍事教育和訓練，書本知識學得再好，也不過是一介書生，與培養近代海軍軍官的要求相去甚遠。後來優秀者被派往海軍強國英國進行深造，從現存的史料看，他們在留學期間對海軍軍事理論卻幾乎沒有涉獵。軍人素質亦未能得到加強。
明知不達標，不得不重用
作為軍人，身體強健永遠都是先決條件，否則根本無法應付高強度的軍事訓練和緊張激烈的戰爭。而且，身體如果不堪重負，在此基礎之上的軍人應有的理想、信念、敬業、尚武、獻身等精神素質，也必然要大打折扣。從這個意義上説，船政學堂畢業生和海軍留學生的素質，都存在嚴重的缺陷。他們既無軍人的體魄和精神，又缺乏軍官的軍事思想素養，只不過是掌握了一定的近代海軍專業技能的文弱書生。作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批受過正規培訓的新型海軍軍官，他們尚未達到其所要擔負的新的歷史使命的要求。
李鴻章從為北洋購置第一批炮船開始，即陸續擇優選調船政學堂前幾屆畢業生擔任管帶、大副等要職。但是，學生官們上任不久，其素質缺陷便逐漸暴露出來。1876至1877年，李鴻章從英國購買的4艘炮船先後到華，隨即選調4名船政學堂第一屆駕駛班畢業生前來擔任管駕。但他很快發現：“四船管駕均非鋭意向上之人，中國水師人才造詣實淺，又不肯虛心求教”。後來，隨着更多的船政學堂畢業生以及海軍留學生進入北洋服役，李鴻章對他們的個性和弱點也有了更多更具體的瞭解。1881年初，他在與船政大臣黎兆棠的往來信函中，多次討論海軍學生官的素質問題。李、黎二人對這些學生官總的評價是：“閩廠學生大都文秀有餘，威武不足，誠如來示，似庶常館中人，不似武備院中人。然帶船學問究較他處為優，在因材器使，隨事陶成而已。”
當年，英人壽爾對船政學堂學生的評價，如今又在中國部分官員的口中，以另一種表述而得到證實。李鴻章明知學生官們文強武弱，不足以勝任戰船管帶，但因在帶船學問方面無人能夠取代他們，也只好“因材器使”而寄希望於將來。
■外國人看李鴻章
從與中國有接觸的所有歐洲人眼光看來，李鴻章在中國所佔的地位甚至比葛蘭斯登在英國的地位還高。因為困擾的清朝政府，每次當統治王室的王公把國家帶到戰爭的邊緣，李鴻章就是政府唯一的必須求助的人。外國使節認為中國可能作為理智談判對象的一人也是李鴻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