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變時期，清朝政府曾指責康有為“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以之作為維新派大逆不道的罪狀。當時道路傳言，議論紛紛，史籍、筆記中多有記載。但是，由於這一消息過於聳人聽聞，康有為對此又一直矢口否認，多年來，歷史學家們大都不予置信。實際上，它確有其事。康有為不僅曾準備“劫制”西太后，而且曾準備乘機捕殺。筆者於日本外務省檔案中獲得了可靠的證據。
1898年9月28日，清政府將譚嗣同、楊深秀等六人處決。次日，以光緒皇帝的口氣發佈上諭説：
主事康有為首倡邪説，惑世誣民，而宵小之徒，羣相附和，乘變法之際，隱行其亂法之謀，包藏禍心，潛圖不軌，前日竟有糾約亂黨，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經察覺，立破奸謀。又聞該亂黨私立保國會，言保中國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實堪髮指。朕恭奉慈闈，力崇孝治，此中外臣民之所共知。康有為學術乖僻，其平日著作，無非離經叛道，非聖無法之言。茲因其素講時務，令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上行走，旋令趕上海辦官報局，乃竟逗留輦下，構煽陰謀，若非仰賴祖宗默佑，洞燭幾先，其
大清並不是一個法治傳統很盛的國家，單憑“惑世誣民”、“離經叛道”、“非聖無法”一類字眼，清政府完全可以下令捉拿康有為，處決譚嗣同等人。“上諭”特別提出“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顯然事出有因。
據惲毓鼎《崇陵傳信錄》一書記載，政變前夕，當西太后盛怒還宮時，曾指責光緒皇帝説：“我撫養汝二十餘年，乃聽小人之言謀我乎？”又説：“痴兒，今日無我，明日安有汝乎？”惲毓鼎曾隨侍光緒多年，上述記載自非無根之談。費行簡的《慈禧傳信錄》一書所記與惲書大體相同，但更明確。它記西太后大罵光緒説：“汝以旁支，吾特授以大統，自四歲入宮，調護教誨，耗盡心力，爾始得成婚親政。試問何負爾，爾竟欲囚我頤和園，爾真禽獸不若矣！”《清廷戊戌朝變記》所載亦同。西太后責問光緒説：“康有為叛逆，圖謀於我，汝不知乎？尚敢迴護也！”綜觀上述材料，可以確定：西太后認為，光緒皇帝和康有為串通，準備將她囚禁於頤和園，因而才有前述29日的上諭。
對清政府的指責，康有為多次矢口否認，反説是袁世凱的離間計。1908年，他在《上攝政王書》中説：
戊戌春夏之交，先帝發憤於中國之積弱，強鄰之侵凌，毅然維新變法以易天下。其時慈宮意旨所在，雖非外廷所能窺伺，就令兩宮政見小有異同，而慈孝感召之誠，終未嘗因此而稍殺。自逆臣世凱無端造出謀圍頤和園一語，陰行離間，遂使兩宮之間常有介介，而後此事變遂日出而不窮，先帝所以備歷艱險以迄今日，實維此之故。
康有為這封信的主旨在於説明光緒“仁孝”而西太后“慈”，因此説了許多違心的話，如所謂“慈孝感召之誠”云云，即是自欺欺人的謊言。康有為進一步聲稱：“推袁世凱所以造出此無根浮言之故，全由世凱受先帝不次之擢，其事頗為廷臣所屬目，而盈廷洶洶，方與新政為難，世凱忽生自危之心，乃幻出此至狠極毒之惡謀，如俗諺所謂苦肉計者以自求解免，此戊戌冤獄之所由起也。”康有為的這段話實在沒有多少説服力。袁世凱為了自求解免，向榮祿、西太后邀寵，出面告密就可以了，何必一定要造出“謀圍頤和園”一類的謠言來呢？須知，一經查實沒有此事，袁世凱的欺誑之罪也不會很小。老奸巨猾的袁世凱不會這麼幹的。
西太后是維新運動的最大障礙。殺一個榮祿，並不能完全解決問題。由殺榮祿而包圍頤和園，處置西太后，這是順理成章的事。事實上，維新派早就有過類似想法：康有為聲稱，如果要“尊君權”，“非去太后不可”。楊深秀也曾向文悌透露：“此時若有人帶兵八千人，即可圍頤和園，逼脅皇太后。”
最可靠的確證是畢永年的《詭謀直紀》。畢永年，湖南長沙人，會黨首領，譚嗣同、唐才常的好友。戊戌政變前夕到達北京，被引見康有為，受命在包圍頤和園時，乘機捕殺西太后。《詭謀直紀》是他關於此事的日記，節錄如下：
二十九日……夜九時，(康)召僕至其室，謂僕曰：“汝知今日之危急乎？太后欲於九月天津大閲時弒皇上，將奈之何？吾欲效唐朝張柬之廢武后之舉，然天子手無寸兵，殊難舉事。吾已奏請皇上，召袁世凱入京，欲令其為李多祚也。”
八月七年級日，僕見譚君，與商此事，譚雲：“此事甚不可，而康先生必欲為之，且使皇上面諭，我將奈之何！我亦決矣。兄能在此助我，甚善，但不知康欲如何用兄也。”午後一時，譚又病劇，不能久談而出。夜八時，忽傳上諭，袁以侍郎候補。康與樑正在晚餐，乃拍案叫絕曰：“天子真聖明，較我等所獻之計尤覺隆重，袁必更喜而圖報矣。”康即起身命僕隨至其室，詢僕如何辦法。僕曰：“事已至此，無可奈何，但當定計而行耳，然僕終疑袁不可用也。”康曰：“袁極可用，吾已得其允據矣。”乃於幾間取袁所上康書示僕，其書中極謝康之薦引拔擢，並雲赴湯蹈火，亦所不辭。康謂僕曰：“汝觀袁有如此語，尚不可用乎？”僕曰：“袁可用矣，然先生欲令僕為何事？”康曰：“吾欲令汝往袁幕中為參謀，以監督之何如？”僕曰：“僕一人在袁幕中何用，且袁一人如有異志，非僕一人所能制也。”康曰：“或以百人交汝率之，何如？至袁統兵圍頤和園時，汝則率百人奉詔往執西后而廢之可也。”
九年級日，但見康氏兄弟及梁氏等紛紛奔走，意甚忙迫。午膳時錢君告僕曰：“康先生欲弒太后奈何？”僕曰：“兄何知之？”錢曰：“頃樑君謂我雲：先生之意，其奏知皇上時，只言廢之，且俟往圍頤和園時，執而殺之可也，未知畢君肯任此事否？兄何不一探之等語。然則此事顯然矣，將奈之何？”僕曰：“我久知之，彼欲使我為成濟也，兄且俟之。”
此件大約寫作於1899年初。當時，畢永年和康有為矛盾已深，寫成後交給了日人平山周，平山周交給了日本駐上海代理總領事小田切萬壽之助。同年2月8日，小田切萬壽之助將它上報給日本外務次官都築馨六。它為了解康有為謀圍頤和園、捕殺西太后的有關活動提供了最確鑿的材料。它所記載的某些情節也可與其他材料互相印證。例如捕殺西太后的人選，除畢永年外，還曾急催唐才常入京，這正與袁世凱《戊戌日記》所載譚嗣同稱“電湖南召集好將多人”相合。又如它記載康有為告訴畢永年，已派人往袁處離間袁世凱與榮祿之間的關係，這同《康南海自編年譜》的説法一致。當然，也有個別情節不準確，例如它記夜訪袁世凱的為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三人，這是因為譚嗣同沒有將全部真實情況告訴畢永年，出於猜測之故。
在《上攝政王書》中，康有為説：“今者兩宮皆棄臣民而長逝矣，臣子哀痛有所終極，過去陳跡漸如煙雲。雖然，千秋以後之史家，於戊戌之事豈能闕焉而弗為記載，使長留謀頤和園之一疑案不得表白，則天下後世非有疑於先帝之孝，則有疑於先帝之明，而不然者又將有疑於大行太皇太后之慈。”為了維護封建倫理，康有為力圖否認有關事實。他沒有想到，這一“疑案”終於得出了違反他的意志的“表白”。歷史是糊弄不得的。
然而，“謀圍頤和園”一説確實出於袁世凱。他的《戊戌日記》對譚嗣同夜訪有詳細的記載，內稱：
(譚)因出一草稿，如名片式，內開榮某謀廢立弒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凱初五請訓，請面付硃諭一道，令其帶本部兵赴津，見榮某，出硃諭宣讀，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為直督，傳諭僚屬，張掛告示，佈告榮某大逆罪狀，即封禁電局鐵路，迅速載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圍頤和園，一半守宮，大事可定。如不聽臣策，即死在上前各等語。予聞之魂飛天外，因詰以“圍頤和園欲何為？”譚雲：“不除此老朽，國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問。”
袁世凱自認，是他向榮祿告密的。袁在日記中稱，他寫這篇日記，是為了“交諸子密藏”，“以徵事實”。當然，袁世凱為人陰險奸詐，他的話不能輕信，必須以其他材料驗證。
王照逃亡日本後在與犬養毅的筆談中説：
梁啟超、譚嗣同於九年級夜往見袁，勸其圍太后，袁不允。
在維新運動中，王照與康有為關係密切。當新舊兩派鬥爭日益尖鋭的時候，康有為曾動員他遊説聶士成率軍保衞光緒。譚嗣同夜訪袁世凱之際，康有為又曾和他一起商議，“令請調袁軍入勤王”。因此，他的話不會沒有根據。
李提摩太在《留華四十五年記》中説：
在頒佈維新諭旨時，守舊派怨恨皇帝荒唐的計劃，可能很快地使大清毀滅，他們懇求慈禧將一切的政權都掌握在她自己手裏。她下諭秋天要在天津閲兵。皇帝恐怕在檢閲的藉口之下，慈禧將要奪取所有權柄，而把他放在一邊。維新黨催着他要先發制人，把她監禁在頤和園，這樣才可以制止反對派對於維新的一切障礙。皇帝即根據此點召見榮祿部下的將領袁世凱，計算在他的支持下，帶兵至京看守她住的宮殿。
又説：
維新黨都同意要終止反動派的阻力，惟一的辦法就是把慈禧關閉起來。
李提摩太是康有為替光緒皇帝聘請的顧問，參與維新機密。光緒求救的密詔傳出之後，康有為、譚嗣同曾分別拜訪他，和他一起商討“保護皇帝”的辦法。因此，李提摩太的上述回憶自然也不是捕風捉影之談。
許世英在回憶錄裏説：戊戌那一年，他在北京，聽到“圍園”的有關傳説，曾經跑去問劉光第，劉説：“確曾有此一議。”許世英的回憶錄寫於晚年，他沒有説謊的必要。
梁啟超記譚嗣同夜訪袁世凱時説：
榮祿密謀，全在天津閲兵之舉。足下及董、聶三軍，皆受榮所節制，將挾兵力以行大事，雖然，董、聶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變起，足下以一軍敵彼二軍，保護聖主，復大權，清君側，肅宮廷，指揮若定，不世之業也。
史家們千萬不能忽略這“肅宮廷”三字，如果不對西太后採取措施的話，宮廷又如何能“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