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遷這事兒，並不是今天才有，古時候也經常發生。特別是商品經濟比較活躍、自發的城市化比較迅速的歷史時期，人們在城市中見縫插針一樣修建住宅、商鋪、出租屋，侵佔街道，造成城市空間的擁擠。這時候，政府往往就會要求居民拆遷。比如宋代，便是這樣一個時代。
宋代時，原來的“坊市制”已經瓦解，政府不再刻意追求整齊劃一的城市規劃，市民獲得了自由建築房屋與商鋪的機會(在坊市制時代，哪裏可以建房，哪裏可以開鋪，都由政府嚴格規劃好)，如此一來，城市難免顯得雜亂無章。同時，城市商業的興起，又促使商民們競相開設商鋪、侵佔街道，各種“違章建築”層出不窮，在當時，這叫作“侵街”。由於侵街嚴重，汴京甚至出現“甲第星羅，比屋鱗次，坊無廣巷，市不通騎”的仄逼局面。
因此，從宋代史書上，我們經常可以看到“拆遷”的記載。如開寶九年(976)，宋太祖“宴從臣於會節園，還經通利坊，以道狹，撤侵街民舍益之”。宋太祖赴宴歸來路上，發現汴京通利坊的街道非常狹窄，便下令拆遷部分違章建築，擴展了道路。又如大中祥符五年(1012)十二月，宋真宗曾令開封府“毀撤京城民舍之侵街者”，即將侵佔街道的違章建築拆掉，不過因為當時“方屬嚴冬，宜俟春月”，又下詔暫停了拆遷。
需要説明的是，以前的拆遷，通常都是政府行為，至於民間的房地產交易，是不能使用強制拆遷的手段的，只能買賣雙方坐下來談價錢，談不妥拉倒，談妥了就籤合約。當然，一些權勢人家倚勢欺人、強拆民宅的事情也時有發生，但這不是社會常態。而政府拆遷的目的，通常也是出於公共用途，比如為了拓寬街道、修築城牆。
那麼宋朝有沒有拆遷補償呢？有的。中國自古承認私有物權，拆遷作為對私有物業的徵用，當然必須作出合適的補償。
宋神宗元豐六年(1083)正月，汴京又出現了一次拆遷，因為要開挖汴京新城的四面壕溝，需“移毀公私舍屋土田”。
既然要拆遷，就涉及補償，當時朝廷便委任一個叫作楊景略的官員，專門負責拆遷補償。根據拆遷的補償方案，對土地被徵用的民户，政府“估值給之，或還以官地”;被拆遷的官營房、民墳、寺舍，則由一個叫作“京城所”的機構安排“撥移修蓋”。
從這次拆遷記錄可以看出，當時宋政府對拆遷户的補償，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實物補償，即由政府另撥給官地、另造房屋還給拆遷户;一種是貨幣補償，按照房地產的市場價，給予賠償。但具體賠償多少錢，史料極少記錄。
不過，元豐六年閏六月的另一次拆遷，則留下了政府補償標準的記載。
當時開封府搞了一次大規模的市容市貌整頓，按照規劃，城牆內側三十步範圍內的官私建築物都要拆遷，以便留出足夠的城市公共空間。負責拆遷工程的是開封府的推官祖無頗。祖推官統計了工程涉及的拆遷户數目，並一户一户參驗地(房)契，再根據當時開封府的房地產價格，計算出被拆遷物業的估值，總共有“百姓屋地百三十家，計值二萬二千六百緡”。此外，尚有一部分寺觀、官屋也要拆遷，由“京城所”擇地重建。
130家拆遷户，共補償22600貫錢。算下來，平均每户可獲得政府補償170多貫錢。朝廷批准了這個拆遷補償標準，由户部撥款支付。
那麼每户170多貫錢的補償到底是高是低呢？這需要參照當時汴京的物價與市民收入水平。北宋時，在汴京街邊擺個小攤做小買賣的社會底層人物，一天約有幾十至一百文錢左右的收入，170多貫錢大約是一個底層小市民五六年的收入;從物價的角度來看，北宋開封的房價，繁華地段絕對是“寸土寸金”，170多貫錢肯定買不了一間像樣點的房子。
不過，這次拆遷的房屋都在城牆附近，屬於偏僻之地，又是一般平房，房價毫無疑問要遠低於市中心的豪宅，北宋前期，在開封府下轄的中牟縣，100貫錢就可以購買到一套很好的住宅了。應該説，每户170多貫錢的補償是參照時價計算出來的，雖然不高，但還算在合理區間。
