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求帶魯國的兵打敗了齊國的軍隊，季康子問冉求：“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求説“學之於孔子。”這是冉求為孔夫子弄虛作假。孔子自己就對衞靈公説過：“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承認他只懂得祭祀，不懂得軍事。孔子這個人，還是比較實事求是，也比較有自知之明的。“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這是他一貫的風格，對他的弟子們這樣説，自己也這樣做。
這樣的例子很多。孔子曾説：“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他承認自己對於下情的無知，對於鄉下人(鄙夫)所提的問題，腦袋裏“空空如也”。達巷那個地方有人説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孔子聽到這句話後對他的弟子們説：“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他承認自己既不懂得御馬，又不擅長於射箭。樊遲向孔子請教有關莊稼的事，他回答説：“吾不如老農。”
樊遲向孔子請教有關苗圃的事，他回答説：“吾不如老圃。”答得相當坦然，沒有半點遮掩。如此等等，除了説明孔夫子比較實事求是，較有自知之明，還説明一點，對於兵革與稼穡之事，孔夫子是一竅不通的。
那麼，他是否因為“不知”或“不如”而想去補上這空白呢？不是，他其實是不屑於懂得兵革與稼穡之事的。
以上引文中説的“吾執御矣”一言，有學者翻譯為“我學御馬(車)吧”，我以為是不得當的，後面這個“執御”，“御”的應當是“執御”與“執射”之人，他認為君子只要懂得“御人之術”，自會有人為他“執射”與“執御”的。
以上引文説的“叩其兩端”，有學者翻譯為“從頭尾兩端去探求”，並説這是一種很有意義的思想方法，但對事物本身一無所知，又能“叩”出什麼東西來呢？
至於向他學稼學圃的樊遲，《論語》明明白白地寫着，剛一轉身出門，就被他罵為“小人”了，因為樊遲不懂得“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的道理，不懂得“君子”只要懂得禮與義，“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哪須懂得稼穡之事？
孔子是主張禮義治國的，但他不如在他之前一百七十多年的管仲。管仲也認為“禮義廉恥”為“國之四維”，並説過“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但管仲強調禮義的重要性，有一個堅實的基礎，即“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因而致力於國之“倉廩實”與民之“衣食足”，致力於“通貨積財，富國強兵”。他也不如在他千餘年之後的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立李治為太子後，“遇物則誨之”。見李治吃飯，就説：“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而不是説你以後當的是皇帝，“焉用稼”？看到李治見騎馬，就説：“知其勞，而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而不是説貴為天子者，哪須懂得這些雕蟲小技？所以，孔夫子的禮義治國，雖然顯得博大，卻是不夠堅實。
他曾説過：能以禮讓來治理國家，那還有什麼困難？不拿禮來治國，空談禮義又有什麼意義？問題恰恰在於，禮讓治國，如果沒有“通貨積財，富國強兵”作為基礎，其本身就是一句空話。
假如孔夫子只是一個古代的學者，自然不能苛求於他，因為人的精力都相當有限。但作為政治家的孔子，或者説，作為孔夫子的治國方略，那麼，就不能不説這是一個致命弱點了。或許有人會以他在魯國的治績來為他申辯，然而，那“與聞國政三月”的實際成效，《史記·孔子世家》説的是：賣羊羔豬豚的不隨意抬價;男女行路分道而走;遺留在路上的東西沒人撿拾;從四方來到城邑的客人不必向官吏請求，全都給予接待，如同回到了家。如此等等，大致都屬“禮義”之範疇，都是精神文明建設方面的業績，説不準還只是一個“面子工程”。假如民不富，國不強，這種太平景象能否維持，大概也是未知數。
孔夫子棲棲惶惶地到處奔走而“天下莫能容”，沒有一個君主想用他的一套去治國，未必都是別人的恥辱，其本身的致命弱點，無疑是很關鍵的一個因素。在大張旗鼓地尊孔祭孔業已成為時髦的今天，我以為很有必要指出這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